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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民族学的进化论、传播论、冲突理论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采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观察与参与观察、访谈方法、座谈会方法等）、历史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跨文化研究法，并运用具体到抽象的、分析到综合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哈萨克族牧民现阶段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宗教、习俗的变迁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现阶段存在的实际问题及其根源，并提出我国哈萨克族经济文化的变迁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如何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在21世纪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创造自己辉煌的未来的见解。
关键词：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现代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2015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哈萨克族牧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策研究》（13BMZ061）的阶段性成果。
一、文化与民族的相互关系
在世界上有汉文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这五种文化圈。“在世界五大文化圈中“游牧文化”最为活跃，它与“汉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都有广泛接触，有时相互渗透，有时是文化传播的中间媒介”[1]
从地域观点看，游牧文化圈主要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以游牧社会经济为主的文化圈。从广义上讲文化指的是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过程中在物质、精神和制度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的总和。“文化即文明是包括一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礼仪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取得的任何一切才能和习俗的整体”[2]。
民族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转过来创造了人本身，文化培养了人，造就了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类没能创造只有一种模式的文化，反过来人类创造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又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各类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一个民族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在自己身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文化和民族都是一定歷史发展的产物，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创造和发展了民族。
二、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轨迹
人们的生存方式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也与生态环境、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变更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历史上，人类文化是在和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交往中慢慢选择生存方式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发展中看，人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哈萨克民族选择游牧生活也是他们适应生态环境的产物。一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和该民族所处的客观自然外在环境有原则性的区别。因为文化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态环境从内部决定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图像解示：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非西方民族面临着传统和现代化这两个选择问题：它们一方面要迅速发展经济，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渴望着保护本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忧虑传统文化的消失甚至恐惧。文化上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的变化，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体制上的变化。民族文化的变化是民族社会实践中的产物，它的变更动力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
三、游牧文化及其现代化
游牧文化指的是游牧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体制的文化的总和。游牧文化的主体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是优良生态环境的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核心。游牧民族在放牧实践中实行了四季轮换牧场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游牧文化精华，是它的象征和标志。四季轮换牧场制也是游牧民族适应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方式。
游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跟这些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游牧生产的轮换性、分散性和文字历史的短浅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到达二十世纪的水平，即科技水平以前，在这一广袤草原的一切经济经营都靠着四畜的脚蹄完成的，在这一严寒酷暑、水清草茂的广阔原野中，紧跟着四畜的游动啃吃，什么都不愁”[3]。这一段话的作者所提到的二十世纪以前的广袤的草原所指的地区是属于原苏联的哈萨克民族。“在欧亚大陆的广袤草原所展现的游牧生活方式虽然不能说是上天对它们的赐福，可是当时在阿勒泰山和高加索山脉中间广阔的地域自由自在的游牧，实际上是适应生态系统过程的一种文化活动，在这一广袤地域呈现技术发展以前只能靠放牧来获取福祉”[4]。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生活方式和它们所生存的广袤草原有着密切的关系。哈萨克民族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它们在人类历史中经历了很长的游牧生活，这种游牧生活的一些痕迹在它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它们的游牧生活不是什么天赐，而且是它们和大自然和谐相处，适应生态平衡的结果。
