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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理论是布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基于行动者的关系性思维方式的视角。在班级管理中，运用“场域”“文化资本”“惯习”等概念，将班级管理中的师生视为行动的主体，将班级场域作为行动的结构空间，通过“文化资本”这个中介，在师生共同交往的空间中促进师生行动“惯习”的转变，从而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资本”，这对于属于“文化弱势群体”的高职院校学生意义重大。
一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回顾
（一）文化资本理论的相关概念
布尔迪厄指出，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基本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这些概念不仅是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本身也反映了关系主义的基本倾向[1]，也就是说一个场域由依附于某种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构成，而惯习的形式是固定的“性情倾向”则是由沉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关系所形成，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人们正是在以资本为工具的基础上在场域内进行各种活动的。
1 场域
场域，即行动空间，回答的是行动者在哪里行动的问题，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布迪厄指出，场域是“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这些位置在客观上是由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支配、服从、类似等等）所决定的，而拥有权力或资本，则意味着可以获取场域中利害攸关的特定利润。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在特定资本分配中的位置，也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持有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他们作为场域中的一点对场域所作的观察”[2]。布迪厄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场域的一般社会空间，一方面是一种力量的场域，而这些力量是参与到场域中去的行动者所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斗争的场域，就是在这种斗争场域中，所有的行动者相互遭遇，而且，他们依据在力量的场域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3]。因此，场域具有如下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种结构性的空间，但也是由空间中的行动者建构的，具有主动的建构特征;其次，场域是一个为争夺资源而激烈竞争的场所，但身为其中的行动者也有保持或改造场域的共同目标;第三，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场域的独立性是经过激烈的斗争从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控制之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形成了本场域特殊的行动逻辑并逐渐成为支配特定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逻辑。但是，各个场域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它们都会受到元场域的制约;第四，场域的界限具有模糊性，各个社会场域之间的界限具有不明确性和复杂性，并处于互相影响的关系网络之中，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发展，特定场域的界限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 资本
资本最初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学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将其视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人们在排他性的基础上占有这种积累的劳动，资本的概念扩张到社会的各个场域之中，从而成为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同时也是强调场域内在规律性的原则，并决定了资本拥有者在场域结构中的社会位置。布尔迪厄指出，“资本排斥了对于运气的偶然性的理解，资本的占有和积累不是赌博式的过程，而是一种有秩序的连续形成的活动;同时，资本还具有一种生成性的繁殖能力，它以等量的或扩大的形式来进行自身和利润的再生产，资本具有获取各种形式利润的潜在能力，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总是趋向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4]。因此，资本就是某个特定场域中行动者通过劳动积累下来的能给他带来利益的资源，这种利益不单纯是经济的利益，其内涵因资本和场域不同而变化，“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想，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5]。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中分成的各种资本形式是用于分析各个场域的基本工具，在某个具体场域究竟哪些资本最有价值，是依具场域自身的内部结构决定。
3 惯习
惯习，即行动逻辑，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行动的问题。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积累将经验内化为人的意识，并调节行动者的行为，成为行动者与周围世界的日常联系策略或图式。
布迪厄特别指出，惯习所产生的行为并不像根据某种规范原则或固定格式推演出来的行为那样，具有严格的规律性，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因为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概念，作为一种后天具有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与不断变动的场域情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行动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些含糊不清，但它却体现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现状。所以，布迪厄提醒人们，应当从惯习的生产过程中挖掘惯习的意义，离开了过程便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是“外在性的内在化”的结果，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和“促结构化的结构”[6]。惯习概念集中体现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结构的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和基于行动过程的意义。
（二）文化资本的含义
