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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教育，或者说，高中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向来以枯燥乏味著称。无论教材内容如何丰富，也不管任课教师如何引证，到头来都不过是以实例验证某个原理原则;反过来，无论考核内容如何出新，也还是以某一原则分析具体材料，总结出某一观念立场的正确性。长久以往，学生也摸清了套路，在讨论问题、回答问题时，几乎无师自通地套用一大堆自认为正确的原理原则。尤其麻烦的是，教师不能判定这样的回答就是完全错误的。久而久之，本身具有严肃性的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在学生、老师那里都失去了吸引力。由此，转变课堂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学习激情，就成为了有担当的任课教师的责任。生活化的高中政治教学思路，不失为改变目前现状的一种尝试。
第一是精心选择。这又包括四个含义：首先，应当选择社会上的思想、文化、心理实例，不能选择与学生的生活无关或关联不多的材料。如果选择的材料超出了学生的经验或思想范围，不仅不能激发学生兴趣，反而会迫使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材料，这对于学习时间紧张的高中生来说是不适宜的。其次，应当选择流行或风行的材料，最好不选择陈旧的材料。这不仅是从激发学生兴趣的效果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且也是从教学效果来考虑的问题。从众追新的社会心态和文化氛围，导致学生更关注正在流行的生活内容。反过来，过去的或较为陈旧的问题，不仅因为与其生活距离较远而难以引发兴趣，吸引他们参与讨论，而且因为这类问题的讨论较多甚或已经形成了共识而难以刺激他们的创新热情。再次，应当选择内容完整且可供挖掘的生活实例。这意味着不能人为裁断实例的完整性或选择那种碎片化或片段化的现象。这种实例本身还要具备多面向的探讨可能，因为舍此不能开发学生思维。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实例的内容不能过于复杂，最好清晰简单。最后，应当选择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或涉及学生较广生活面的实例。
第二是全面分析。这又包含两个含义。首先是要质疑辨析，即不能要求学生从已经掌握的某一原则入手进行简单分析，反而要提倡、追求多重维度、多种面向的分辨。这就意味着不能将讨论的结果定于一尊，也不能把讨论变成追求唯一正确观点的过程。但要注意防止的是，那种把目的只归结为质疑批判的讨论。这种为批判而批判的讨论，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中流行的“翻案文章”。讨论的目的不是讨论本身，而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加深学生对生活的理解，拓展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为了讨论而展开的讨论，无论多么热闹，都是形式或形式主义。其次是要求遵守思维的规则，反对诡辩。比如讨论“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这个问题时，有人会举例说“张三是中国人，但张三是懒汉、懦夫”，因此“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应当在讨论中注意防止这种违反逻辑的行为。
针对于丹解读《论语》所获得的结论——“孔子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反抗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最好闭上眼睛享受它。”就可以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比如我们可以从思维上追问：假定于丹本人遭受了不能反抗的身体伤害（当然，这里的“身体伤害”与“世界”不能等同），她会不会闭上眼睛享受它？她享受它，虽然是她的人生哲学，但为什么要求我们来享受这种伤害而不反抗？她享受它，是否具有受虐狂的倾向？如果她不享受而要反抗它，那么她为什么欺骗我们？我们还可以追问：任何一个奴隶都不可能反抗奴隶主的世界，那么奴隶是否就该享受这个压榨他的奴隶主的世界？如果是这样，历史還需要进步吗？社会还需要发展吗？我们还需要保有、坚持、追求超越不合理的现实的理想吗？我们还可以在知识、史实层面追问：孔子在何时何地这样教导过我们？如果孔子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餐风露宿地推行他的理想政治呢？他之所以这样，恰好是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无论这种理想是否正确）、反抗自己所处世界的缘故。我们同样可以追问：如果孔子的言行不是这样，于丹为什么要把这个“教导”置于孔子的大旗之下？她这样作，是否有张冠李戴之嫌？如此，这个曾经“温暖”了社会大众的心灵鸡汤的“毒药”性质，就昭然若揭了。那其庸俗的人生哲学和鸵鸟心态，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还可以追问：既然孔子的言行不能证实她的主张，她为什么还敢明目张胆地宣扬这个“教导”？如此，问题就转换到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理分析——社会大众需要这种“鸡汤”，才导致了这种“毒鸡汤”的问世与流行。但正因为这种“鸡汤”的“毒药”性质，才需要知识分子进行辨析并对大众进行启蒙。如此，问题又回到了知识分子本身的素养和良知上来。这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的于丹，不仅忘记、丢弃了教育大众的历史责任，反而迎合了大众的平庸需求。更重要的是，她还敢于瞒天过海，肆意篡改、侮弄、亵渎圣人的思想。如此辨析，不仅可以提醒学生警惕那些流行的文化思潮和“明星”言行，而且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思维和辨析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他们在辨析中寻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