“现代”这一词语，虽然表示时间含义，可是它不光表示历史范畴，同时也表示文化的一种形态。在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民族同时面临着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双重挑战。而建设现代化的农村的任务更繁重，它需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等，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民族在这方面的任务更艰巨。
目前，游牧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严重冲击，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着。在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在艰难的生态环境中所创造的与众不同的特殊生活方式——游牧生活被历史舞台的退移也带来了游牧文化的淡化和消失。说实话，在现代游牧文化已变为现代文化中的一种弱势文化。比如：哈萨克民族过去在喜庆活动中普遍举办的日常文化活动阿肯弹唱（它过去在广大牧民中，在露天草原举办），现在已搬迁到舞台上举办，敖加尔歌（新娘送别歌），姑娘追、叼羊比赛、摔跤比赛、跑马捉匕等文化体育活动慢慢开始消失，现代歌舞被取而代之。在割礼节、姑娘出嫁等等喜庆活动中的一些礼仪方式上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这就是说，在目前游牧民族不但在生产方式上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在它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经济、文化、教育、习俗意识，甚至在世界观、价值观、礼仪道德观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化，可是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也不能不关心保护传统的历史文化，我们要急切关心哈萨克民族在悠久的游牧生活中所产生的礼仪意识，游牧文化种类，不致其受到新文化浪潮的冲击而消失殆尽。 传统和现代化是在文化演变理念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传统和现代化的两级结构是研究文化演变的理念基础，又是研究方法。目前，在我国牧区所实行的牧民定居点工程是国家实行现代化的措施。这种工程一方面改善了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们几千年所形成的牧业生活传统，随着这种变化就谈化了它们在游牧生活中所产生的传统文化。牧民定居冲击了游牧文化传统，缩小了它的生活空间。在目前阶段，牧民中的相当一部分牧民，日益脱离原来的放牧生活，其中一部分已变为专职干部，或教员，或变为城镇上的工商职业人员，有的在务农，或从事第三产业；而一部分本来应该当做游牧文化继承人的牧民子女已摆脱了游牧社会进入现代城镇，游荡在草原和城市中间，在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叉路口犹豫不决。他们一方面在现代文化所创造的奇迹面前惊奇而向往它，另一方面又不能彻底脱节游牧传统文化的束缚和迷惑。而过着两栖生活。这样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民数额的减少，青年牧民对放牧职业丧失兴趣，给游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压力。
我们对哈萨克牧民所居住的部分地區进行调研就看到由于他们摆脱了放牧地域就丧失了传统的文化活动空间，同时，随着牧民中社会基层的新的分离，一部分牧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职业放牧没有兴趣，这也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较大。
在目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溶合，冲击和适应冲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在牧区文化中呈现了多极化特点，这种特点的文化逐渐变为一种主流文化。我们知道，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没有文化发展不会有文化遗产。目前，所发现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需求，在当前对游牧文化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传统和现代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中不会存在单纯的传统文化，也不会存在单纯的现代文化。同时也可以看到，目前在全世界现代化呈全球性的趋向，传统也受到全球性冲击。
我们认为，为了有效地保护作为草原文化主体的游牧文化的优良传统，使其按时代需求得以现代化，要紧紧抓住以下三个关键：
第一关键要从游牧生产转变到现代牧业生产。为此把牧业生产传统的生产方法加以社集化、现代化，从原来的分散经营转变到集约经营。光靠牧民定居点是不能解决牧业现代化问题，以个体为主地放牧经营是不符合现代化要求，要按畜类建立合作组，从而逐步走向合作化道路。不实现牧业生产的社集化和现代化，牧业民族永远落在时代后头，不会脱离贫穷和落后的。他们不但不能保护和发展自己传统的优良文化，连在民族之林中占个位子都不能实现。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前途。同时，游牧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传统的牧业生产，要是他们完全脱离了传统的牧业生产，他们传统文化也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空间。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来从事传统牧业生产的民族中的一部分人，还是要继续从事牧业生产。
第二关键是母语问题。“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的重要因素是语言和宗教”[5]，宗教虽然不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可是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本身是个文化因素，一个民族具有的民族语言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特殊标志和重要因素。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没有语言因素，一定的文化连想象都不能想象。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母语，它的文化也随着丧失。“在一万年以前，世界人口约有100万，存在着大约1.5万种语言，今天在全世界人口增长到60亿，语言种类只保留下7000多种， 有的语言学家们预计在今后一百年内（在21世纪），还将会有2300种语言消失”[6]。语言文字是每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载体），同时是民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的工具。