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不同阶层的孩子在学业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指出，不同阶层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学业成就与其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基本上是对应的，也就是说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的一种资本形态”[7]，并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客观化的形式，也就是理论的具体体现，一般是以文本或文化商品的形式加以体现或对象化，如图片、书籍、机器以及工具，等等;二是身体化的形式，即内化于个人身体和心智之中的、持久且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这种形式直接存在于人的身体中;三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即以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加以认可的各种资格，如各种学位、文凭和资格证书等。文化资本和所有的资本形式一样，具有顽强的再生产能力，它们共同维持着社会的再生产，即现存的社会秩序及其不平等的状况的再生产。 二 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建构
（一）班级管理的含义
班级管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校管理者根据相关管理原理，科学地分班，配置班级管理力量，创设班级活动条件，使班级成为学校有效的育人单位。二是指班主任遵循班级管理的规律，使学生在班级里快乐地成长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职能活动[8]。在本文中，我们选取第二层含义。班级管理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管理的成功与否，决定着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成功与否。然而，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长期以来片面强调控制和服从，一味追求表面化的纪律和秩序，致使班级管理沦为教学的附庸，班级丰富的育人价值不能充分发挥。目前的高职院校班级管理理念中，“以人为本”管理理念[9]、“自主式”管理理念[10]、“基于人性化的量化”[11]管理理念都各有其特色。由于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的生源复杂，有普通高中生也有职高生，学生综合素质和学业水平也有一定的差距，并且培养目标也大不相同;且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和“文化强国”“文化兴校”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将“文化资本”理念引入高职院校班级管理中，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资本”，提高高职学生文化素养、专业理论和就业能力。
（二）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
通过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和班级管理的探讨，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涉及到班级场域、班级惯习、班级文化资本的概念，根据这几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绘制以下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图。在这个概念框架图中，强调的是利用班级中的师生个人初始的文化资本，通过他们主体间性的对话交往，构建班级场域、班级文化资本和班级惯习，同时在新的班级场域中，受到新的班级惯习和班级文化资本的影响，每个人又会获得更高级的文化资本，作为集体的班级也会获得全新的文化资本状态。
三 文化资本理念下的班级管理研究边界界定
文化资本理念下的班级管理研究有其研究边界，根据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班级文化资本：班级管理的行动工具
首先，班级文化资本包括两个层次，即个人的文化资本和班级文化资本。个人文化资本包括个人进入班级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在班级中学习生活几年后文化资本的提升;班集体的文化资本主要指班级中的各项文化制度和班级目标、班级中文本的文化资本、班级中的隐形文化氛围。其次，在班级管理中，班级文化资本的主体是班级，而不是个人。在这里，班级管理就是要建设相应文化制度和班级目标、购买文本化的文化资本、营造良好的隐形文化氛围。班级文化资本的价值取决于班级场域中师生学习与生活行动的存在;是建立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关系的核心依据，也是班级场域中处于不同客观位置中的学生与老师在学习、生活中中彼此竞争和争夺的关键所在，如评优评奖、差生转化等。第三，在班级文化资本中，有有形的文化资本（班级制度和目标、文本化的文化资本）和无形的文化资本（班级隐形的文化氛围、师生的行为举止和性情）。
（二）班级场域：班级管理的行动空间
首先，场域的建构性特征可以把班级场域视为一个由处于其中的师生共同建构的行动空间。所有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情景中发生的，个人行为策略的变化和周围空间情景的变化是双向建构、互相影响和促进的过程。每个学生由于拥有不同质量和数量的文化资本，相应地在班级场域中都有一个特定的客观位置;并对周围的环境和情景有相应的认知与感知，这种认知和感知依赖于他们对班级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从自身在班级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点出发所采取的视角。同时，每个人先前的文化资本和行为策略使他在班级场域中具有主观立场。班级场域中的行动者根据自己的主观立场和客观位置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惯习”，从而使自身的行动策略能够持久有效地适应外部情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
其次，场域的斗争性和界限的模糊性特征决定了班级场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空间。班级场域中的各种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作为一种相互关系，始终伴随班级场域的历时性而改变、伴随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不断进行着自我生成和自我更新。斗争性特征决定了处于其中的成员是竞争性的关系，他们围绕着特定文化资本展开争夺和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地赋予班级场域以新的意义和变革基础。各种力量关系和竞争关系，催生了班级场域的结构性变化和学生行为策略的的建构性变化。
（三）班级惯习：班级管理的行动逻辑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惯习作为一种具有后天生成性、能被塑造的、主观的能动的行动策略，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研究社会资本理念下高职班级管理的关键部分。班级惯习是指在班级场域中，积淀于学生身体中的心理倾向与行为方式的总和。学生在班级场域中有规律地行动，正是这种“惯习”的力量。班级惯习作为班级管理的行动逻辑，是由于：首先，“班级惯习”的建构性使得每个人的“惯习”都不是被动地复制的，而是在与班级场域和其中的行动者发生联系时，结合自己原来的行为策略，不断改组建构。作为班级场域中的成员，他们在解构和重构自己的惯习时，也影响了场域中其他成员惯习的解构和重构。其次，惯习既是在个体内部建构和生成的，也是在班级场域这一制度化学习生活环境和情境中社会性建构和生成的。在社会性因素与个体性因素的交互建构中，学生的惯习才得以生成、巩固、改造或重构。最后，班级惯习是通过大学生的行动轨迹将外在的社会结构内化到个体的身体之中，从而使个体社会化，被赋予了一整套班级场域的性情倾向系统，因此，班级惯习是一个随着时间不断建构的过程。正是这些特性，才使班级惯习成为班级管理的重要概念。 （四）走向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级管理的行动主体
