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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北唐县；淑闾；东周墓葬
【摘 要】2006年5-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中，对唐县在淑闾遗址的三座东周墓葬进行了发掘。墓葬保存完整，出土遗物种类较多，为冀中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淑闾遗址位于唐县高昌镇淑闾村西至唐县城北的一座兵营（汽训队）之间，向南延伸越过村西南的唐河灌渠。2006年5-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淑闾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6平方米，分为Ⅰ区、Ⅱ区、Ⅲ区。其中，Ⅰ区发掘面积最大，发现夏、东周、汉等多个时期的遗存，东周遗存中有3座墓葬较为重要，现予以刊布。
墓葬位于唐县高昌镇淑闾村西0.7公里处，北距峪山（属太行山）约1.5公里，西南距唐县县城1公里，南距唐河灌渠0.1公里（图一）。
一、 墓葬形制
三座墓葬均开口于②层下，形制大体相同，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小型墓，长2米左右，宽1米左右。自南向北分别为M1、M2、M3，大体呈西南—东北向排列，间距30～50米。
M1 位于Ⅰ区东南部，探方N105E104西北角，头端上部被H83打破，同时打破H84。方向95°。墓口距地表0.6～0.7米，长2米，宽1.2米；墓底与墓口长度相同，宽1.1米，深2米。墓圹填土为花土，土质松软，未经夯打。葬具为一棺，长约1.4米，宽约0.55米，残高0.45米，棺板厚5厘米。棺内人骨架一具，已严重腐朽为粉末状，性别年龄不详，仰身屈肢，面向南，双腿蜷曲偏向北侧。棺内无随葬品。墓圹东壁偏南处有一头龛，宽30～35厘米，高30.8厘米，深20厘米，距墓底40厘米，内放置陶鬲、陶罐各一（图二）。
M2 位于Ⅰ区东部，探方N111E106西北部，头端东南角被H125打破。方向83°。墓口距地表0.9米，长2.5米，宽1.16～1.26米；墓底长2.2米，宽0.93～1.05米，深1.71米。墓圹填土为黄褐、灰褐相杂花土，土质松软，未经夯打。墓口以下0.4米处平面东部堆积大量石块，在石块之间南北并列放置3具马头骨，马头吻部朝东，在马头骨周围出土马具和饰品20件。墓口向下1.31米处有熟土二层台，宽0.12～0.17米。葬具为一棺，残存板灰痕迹，长2.05米，宽0.75米，高0.4米，厚3～5厘米。棺上四周二层台上分布石块若干，应为象征性石椁。棺内有骨架一具，保存较好，仰身直肢，面向上，女性，年龄55～60岁之间。墓主头顶和腰部出土铜泡饰14件，头顶泡饰有织物痕，应为覆面上缝缀的泡饰。耳部出土弹簧形耳环2件，胸部出土铜镜形饰一件，颈部出土玉串饰5件（图三）。
M3 位于Ⅰ区东北部，探方N122E106中部，打破G3。方向6°。墓口距地表0.55米，长1.9米，宽0.7米；墓底距墓口深0.8米，长1.7米，宽0.30～0.42米。墓圹填土为黄褐、灰褐相杂花土，土质略硬，较纯净，未经夯打。葬具为一棺，仅存板灰痕迹，长1.72米，宽0.3~0.42米，残高0.2米。木棺外侧为熟土二层台。棺内有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面向东，已严重腐朽，仅存四肢部分长骨。在木棺外东北角二层台上出土陶盂1件（图四）。
二、随葬品
根据材质不同，分为陶器、铜器、玉器等。
1、陶器
陶鬲 1件。M1∶1，夹砂灰陶，折沿方唇，束颈，鼓腹，最大腹径位于中下部，裆近平，三尖足，整体似罐形。领部以下饰粗绳纹，呈花生皮状。内有小型动物（羊？）肋骨2条。口径15厘米，高16.5厘米，足高0.5厘米（图五，1）。
陶罐 1件。M1∶2，泥质灰陶，侈口方唇，矮领，束颈，溜肩，鼓腹略显折角，最大腹径位于中部，平底。表面磨光。口径8.6厘米，腹径13.5厘米，底径6.5厘米，高9.7厘米（图五，2）。
陶盂 1件。M3∶1，泥质灰陶，圆唇折沿，沿内略下凹，直领，鼓腹，最大腹径在下部，平底。素面，颈部与腹部之间有凸棱一道。口径19厘米，腹径18.8厘米，底径8厘米，高12.9厘米（图五，3）。
2、铜器
（1）装饰品
泡饰 14件。标本M2∶1，锈蚀严重，圆形，凸面，背有桥形钮，直径1.2厘米。
镜形饰 1件。M2∶4，圆形，背有桥形钮，钮上磨损呈内凹状，素面，直径7厘米（图六，3）。
耳环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标本M2∶3，为铜条盘绕成弹簧状，直径4.5厘米（图六，4）。
（2）马具
马衔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标本M2∶24，为2节8字形铜衔相连，外环呈椭圆形，内环为圆形，内环小于外环，长20.8厘米（图六，1）。
转环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标本M2∶26，为以转轴相连的大小不等的两个圆环，环内外遗留铸造痕迹，大环直径2.8厘米，小环直径2.5厘米，通长5.5厘米（图六，2）。
细腰 16件。标本M2∶30，为剖面圆形的铜条，中间较细，长2.5厘米。
