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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这个近邻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未来的话题，无论是经济、文化或者是军事领域，无论你是政治领袖还是企业家，也无论你是军人还是平民，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都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必需课。
近百年前，中国军事战略家蔡锷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今天，中国仍然被挡在这道坎的前头。
文化归属与地理征服
在世人印象中，日本是善模仿而不善思考的民族。但自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发生了全面变化，其思维方式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领导这一社会变革的青年武士，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口号，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产业群随之产生，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政策——名为“四方”，其实只是西方，即中国及其周边所属势力范围。
地理上一衣带水，生理上一脉相承，让日本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无所不在的“中国”熏陶濡染，又固化成日本一种恒定的心理，即自觉自愿地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南宋被蒙古征服，君臣军民崖山集体蹈海，日本为之举国戴孝，认为中华正统文化已灭，东瀛成为中华文化余脉。晚清中国改革失败，革命兴起，日本先是保护康梁立宪派，后来又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党人，并先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至今，中国原藩属国越南、朝鲜半岛俱已废除汉字，唯日本对汉字珍视如初。
地理、生理、心理，使日本与中国纠结出复杂的“血缘关系”。世人但知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岂不知，日本却视并吞中国为地理、生理和心理的回归。相当程度上，受这种“血缘关系”的支配，日本始终有一种登陆靠岸、西进中国的莫名动力。
自中国明朝后期，日本战略家丰臣秀吉就计划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他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虽然没有如愿，但他的思想，却成为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此后四百余年，日本处心积虑“谋华”。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為军人必读教材。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晚年成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
日本始终在专研中国
受征服庞大中国使命的驱使，对中国社会情势的全面分析，对中国的各种战略研究，对日本自身境况的分析对照，在日本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自觉。这种集学术研究、政治和军事战略于一体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当时名列世界500强第一的日本财团“三井物产”，旗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战胜中国》。此人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要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
2015年2月份，日本前联合舰队司令五位睦佳海军中将发表了一篇文章，凭空断言中国的国家目标就是称霸世界，并且按照日本二战前称霸世界的战略路线图，给中国设定了三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先“吞并台湾，完全控制东海和南海”，第二阶段，“恢复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版图，走出第二岛链”，第三阶段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
综观日本政府近年所为，其国家政策正是上述战略思想的体现。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不仅学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精髓，二战后又学到了美国在大型企业中设立战略智库的做法。在日本财团成为日本国家主体之后，各财团纷纷出巨资成立战略智库。著名的松下财团，旗下有一个“政经塾”，它不像一般智库那样写写文章搞搞研究，只培养战略学者，以为国家建言献策，而是面向全社会招收具有战略素养的学员，然后专职对每个人进行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哲学、历史的系统教育。最重要的是，松下“政经塾”还对每个人进行相当专业的军事训练，然后将这些文武双全的战略人才送入日本政界、商界和军界，迄今已培养出众议院议员31人，参议院议员7人。
在企业担负培养国家领导人使命的同时，政府各职能系统，已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和企业财团之间形成无法剥离的血肉联系，而日本财团与财团之间，更是早就形成了分工不分家、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整体，在世界上所向披靡。
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但是，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面前，中国人脑中的那种“永不再战”的希望，就如大海狂飙下一盏微弱的孤灯，经不起一点点现实的风吹雨打。近代中国，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苦难，而居然没有明白一个基本的常识：只有强大者才有资格谈论和享受和平。
在日本，研究中国方方面面的书籍汗牛充栋，在中国，涉及日本的多是当年抗战的故事。在军事阶段的战争之前，是思想战、文化战和心理战；是经济战，是技术战和人才战；是政治战和外交战。这些层面的“战”之后，才是军事层面的最后较量。在日本，一门心思准备“战胜中国”的人比比皆是，在中国，思考如何防御日本、战胜日本的人有几个？
（摘自《启迪与智慧》）
近百年前，中国军事战略家蔡锷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今天，中国仍然被挡在这道坎的前头。
文化归属与地理征服
在世人印象中，日本是善模仿而不善思考的民族。但自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发生了全面变化，其思维方式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领导这一社会变革的青年武士，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口号，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产业群随之产生，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政策——名为“四方”，其实只是西方，即中国及其周边所属势力范围。
地理上一衣带水，生理上一脉相承，让日本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无所不在的“中国”熏陶濡染，又固化成日本一种恒定的心理，即自觉自愿地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南宋被蒙古征服，君臣军民崖山集体蹈海，日本为之举国戴孝，认为中华正统文化已灭，东瀛成为中华文化余脉。晚清中国改革失败，革命兴起，日本先是保护康梁立宪派，后来又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党人，并先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至今，中国原藩属国越南、朝鲜半岛俱已废除汉字，唯日本对汉字珍视如初。
地理、生理、心理，使日本与中国纠结出复杂的“血缘关系”。世人但知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岂不知，日本却视并吞中国为地理、生理和心理的回归。相当程度上，受这种“血缘关系”的支配，日本始终有一种登陆靠岸、西进中国的莫名动力。
自中国明朝后期，日本战略家丰臣秀吉就计划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他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虽然没有如愿，但他的思想，却成为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此后四百余年，日本处心积虑“谋华”。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為军人必读教材。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晚年成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
日本始终在专研中国
受征服庞大中国使命的驱使，对中国社会情势的全面分析，对中国的各种战略研究，对日本自身境况的分析对照，在日本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自觉。这种集学术研究、政治和军事战略于一体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当时名列世界500强第一的日本财团“三井物产”，旗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战胜中国》。此人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要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
2015年2月份，日本前联合舰队司令五位睦佳海军中将发表了一篇文章，凭空断言中国的国家目标就是称霸世界，并且按照日本二战前称霸世界的战略路线图，给中国设定了三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先“吞并台湾，完全控制东海和南海”，第二阶段，“恢复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版图，走出第二岛链”，第三阶段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
综观日本政府近年所为，其国家政策正是上述战略思想的体现。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不仅学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精髓，二战后又学到了美国在大型企业中设立战略智库的做法。在日本财团成为日本国家主体之后，各财团纷纷出巨资成立战略智库。著名的松下财团，旗下有一个“政经塾”，它不像一般智库那样写写文章搞搞研究，只培养战略学者，以为国家建言献策，而是面向全社会招收具有战略素养的学员，然后专职对每个人进行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哲学、历史的系统教育。最重要的是，松下“政经塾”还对每个人进行相当专业的军事训练，然后将这些文武双全的战略人才送入日本政界、商界和军界，迄今已培养出众议院议员31人，参议院议员7人。
在企业担负培养国家领导人使命的同时，政府各职能系统，已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和企业财团之间形成无法剥离的血肉联系，而日本财团与财团之间，更是早就形成了分工不分家、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整体，在世界上所向披靡。
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但是，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面前，中国人脑中的那种“永不再战”的希望，就如大海狂飙下一盏微弱的孤灯，经不起一点点现实的风吹雨打。近代中国，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苦难，而居然没有明白一个基本的常识：只有强大者才有资格谈论和享受和平。
在日本，研究中国方方面面的书籍汗牛充栋，在中国，涉及日本的多是当年抗战的故事。在军事阶段的战争之前，是思想战、文化战和心理战；是经济战，是技术战和人才战；是政治战和外交战。这些层面的“战”之后，才是军事层面的最后较量。在日本，一门心思准备“战胜中国”的人比比皆是，在中国，思考如何防御日本、战胜日本的人有几个？
（摘自《启迪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