在现代日趋开放的教育大环境下，在学生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在学校授课制度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的今天，大学中班级的概念也越来越模糊。班级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中的行动者：教师、学生。有关师生关系的理论，我们有过教师主体、学生客体和教师与学生都是主体的理论，以及现在的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理论。学生主体性地位的缺失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传统缺陷，特别是在班级管理中，存在大量的专制性班级管理模式，以规训为手段，遏制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因此确立一种能够体现学生“主体性”，体现师生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班级管理模式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体间性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有人把它称之为交互主体性、主体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主体间本位等。主体间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胡塞尔认为，为了使先验现象学摆脱“为我论”或“自我论”的危机，现象学必须从“自我”走向“他人”，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即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另外，他认为主体间性是一种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即“交互主体的可涉性”。主体间性是通过主体的“类比统觉”“同感”“移情”等“视域互换”来实现的。海德格尔所谈的主体间性是我与他人之间生存上的联系，是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以及我与他人对同一客观对象的认同。主体间性理论中提出了“视界融合”“对话”“交往”，使得主体间性从认识论层面转向了实践层面。在班级管理中，人际关系主要体现为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通过“共情”地“对话”“交往”达到“视界融合”，从而共同构建有意义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使班级不再是个模糊的概念、规训的组织场域，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共同体。
参考文献
[1][4]陈治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D].北京：首都
师范大学，2011.
[2][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
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4.
[3]高宜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5.
[6]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D].南京：南京师范大
学，2007.
[7]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檀传宝.德育与班级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9]孙淑桥.以人为本视域下的高职院校班级管理[J].长春
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12（4）.
[10]陈英芳.基于自主管理视野下的高职院校创新型班级
管理模式探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8）.
[11]沈虹.高职院校班级管理中人性化量化管理研究[J].现
代商贸工业，2010（24）.
[12]陈国民.学校文化资本的定义、概念框架与研究边界
[J].上海教育科研，2010（8）.
一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回顾
（一）文化资本理论的相关概念
布尔迪厄指出，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基本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这些概念不仅是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本身也反映了关系主义的基本倾向[1]，也就是说一个场域由依附于某种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构成，而惯习的形式是固定的“性情倾向”则是由沉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关系所形成，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人们正是在以资本为工具的基础上在场域内进行各种活动的。
1 场域
场域，即行动空间，回答的是行动者在哪里行动的问题，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布迪厄指出，场域是“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这些位置在客观上是由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支配、服从、类似等等）所决定的，而拥有权力或资本，则意味着可以获取场域中利害攸关的特定利润。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在特定资本分配中的位置，也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持有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他们作为场域中的一点对场域所作的观察”[2]。布迪厄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场域的一般社会空间，一方面是一种力量的场域，而这些力量是参与到场域中去的行动者所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斗争的场域，就是在这种斗争场域中，所有的行动者相互遭遇，而且，他们依据在力量的场域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3]。因此，场域具有如下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种结构性的空间，但也是由空间中的行动者建构的，具有主动的建构特征;其次，场域是一个为争夺资源而激烈竞争的场所，但身为其中的行动者也有保持或改造场域的共同目标;第三，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场域的独立性是经过激烈的斗争从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控制之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形成了本场域特殊的行动逻辑并逐渐成为支配特定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逻辑。但是，各个场域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它们都会受到元场域的制约;第四，场域的界限具有模糊性，各个社会场域之间的界限具有不明确性和复杂性，并处于互相影响的关系网络之中，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发展，特定场域的界限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 资本