3、玉器
串饰 5件。标本M2∶23，圆球状，中有穿，直径1厘米。
三、结 语
三座墓葬皆与其他遗迹存在叠压打破关系。M1的层位关系为 H83→M1→H84；M2的层位关系为 H125→M2→生土；M3的层位关系为②→M3→G3。其中H83、H84、H125出土陶片最晚为东周时期，由此可知M1、M2的年代为东周时期。G3为夏时期聚落的环壕，M3开口以上的②层为明清文化层，以此可知M3年代的上下限。
三座墓葬保存基本完好，均出土有可供断代的遗物，据此可大致确定墓葬的年代。
M1出土陶鬲的形制与徐水大马各庄M7∶1[1]、燕下都D6T22①∶25[2]相近，只是纹饰与后两者同类器有所差别；陶鬲的口沿、足跟及粗绳纹与唐县西城子城址出土的陶鬲残片相近[3]。唐县南放水城址的东周遗存中也有此种陶鬲[4]，虽无图片，但根据“乳足”的描述，形制可能也大致相同。M1出土陶罐的形制与山东曲阜鲁故城M207∶5[5]相近，而且器表都为磨光。以上用于对比的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只有曲阜鲁故城M207可早到春秋中期，而陶罐的演变敏感度要比陶鬲弱些，因此暂以陶鬲的年代为准，将M1的年代定在春秋晚期，晚至春秋战国之交。
M2中未发现陶器，墓葬中的象征性石椁和马衔可为判定年代提供参考。从发掘数量较多的灵寿城址鲜虞墓葬石椁墓的演变观察[6]，象征性石椁出现于战国早期（灵寿M8221）。玉皇庙墓地的这种石椁时代为春秋晚期后段[7]，如YYM392，墓主同样为女性，也有覆面铜泡、服饰铜泡以及铜弹簧形耳环。M2出土的椭圆形外环马衔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马衔的主要形制，大约出现于春秋早期[8] 。灵寿城址附近的几座墓葬（M8002、8004）也出土此类马衔，时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而玉皇庙、冀北、晋北等地的战国中期以前狄人墓葬出土的马衔或为马镫式，或为8字形外环式，直到战国中期，椭圆形外环马衔才在北方长城地带出现[9] 。由此可见，椭圆形外环马衔有从早到晚自南向北传布的趋势，那么处在中原与北方长城地带中间的冀中地区这种马衔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春秋早期之后，战国中期之前。结合两种分析，可大致圈定M2的年代范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间段。
M3出土的陶盂与燕下都遗址D6T58②H189∶2形制相似[10] ，后者为春秋中期，由此可大致确定M3的年代亦为春秋中期。
在文化属性上，M2文化特征鲜明，应属鲜虞（中山）遗存。M1、M3则缺乏典型的鲜虞（中山）文化因素，而与燕文化则更为接近。M1中除了陶鬲的形制与徐水大马各庄陶鬲相似外，陶器组合、墓葬形制、屈肢葬等均与大马各庄墓葬相同。但也不宜将两座墓划为燕文化墓葬，原因在于，东周时期的冀中地区是多种考古学文化的交错地区，然而文化遗存发现不多，经科学发掘的遗址（墓地）更是寥寥无几。年代序列尚未建立，各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消长还不清晰。因此，尚不具备深入讨论M1、M3的文化属性问题及其与M2的关系的条件，留待以后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解决。
发掘：刘连强、高建强
执笔：韩金秋
绘图：毛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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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徐水大马各庄春秋墓》，《文物》1990年3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86页，图二九二-1。
［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唐县西城子城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5年3期。
［4］朱永刚，段天璟：《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4期。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第101页，图六○-5。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本文以灵寿开头的墓葬均出自该报告，不另注。
［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本文中涉及玉皇庙墓地之处均出自该报告，不另注。
［8］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车马器形式研究》，载《古代文明》（一），文物出版社，2002年。
［9］邵会秋：《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载《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同［2］，第479页，图二八九-7。