这就是说语言是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这双重功能。平时，我们只是关注语言的交流工具的特征，忽视它的文化主体（载体）的作用，我国党和政府所实行的“双语教育”是符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也符合社会化、现代化、世界化需求的最好选择和最有效的措施。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民族学生采取“双语教育”的第一模式（即文科用民文，理科用汉文的模式），就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掌握两种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也能达到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双语教育不但能提高民族学生语言交流才能，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空间，因为，人民越是多掌握多种民族语言，他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也具有了多面的特征。
第三关键是宗教问题。宗教是凝聚一个民族，形成民族意识，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的文化支柱之一。宗教是一种文化，又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核心。“一种特定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是以宗教为其核心或基础的，而民族文化的演化过程，也总是同宗教的变迁为重要线索”[7]。比如：哈萨克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可是它接受伊斯兰教是根据自己游牧生活特点，是哈萨克化的伊斯兰教。说实在的，伊斯兰教不是游牧民族亲生的，而且是阿拉伯民族文化。
在历史上游牧民族文化主线是萨满教。游牧民族接受和吸收伊斯兰教和农业定居民族有区别的，因为游牧民族接受和吸收伊斯兰教时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接受和吸收的。所以，在今日游牧民族中实行宗教政策时，要坚持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自由要依据优良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不能超越法律所允许的界线。严格地说，极端宗教行为的路总是一条绝路，对于广大群众而说，我们要提倡他们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有无神论的自由。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针对广大平民百姓的，而不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
总之，我们要对目前游牧民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做科学地分析，找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式、方法，才能保护和发展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才能以具有现代化的姿势又保留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面貌，占立在世界民族这林中，我们要弄清现代化和传统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一条大龙的双翅，其中缺一不可的。
参考文献
[1] 史继忠.论游牧文化圈.贵州民族研究[j]，2001年第2期，第69页.
[2]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3] 阿赫色辽.赛迪木别克.哈萨克世界[M].阿拉木图：萨纳特出版社，1997年。78页.
[4] 阿赫色辽.赛迪木别克.哈萨克世界[M].阿拉木图：萨纳特出版社，1997年.95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38页.
[6] 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44页.
[7] 牟钟鉴.民族宗教学导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171页.
关键词：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现代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2015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哈萨克族牧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策研究》（13BMZ061）的阶段性成果。
一、文化与民族的相互关系
在世界上有汉文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这五种文化圈。“在世界五大文化圈中“游牧文化”最为活跃，它与“汉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都有广泛接触，有时相互渗透，有时是文化传播的中间媒介”[1]
从地域观点看，游牧文化圈主要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以游牧社会经济为主的文化圈。从广义上讲文化指的是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过程中在物质、精神和制度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的总和。“文化即文明是包括一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礼仪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取得的任何一切才能和习俗的整体”[2]。
民族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转过来创造了人本身，文化培养了人，造就了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类没能创造只有一种模式的文化，反过来人类创造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又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各类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一个民族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在自己身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文化和民族都是一定歷史发展的产物，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创造和发展了民族。
二、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轨迹