资本最初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学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将其视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人们在排他性的基础上占有这种积累的劳动，资本的概念扩张到社会的各个场域之中，从而成为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同时也是强调场域内在规律性的原则，并决定了资本拥有者在场域结构中的社会位置。布尔迪厄指出，“资本排斥了对于运气的偶然性的理解，资本的占有和积累不是赌博式的过程，而是一种有秩序的连续形成的活动;同时，资本还具有一种生成性的繁殖能力，它以等量的或扩大的形式来进行自身和利润的再生产，资本具有获取各种形式利润的潜在能力，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总是趋向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4]。因此，资本就是某个特定场域中行动者通过劳动积累下来的能给他带来利益的资源，这种利益不单纯是经济的利益，其内涵因资本和场域不同而变化，“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想，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5]。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中分成的各种资本形式是用于分析各个场域的基本工具，在某个具体场域究竟哪些资本最有价值，是依具场域自身的内部结构决定。
3 惯习
惯习，即行动逻辑，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行动的问题。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积累将经验内化为人的意识，并调节行动者的行为，成为行动者与周围世界的日常联系策略或图式。
布迪厄特别指出，惯习所产生的行为并不像根据某种规范原则或固定格式推演出来的行为那样，具有严格的规律性，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因为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概念，作为一种后天具有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与不断变动的场域情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行动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些含糊不清，但它却体现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现状。所以，布迪厄提醒人们，应当从惯习的生产过程中挖掘惯习的意义，离开了过程便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是“外在性的内在化”的结果，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和“促结构化的结构”[6]。惯习概念集中体现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结构的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和基于行动过程的意义。
（二）文化资本的含义
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不同阶层的孩子在学业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指出，不同阶层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学业成就与其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基本上是对应的，也就是说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的一种资本形态”[7]，并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客观化的形式，也就是理论的具体体现，一般是以文本或文化商品的形式加以体现或对象化，如图片、书籍、机器以及工具，等等;二是身体化的形式，即内化于个人身体和心智之中的、持久且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这种形式直接存在于人的身体中;三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即以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加以认可的各种资格，如各种学位、文凭和资格证书等。文化资本和所有的资本形式一样，具有顽强的再生产能力，它们共同维持着社会的再生产，即现存的社会秩序及其不平等的状况的再生产。 二 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建构
（一）班级管理的含义
班级管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校管理者根据相关管理原理，科学地分班，配置班级管理力量，创设班级活动条件，使班级成为学校有效的育人单位。二是指班主任遵循班级管理的规律，使学生在班级里快乐地成长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职能活动[8]。在本文中，我们选取第二层含义。班级管理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管理的成功与否，决定着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成功与否。然而，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长期以来片面强调控制和服从，一味追求表面化的纪律和秩序，致使班级管理沦为教学的附庸，班级丰富的育人价值不能充分发挥。目前的高职院校班级管理理念中，“以人为本”管理理念[9]、“自主式”管理理念[10]、“基于人性化的量化”[11]管理理念都各有其特色。由于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的生源复杂，有普通高中生也有职高生，学生综合素质和学业水平也有一定的差距，并且培养目标也大不相同;且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和“文化强国”“文化兴校”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将“文化资本”理念引入高职院校班级管理中，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资本”，提高高职学生文化素养、专业理论和就业能力。
（二）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
通过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和班级管理的探讨，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涉及到班级场域、班级惯习、班级文化资本的概念，根据这几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绘制以下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图。在这个概念框架图中，强调的是利用班级中的师生个人初始的文化资本，通过他们主体间性的对话交往，构建班级场域、班级文化资本和班级惯习，同时在新的班级场域中，受到新的班级惯习和班级文化资本的影响，每个人又会获得更高级的文化资本，作为集体的班级也会获得全新的文化资本状态。
三 文化资本理念下的班级管理研究边界界定
文化资本理念下的班级管理研究有其研究边界，根据文化资本理念下的高职班级管理概念框架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班级文化资本：班级管理的行动工具
