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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掀起一场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深刻变革，由此，计算档案学应运而生。通过分析我国计算档案学酝酿产生的应然性，考察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茫然，探索该领域在我国发展的潜在危机，从使然性审视的角度出发，以话语自觉、档案自觉、学术自觉三个维度思考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路，以期提出进一步开展我国计算档案学相关研究和工作的针对性意见。
关键词：计算科学；档案学；计算档案学；话语；理论研究
分类号：G270
Science and Humanities Intersectio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utational Archives Science
——Should be， at a Loss， and Dictate
Lu Zhiqing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has set off a profound change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archive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ves work. From thi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ca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ught to be produced by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this article has an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and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ri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in our country. ， Academic selfconsciousness， thin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in three dimensions， with a view to proposing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related research and work.
Keywords：Computational Science；Archives；Computational Archives Science；Discourse；Theoretical Research
随着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各层面开始逐步展开一系列数字化重组工程，应用于档案学领域的突破性技术也不断涌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掀起一场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深刻变革，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计算档案学应运而生。
计算档案学，即将“计算思维”与“档案思维”相融合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传统档案学的超越，“整合了计算和档案理论、方法和资源，既支持可靠和真实地创建与保存记录或档案，又解决了大规模记录或档案的处理、分析、存储和获取”[1]，旨在以更高效率、更细粒度、更高生产力，支持档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反观我国的研究现状，以“计算档案学”为关键词在中文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目前仅检索到一篇相關文献，在各类新闻报道中也较少发现有我国大陆学者参与国际计算档案学的专题研讨会。
鉴此，文章在分析我国计算档案学酝酿产生的应然性基础上，考察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茫然，探索该领域在我国发展的潜在危机，从使然性审视的角度出发，以话语自觉、档案自觉、学术自觉三个维度思考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路，以期提出开展我国计算档案学相关研究和工作的针对性意见。
当今时代属于数据、信息与知识爆炸的时代，在科学和技术的驱动下，数据科学成为了学科研究的“新大陆”，档案学领域获得了珍贵的“数据财富”，关于档案数据治理、档案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等相关课题的研究日益丰富，档案工作实践也不断革新，而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和研究范式亟需一个集合体来对此进行统筹与规划，因此，我国计算档案学的产生具有应然性。当前，我国计算档案学仍处于酝酿阶段，在一定的外部因素作用、内部动力推动以及基础保障支撑下，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即将来临。
1.1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发展的外部动因
国外关于计算档案学如火如荼的讨论是催生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外部动因。2015年，计算档案学的概念被初步提出[2]；2016年4月，在“发现新知识：大数据时代的档案记录”研讨会上，计算档案学正式宣告诞生[3]；随后，IEEE大数据国际会议上相继召开了三届CAS研讨会，逐步明晰了计算档案学的定义、立场与内涵；2019年6月20日至21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举办计算档案学研讨会，与会者以分组讨论的形式，探讨如何以数字方式收集数据，以用于大规模的计算研究之中[4]；2020年1月20日，在艾伦图灵研究所举行的计算档案学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学科和背景的专家共同探索和讨论为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将计算思维融入档案理论和实践[5]。
近年来，国外关于计算档案学的探索也得到了国内部分学者的重视，相关内容被引入，推动了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如傅天珍、郑江平在《计算档案学的兴起、探索与启示》[6]一文中就对国外计算档案学的研究动态进行了详尽梳理，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新性观点。
1.2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档案资源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利用网络化；创新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加快与信息社会融合，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加快档案管理信息化进程，“持续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积极响应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深度融合”。[7]伴随着数字化档案信息的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已经不能仅依靠档案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推进，而是需要融入计算理论、原理和方法的更为综合的档案理论来做支撑。在数字档案时代下，这两个领域注定“相依相伴”：离开计算机科学的档案学缺乏理解和有效管理数字档案所必需的知识；与此同时，离开档案科学的计算机科学亦缺乏产生持久可靠的记忆和证据所需的知识——因此，需要将这两种学科结合成新的跨学科专业，即计算档案学。计算档案学以数据科学为技术基础，架起了连接“计算”与“档案学研究”的桥梁，为解决档案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由此可见，计算档案学是顺应数据科学延展趋势、响应我国档案学研究需求的必然产物，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程。