人们的生存方式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也与生态环境、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变更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历史上，人类文化是在和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交往中慢慢选择生存方式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发展中看，人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哈萨克民族选择游牧生活也是他们适应生态环境的产物。一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和该民族所处的客观自然外在环境有原则性的区别。因为文化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态环境从内部决定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图像解示：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非西方民族面临着传统和现代化这两个选择问题：它们一方面要迅速发展经济，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渴望着保护本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忧虑传统文化的消失甚至恐惧。文化上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的变化，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体制上的变化。民族文化的变化是民族社会实践中的产物，它的变更动力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
三、游牧文化及其现代化
游牧文化指的是游牧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体制的文化的总和。游牧文化的主体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是优良生态环境的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核心。游牧民族在放牧实践中实行了四季轮换牧场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游牧文化精华，是它的象征和标志。四季轮换牧场制也是游牧民族适应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方式。
游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跟这些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游牧生产的轮换性、分散性和文字历史的短浅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到达二十世纪的水平，即科技水平以前，在这一广袤草原的一切经济经营都靠着四畜的脚蹄完成的，在这一严寒酷暑、水清草茂的广阔原野中，紧跟着四畜的游动啃吃，什么都不愁”[3]。这一段话的作者所提到的二十世纪以前的广袤的草原所指的地区是属于原苏联的哈萨克民族。“在欧亚大陆的广袤草原所展现的游牧生活方式虽然不能说是上天对它们的赐福，可是当时在阿勒泰山和高加索山脉中间广阔的地域自由自在的游牧，实际上是适应生态系统过程的一种文化活动，在这一广袤地域呈现技术发展以前只能靠放牧来获取福祉”[4]。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生活方式和它们所生存的广袤草原有着密切的关系。哈萨克民族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它们在人类历史中经历了很长的游牧生活，这种游牧生活的一些痕迹在它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它们的游牧生活不是什么天赐，而且是它们和大自然和谐相处，适应生态平衡的结果。
“现代”这一词语，虽然表示时间含义，可是它不光表示历史范畴，同时也表示文化的一种形态。在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民族同时面临着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双重挑战。而建设现代化的农村的任务更繁重，它需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等，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民族在这方面的任务更艰巨。
目前，游牧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严重冲击，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着。在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在艰难的生态环境中所创造的与众不同的特殊生活方式——游牧生活被历史舞台的退移也带来了游牧文化的淡化和消失。说实话，在现代游牧文化已变为现代文化中的一种弱势文化。比如：哈萨克民族过去在喜庆活动中普遍举办的日常文化活动阿肯弹唱（它过去在广大牧民中，在露天草原举办），现在已搬迁到舞台上举办，敖加尔歌（新娘送别歌），姑娘追、叼羊比赛、摔跤比赛、跑马捉匕等文化体育活动慢慢开始消失，现代歌舞被取而代之。在割礼节、姑娘出嫁等等喜庆活动中的一些礼仪方式上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这就是说，在目前游牧民族不但在生产方式上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在它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经济、文化、教育、习俗意识，甚至在世界观、价值观、礼仪道德观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化，可是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也不能不关心保护传统的历史文化，我们要急切关心哈萨克民族在悠久的游牧生活中所产生的礼仪意识，游牧文化种类，不致其受到新文化浪潮的冲击而消失殆尽。 传统和现代化是在文化演变理念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传统和现代化的两级结构是研究文化演变的理念基础，又是研究方法。目前，在我国牧区所实行的牧民定居点工程是国家实行现代化的措施。这种工程一方面改善了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们几千年所形成的牧业生活传统，随着这种变化就谈化了它们在游牧生活中所产生的传统文化。牧民定居冲击了游牧文化传统，缩小了它的生活空间。在目前阶段，牧民中的相当一部分牧民，日益脱离原来的放牧生活，其中一部分已变为专职干部，或教员，或变为城镇上的工商职业人员，有的在务农，或从事第三产业；而一部分本来应该当做游牧文化继承人的牧民子女已摆脱了游牧社会进入现代城镇，游荡在草原和城市中间，在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叉路口犹豫不决。他们一方面在现代文化所创造的奇迹面前惊奇而向往它，另一方面又不能彻底脱节游牧传统文化的束缚和迷惑。而过着两栖生活。这样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民数额的减少，青年牧民对放牧职业丧失兴趣，给游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压力。
我们对哈萨克牧民所居住的部分地區进行调研就看到由于他们摆脱了放牧地域就丧失了传统的文化活动空间，同时，随着牧民中社会基层的新的分离，一部分牧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职业放牧没有兴趣，这也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较大。