首先，班级文化资本包括两个层次，即个人的文化资本和班级文化资本。个人文化资本包括个人进入班级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在班级中学习生活几年后文化资本的提升;班集体的文化资本主要指班级中的各项文化制度和班级目标、班级中文本的文化资本、班级中的隐形文化氛围。其次，在班级管理中，班级文化资本的主体是班级，而不是个人。在这里，班级管理就是要建设相应文化制度和班级目标、购买文本化的文化资本、营造良好的隐形文化氛围。班级文化资本的价值取决于班级场域中师生学习与生活行动的存在;是建立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关系的核心依据，也是班级场域中处于不同客观位置中的学生与老师在学习、生活中中彼此竞争和争夺的关键所在，如评优评奖、差生转化等。第三，在班级文化资本中，有有形的文化资本（班级制度和目标、文本化的文化资本）和无形的文化资本（班级隐形的文化氛围、师生的行为举止和性情）。
（二）班级场域：班级管理的行动空间
首先，场域的建构性特征可以把班级场域视为一个由处于其中的师生共同建构的行动空间。所有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情景中发生的，个人行为策略的变化和周围空间情景的变化是双向建构、互相影响和促进的过程。每个学生由于拥有不同质量和数量的文化资本，相应地在班级场域中都有一个特定的客观位置;并对周围的环境和情景有相应的认知与感知，这种认知和感知依赖于他们对班级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从自身在班级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点出发所采取的视角。同时，每个人先前的文化资本和行为策略使他在班级场域中具有主观立场。班级场域中的行动者根据自己的主观立场和客观位置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惯习”，从而使自身的行动策略能够持久有效地适应外部情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
其次，场域的斗争性和界限的模糊性特征决定了班级场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空间。班级场域中的各种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作为一种相互关系，始终伴随班级场域的历时性而改变、伴随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不断进行着自我生成和自我更新。斗争性特征决定了处于其中的成员是竞争性的关系，他们围绕着特定文化资本展开争夺和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地赋予班级场域以新的意义和变革基础。各种力量关系和竞争关系，催生了班级场域的结构性变化和学生行为策略的的建构性变化。
（三）班级惯习：班级管理的行动逻辑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惯习作为一种具有后天生成性、能被塑造的、主观的能动的行动策略，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研究社会资本理念下高职班级管理的关键部分。班级惯习是指在班级场域中，积淀于学生身体中的心理倾向与行为方式的总和。学生在班级场域中有规律地行动，正是这种“惯习”的力量。班级惯习作为班级管理的行动逻辑，是由于：首先，“班级惯习”的建构性使得每个人的“惯习”都不是被动地复制的，而是在与班级场域和其中的行动者发生联系时，结合自己原来的行为策略，不断改组建构。作为班级场域中的成员，他们在解构和重构自己的惯习时，也影响了场域中其他成员惯习的解构和重构。其次，惯习既是在个体内部建构和生成的，也是在班级场域这一制度化学习生活环境和情境中社会性建构和生成的。在社会性因素与个体性因素的交互建构中，学生的惯习才得以生成、巩固、改造或重构。最后，班级惯习是通过大学生的行动轨迹将外在的社会结构内化到个体的身体之中，从而使个体社会化，被赋予了一整套班级场域的性情倾向系统，因此，班级惯习是一个随着时间不断建构的过程。正是这些特性，才使班级惯习成为班级管理的重要概念。 （四）走向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级管理的行动主体
在现代日趋开放的教育大环境下，在学生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在学校授课制度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的今天，大学中班级的概念也越来越模糊。班级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中的行动者：教师、学生。有关师生关系的理论，我们有过教师主体、学生客体和教师与学生都是主体的理论，以及现在的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理论。学生主体性地位的缺失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传统缺陷，特别是在班级管理中，存在大量的专制性班级管理模式，以规训为手段，遏制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因此确立一种能够体现学生“主体性”，体现师生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班级管理模式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体间性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有人把它称之为交互主体性、主体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主体间本位等。主体间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胡塞尔认为，为了使先验现象学摆脱“为我论”或“自我论”的危机，现象学必须从“自我”走向“他人”，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即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另外，他认为主体间性是一种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即“交互主体的可涉性”。主体间性是通过主体的“类比统觉”“同感”“移情”等“视域互换”来实现的。海德格尔所谈的主体间性是我与他人之间生存上的联系，是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以及我与他人对同一客观对象的认同。主体间性理论中提出了“视界融合”“对话”“交往”，使得主体间性从认识论层面转向了实践层面。在班级管理中，人际关系主要体现为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通过“共情”地“对话”“交往”达到“视界融合”，从而共同构建有意义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使班级不再是个模糊的概念、规训的组织场域，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共同体。
参考文献
[1][4]陈治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D].北京：首都
师范大学，2011.
[2][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
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4.
[3]高宜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5.
[6]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D].南京：南京师范大
学，2007.
[7]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檀传宝.德育与班级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9]孙淑桥.以人为本视域下的高职院校班级管理[J].长春
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12（4）.
[10]陈英芳.基于自主管理视野下的高职院校创新型班级
管理模式探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8）.
[11]沈虹.高职院校班级管理中人性化量化管理研究[J].现
代商贸工业，2010（24）.
[12]陈国民.学校文化资本的定义、概念框架与研究边界
[J].上海教育科研，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