〔责任编辑：张金栋〕
【摘 要】2006年5-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中，对唐县在淑闾遗址的三座东周墓葬进行了发掘。墓葬保存完整，出土遗物种类较多，为冀中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淑闾遗址位于唐县高昌镇淑闾村西至唐县城北的一座兵营（汽训队）之间，向南延伸越过村西南的唐河灌渠。2006年5-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淑闾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6平方米，分为Ⅰ区、Ⅱ区、Ⅲ区。其中，Ⅰ区发掘面积最大，发现夏、东周、汉等多个时期的遗存，东周遗存中有3座墓葬较为重要，现予以刊布。
墓葬位于唐县高昌镇淑闾村西0.7公里处，北距峪山（属太行山）约1.5公里，西南距唐县县城1公里，南距唐河灌渠0.1公里（图一）。
一、 墓葬形制
三座墓葬均开口于②层下，形制大体相同，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小型墓，长2米左右，宽1米左右。自南向北分别为M1、M2、M3，大体呈西南—东北向排列，间距30～50米。
M1 位于Ⅰ区东南部，探方N105E104西北角，头端上部被H83打破，同时打破H84。方向95°。墓口距地表0.6～0.7米，长2米，宽1.2米；墓底与墓口长度相同，宽1.1米，深2米。墓圹填土为花土，土质松软，未经夯打。葬具为一棺，长约1.4米，宽约0.55米，残高0.45米，棺板厚5厘米。棺内人骨架一具，已严重腐朽为粉末状，性别年龄不详，仰身屈肢，面向南，双腿蜷曲偏向北侧。棺内无随葬品。墓圹东壁偏南处有一头龛，宽30～35厘米，高30.8厘米，深20厘米，距墓底40厘米，内放置陶鬲、陶罐各一（图二）。
M2 位于Ⅰ区东部，探方N111E106西北部，头端东南角被H125打破。方向83°。墓口距地表0.9米，长2.5米，宽1.16～1.26米；墓底长2.2米，宽0.93～1.05米，深1.71米。墓圹填土为黄褐、灰褐相杂花土，土质松软，未经夯打。墓口以下0.4米处平面东部堆积大量石块，在石块之间南北并列放置3具马头骨，马头吻部朝东，在马头骨周围出土马具和饰品20件。墓口向下1.31米处有熟土二层台，宽0.12～0.17米。葬具为一棺，残存板灰痕迹，长2.05米，宽0.75米，高0.4米，厚3～5厘米。棺上四周二层台上分布石块若干，应为象征性石椁。棺内有骨架一具，保存较好，仰身直肢，面向上，女性，年龄55～60岁之间。墓主头顶和腰部出土铜泡饰14件，头顶泡饰有织物痕，应为覆面上缝缀的泡饰。耳部出土弹簧形耳环2件，胸部出土铜镜形饰一件，颈部出土玉串饰5件（图三）。
M3 位于Ⅰ区东北部，探方N122E106中部，打破G3。方向6°。墓口距地表0.55米，长1.9米，宽0.7米；墓底距墓口深0.8米，长1.7米，宽0.30～0.42米。墓圹填土为黄褐、灰褐相杂花土，土质略硬，较纯净，未经夯打。葬具为一棺，仅存板灰痕迹，长1.72米，宽0.3~0.42米，残高0.2米。木棺外侧为熟土二层台。棺内有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面向东，已严重腐朽，仅存四肢部分长骨。在木棺外东北角二层台上出土陶盂1件（图四）。
二、随葬品
根据材质不同，分为陶器、铜器、玉器等。
1、陶器
陶鬲 1件。M1∶1，夹砂灰陶，折沿方唇，束颈，鼓腹，最大腹径位于中下部，裆近平，三尖足，整体似罐形。领部以下饰粗绳纹，呈花生皮状。内有小型动物（羊？）肋骨2条。口径15厘米，高16.5厘米，足高0.5厘米（图五，1）。
陶罐 1件。M1∶2，泥质灰陶，侈口方唇，矮领，束颈，溜肩，鼓腹略显折角，最大腹径位于中部，平底。表面磨光。口径8.6厘米，腹径13.5厘米，底径6.5厘米，高9.7厘米（图五，2）。
陶盂 1件。M3∶1，泥质灰陶，圆唇折沿，沿内略下凹，直领，鼓腹，最大腹径在下部，平底。素面，颈部与腹部之间有凸棱一道。口径19厘米，腹径18.8厘米，底径8厘米，高12.9厘米（图五，3）。
2、铜器
（1）装饰品
泡饰 14件。标本M2∶1，锈蚀严重，圆形，凸面，背有桥形钮，直径1.2厘米。
镜形饰 1件。M2∶4，圆形，背有桥形钮，钮上磨损呈内凹状，素面，直径7厘米（图六，3）。
耳环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标本M2∶3，为铜条盘绕成弹簧状，直径4.5厘米（图六，4）。
（2）马具
马衔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标本M2∶24，为2节8字形铜衔相连，外环呈椭圆形，内环为圆形，内环小于外环，长20.8厘米（图六，1）。
转环 2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标本M2∶26，为以转轴相连的大小不等的两个圆环，环内外遗留铸造痕迹，大环直径2.8厘米，小环直径2.5厘米，通长5.5厘米（图六，2）。
细腰 16件。标本M2∶30，为剖面圆形的铜条，中间较细，长2.5厘米。
3、玉器
串饰 5件。标本M2∶23，圆球状，中有穿，直径1厘米。
三、结 语