在目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溶合，冲击和适应冲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在牧区文化中呈现了多极化特点，这种特点的文化逐渐变为一种主流文化。我们知道，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没有文化发展不会有文化遗产。目前，所发现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需求，在当前对游牧文化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传统和现代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中不会存在单纯的传统文化，也不会存在单纯的现代文化。同时也可以看到，目前在全世界现代化呈全球性的趋向，传统也受到全球性冲击。
我们认为，为了有效地保护作为草原文化主体的游牧文化的优良传统，使其按时代需求得以现代化，要紧紧抓住以下三个关键：
第一关键要从游牧生产转变到现代牧业生产。为此把牧业生产传统的生产方法加以社集化、现代化，从原来的分散经营转变到集约经营。光靠牧民定居点是不能解决牧业现代化问题，以个体为主地放牧经营是不符合现代化要求，要按畜类建立合作组，从而逐步走向合作化道路。不实现牧业生产的社集化和现代化，牧业民族永远落在时代后头，不会脱离贫穷和落后的。他们不但不能保护和发展自己传统的优良文化，连在民族之林中占个位子都不能实现。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前途。同时，游牧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传统的牧业生产，要是他们完全脱离了传统的牧业生产，他们传统文化也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空间。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来从事传统牧业生产的民族中的一部分人，还是要继续从事牧业生产。
第二关键是母语问题。“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的重要因素是语言和宗教”[5]，宗教虽然不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可是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本身是个文化因素，一个民族具有的民族语言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特殊标志和重要因素。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没有语言因素，一定的文化连想象都不能想象。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母语，它的文化也随着丧失。“在一万年以前，世界人口约有100万，存在着大约1.5万种语言，今天在全世界人口增长到60亿，语言种类只保留下7000多种， 有的语言学家们预计在今后一百年内（在21世纪），还将会有2300种语言消失”[6]。语言文字是每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载体），同时是民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的工具。这就是说语言是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这双重功能。平时，我们只是关注语言的交流工具的特征，忽视它的文化主体（载体）的作用，我国党和政府所实行的“双语教育”是符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也符合社会化、现代化、世界化需求的最好选择和最有效的措施。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民族学生采取“双语教育”的第一模式（即文科用民文，理科用汉文的模式），就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掌握两种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也能达到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双语教育不但能提高民族学生语言交流才能，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空间，因为，人民越是多掌握多种民族语言，他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也具有了多面的特征。
第三关键是宗教问题。宗教是凝聚一个民族，形成民族意识，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的文化支柱之一。宗教是一种文化，又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核心。“一种特定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是以宗教为其核心或基础的，而民族文化的演化过程，也总是同宗教的变迁为重要线索”[7]。比如：哈萨克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可是它接受伊斯兰教是根据自己游牧生活特点，是哈萨克化的伊斯兰教。说实在的，伊斯兰教不是游牧民族亲生的，而且是阿拉伯民族文化。
在历史上游牧民族文化主线是萨满教。游牧民族接受和吸收伊斯兰教和农业定居民族有区别的，因为游牧民族接受和吸收伊斯兰教时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接受和吸收的。所以，在今日游牧民族中实行宗教政策时，要坚持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自由要依据优良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不能超越法律所允许的界线。严格地说，极端宗教行为的路总是一条绝路，对于广大群众而说，我们要提倡他们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有无神论的自由。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针对广大平民百姓的，而不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
总之，我们要对目前游牧民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做科学地分析，找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式、方法，才能保护和发展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才能以具有现代化的姿势又保留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面貌，占立在世界民族这林中，我们要弄清现代化和传统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一条大龙的双翅，其中缺一不可的。
参考文献
[1] 史继忠.论游牧文化圈.贵州民族研究[j]，2001年第2期，第69页.
[2]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3] 阿赫色辽.赛迪木别克.哈萨克世界[M].阿拉木图：萨纳特出版社，1997年。78页.
[4] 阿赫色辽.赛迪木别克.哈萨克世界[M].阿拉木图：萨纳特出版社，1997年.95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38页.
[6] 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44页.
[7] 牟钟鉴.民族宗教学导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