选择这类实例，展开这种辨析，才能将生活纳入政治教育的课堂，才能促使学生将从课堂中获得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带入自己的生活，从而实现将课堂教学延伸到生活实践之中的崇高目标。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元中学）
第一是精心选择。这又包括四个含义：首先，应当选择社会上的思想、文化、心理实例，不能选择与学生的生活无关或关联不多的材料。如果选择的材料超出了学生的经验或思想范围，不仅不能激发学生兴趣，反而会迫使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材料，这对于学习时间紧张的高中生来说是不适宜的。其次，应当选择流行或风行的材料，最好不选择陈旧的材料。这不仅是从激发学生兴趣的效果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且也是从教学效果来考虑的问题。从众追新的社会心态和文化氛围，导致学生更关注正在流行的生活内容。反过来，过去的或较为陈旧的问题，不仅因为与其生活距离较远而难以引发兴趣，吸引他们参与讨论，而且因为这类问题的讨论较多甚或已经形成了共识而难以刺激他们的创新热情。再次，应当选择内容完整且可供挖掘的生活实例。这意味着不能人为裁断实例的完整性或选择那种碎片化或片段化的现象。这种实例本身还要具备多面向的探讨可能，因为舍此不能开发学生思维。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实例的内容不能过于复杂，最好清晰简单。最后，应当选择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或涉及学生较广生活面的实例。
第二是全面分析。这又包含两个含义。首先是要质疑辨析，即不能要求学生从已经掌握的某一原则入手进行简单分析，反而要提倡、追求多重维度、多种面向的分辨。这就意味着不能将讨论的结果定于一尊，也不能把讨论变成追求唯一正确观点的过程。但要注意防止的是，那种把目的只归结为质疑批判的讨论。这种为批判而批判的讨论，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中流行的“翻案文章”。讨论的目的不是讨论本身，而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加深学生对生活的理解，拓展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为了讨论而展开的讨论，无论多么热闹，都是形式或形式主义。其次是要求遵守思维的规则，反对诡辩。比如讨论“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这个问题时，有人会举例说“张三是中国人，但张三是懒汉、懦夫”，因此“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应当在讨论中注意防止这种违反逻辑的行为。
针对于丹解读《论语》所获得的结论——“孔子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反抗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最好闭上眼睛享受它。”就可以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比如我们可以从思维上追问：假定于丹本人遭受了不能反抗的身体伤害（当然，这里的“身体伤害”与“世界”不能等同），她会不会闭上眼睛享受它？她享受它，虽然是她的人生哲学，但为什么要求我们来享受这种伤害而不反抗？她享受它，是否具有受虐狂的倾向？如果她不享受而要反抗它，那么她为什么欺骗我们？我们还可以追问：任何一个奴隶都不可能反抗奴隶主的世界，那么奴隶是否就该享受这个压榨他的奴隶主的世界？如果是这样，历史還需要进步吗？社会还需要发展吗？我们还需要保有、坚持、追求超越不合理的现实的理想吗？我们还可以在知识、史实层面追问：孔子在何时何地这样教导过我们？如果孔子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餐风露宿地推行他的理想政治呢？他之所以这样，恰好是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无论这种理想是否正确）、反抗自己所处世界的缘故。我们同样可以追问：如果孔子的言行不是这样，于丹为什么要把这个“教导”置于孔子的大旗之下？她这样作，是否有张冠李戴之嫌？如此，这个曾经“温暖”了社会大众的心灵鸡汤的“毒药”性质，就昭然若揭了。那其庸俗的人生哲学和鸵鸟心态，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还可以追问：既然孔子的言行不能证实她的主张，她为什么还敢明目张胆地宣扬这个“教导”？如此，问题就转换到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理分析——社会大众需要这种“鸡汤”，才导致了这种“毒鸡汤”的问世与流行。但正因为这种“鸡汤”的“毒药”性质，才需要知识分子进行辨析并对大众进行启蒙。如此，问题又回到了知识分子本身的素养和良知上来。这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的于丹，不仅忘记、丢弃了教育大众的历史责任，反而迎合了大众的平庸需求。更重要的是，她还敢于瞒天过海，肆意篡改、侮弄、亵渎圣人的思想。如此辨析，不仅可以提醒学生警惕那些流行的文化思潮和“明星”言行，而且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思维和辨析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他们在辨析中寻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
选择这类实例，展开这种辨析，才能将生活纳入政治教育的课堂，才能促使学生将从课堂中获得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带入自己的生活，从而实现将课堂教学延伸到生活实践之中的崇高目标。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