三座墓葬皆与其他遗迹存在叠压打破关系。M1的层位关系为 H83→M1→H84；M2的层位关系为 H125→M2→生土；M3的层位关系为②→M3→G3。其中H83、H84、H125出土陶片最晚为东周时期，由此可知M1、M2的年代为东周时期。G3为夏时期聚落的环壕，M3开口以上的②层为明清文化层，以此可知M3年代的上下限。
三座墓葬保存基本完好，均出土有可供断代的遗物，据此可大致确定墓葬的年代。
M1出土陶鬲的形制与徐水大马各庄M7∶1[1]、燕下都D6T22①∶25[2]相近，只是纹饰与后两者同类器有所差别；陶鬲的口沿、足跟及粗绳纹与唐县西城子城址出土的陶鬲残片相近[3]。唐县南放水城址的东周遗存中也有此种陶鬲[4]，虽无图片，但根据“乳足”的描述，形制可能也大致相同。M1出土陶罐的形制与山东曲阜鲁故城M207∶5[5]相近，而且器表都为磨光。以上用于对比的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只有曲阜鲁故城M207可早到春秋中期，而陶罐的演变敏感度要比陶鬲弱些，因此暂以陶鬲的年代为准，将M1的年代定在春秋晚期，晚至春秋战国之交。
M2中未发现陶器，墓葬中的象征性石椁和马衔可为判定年代提供参考。从发掘数量较多的灵寿城址鲜虞墓葬石椁墓的演变观察[6]，象征性石椁出现于战国早期（灵寿M8221）。玉皇庙墓地的这种石椁时代为春秋晚期后段[7]，如YYM392，墓主同样为女性，也有覆面铜泡、服饰铜泡以及铜弹簧形耳环。M2出土的椭圆形外环马衔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马衔的主要形制，大约出现于春秋早期[8] 。灵寿城址附近的几座墓葬（M8002、8004）也出土此类马衔，时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而玉皇庙、冀北、晋北等地的战国中期以前狄人墓葬出土的马衔或为马镫式，或为8字形外环式，直到战国中期，椭圆形外环马衔才在北方长城地带出现[9] 。由此可见，椭圆形外环马衔有从早到晚自南向北传布的趋势，那么处在中原与北方长城地带中间的冀中地区这种马衔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春秋早期之后，战国中期之前。结合两种分析，可大致圈定M2的年代范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间段。
M3出土的陶盂与燕下都遗址D6T58②H189∶2形制相似[10] ，后者为春秋中期，由此可大致确定M3的年代亦为春秋中期。
在文化属性上，M2文化特征鲜明，应属鲜虞（中山）遗存。M1、M3则缺乏典型的鲜虞（中山）文化因素，而与燕文化则更为接近。M1中除了陶鬲的形制与徐水大马各庄陶鬲相似外，陶器组合、墓葬形制、屈肢葬等均与大马各庄墓葬相同。但也不宜将两座墓划为燕文化墓葬，原因在于，东周时期的冀中地区是多种考古学文化的交错地区，然而文化遗存发现不多，经科学发掘的遗址（墓地）更是寥寥无几。年代序列尚未建立，各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消长还不清晰。因此，尚不具备深入讨论M1、M3的文化属性问题及其与M2的关系的条件，留待以后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解决。
发掘：刘连强、高建强
执笔：韩金秋
绘图：毛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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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徐水大马各庄春秋墓》，《文物》1990年3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86页，图二九二-1。
［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唐县西城子城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5年3期。
［4］朱永刚，段天璟：《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4期。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第101页，图六○-5。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本文以灵寿开头的墓葬均出自该报告，不另注。
［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本文中涉及玉皇庙墓地之处均出自该报告，不另注。
［8］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车马器形式研究》，载《古代文明》（一），文物出版社，2002年。
［9］邵会秋：《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载《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同［2］，第479页，图二八九-7。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