1.3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发展的基础保障
在理论研究方面，计算科学的发展为我国计算档案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如近年来，“计算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激增，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等国内外权威刊物之中。在实践尝试方面，国内外计算档案学项目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台湾原住民项目[8]，项目组成员在2013—2017年当代人口普查和户籍数据集的基础上，构建台湾原住民开放研究数据库，利用记录链接、地理编码和高性能内存计算技术，对台湾原住民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在技术支撑方面，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应用日益普遍，为计算档案学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可能，同时，日益完整的计算生态体系亦在一定程度上为计算档案学的应用开拓了方向。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应用的正式落地可以确保计算档案学研究的深度和进程，尤其在档案数据的收集、保管、利用方面将大有作为。伴随以上三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将更为充分，根基亦更为扎实。
如上文所论，我国计算档案学现阶段已处于酝酿阶段，培育档案研究领域的这株“嫩芽”并使其茁壮成长的“沃土”已具备，“嫩芽”即将在各方有利条件的滋养下破土而出。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未必一帆风顺，潜在的危机或将制约着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前行，这些潜伏着的危机亟待相关学者、机构及社会之慧眼来辨认并加以解决。其中，话语力量的单薄、科学主义的扭曲、研究理论的匮乏均有可能成为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之路上的绊脚石。
2.1话语力量的单薄
如今计算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外，我国的相关成果屈指可数，关注该领域的学者还比较少。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在国际范围内尚属稚嫩；而作为后起力量，容易出现在国际学术圈内的话语力量被弱化的劣势。话语力量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掌握了学术话语力量就代表着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回顾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历程，我国档案学科在国际档案学界的话语力量一直较弱。近年来，尽管一些学者正在积极尝试做话语的转换，但却依然未实现大的改观，对许多所谓的新观点往往浅尝辄止，欠缺深究，使得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不能真正落地生根。因此，计算档案学这一全新的领域在“引进来”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对国外计算档案学的亦步亦趋，或是简单地运用外国计算档案学的理论、概念来生搬硬套的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充分体现“原创性、时代性”[9]。在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对于新领域的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表面化的译介和评价上，要提出更多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理论观点，形成我国的特色和优势。
思考我国在计算档案学领域中的话语力量问题是对“知识创新性”的反思，亦是对“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的追求。我国计算档案学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不能单纯依托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应当告别学术研究中的“拿来主义”，逐步摆脱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加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立足于我国计算档案学科的发展实际，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进行更多有深度的探索，在国际计算档案学领域内争取更大的话语力量。
2.2科学主义的扭曲
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學家的典型的方法和态度”，科学主义者支持将科学的实证、理性等方法延伸至其他学科领域。21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的发展呈现出高歌猛进的态势，其强势推进在某种程度上打压了人文主义的发展。而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多方面取得的成绩，又使得科学主义受到更多人的吹捧，极端的科学主义——强计算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万物皆数”“一切思维都可以看作符号的形式操作”以及图灵提出的人机判据，均是对强计算主义的阐释。计算档案学是科学主义思潮盛行时期的“衍生物”之一。因此，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容易发生偏转，这种转向的极端扭曲形式就是越来越多强计算主义者的出现。他们过分强调计量分析、过度注重计算技术，并在学科领域逐步掌握话语权，这将使得人文主义、理论关怀逐渐弱化，出现理论被边缘化的现象。美国《连线》杂志前任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就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强计算主义者，曾提出“理论的终结”这一偏激的思想。他十分推崇数据库的分析与运用，认为当今“是一个充满大量数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应用数据可取代任何其他可能采用的工具”[10]。 我们必须承认，信息时代下的“档案学”正在向“科学的档案学”方向迈进，这离不开计算科学的推动，但计算档案学的推进也应规避计算主义在档案学研究上强纲领的风险。正如李醒民教授所说：“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11]平衡“计算”与“档案”的关系，加强两种元素的融合，这是“科学”和“人文”整合和统一的要求，它关乎整个档案学领域的前途和发展。
2.3理论研究的匮乏
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作根基。纵观当前国际计算档案学的发展现状，总体而言，实践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理论研究则较为薄弱。诚然，理论研究的成效较为抽象，而实践研究的成果较为直观，但并不能因此将研究力量向实践研究倾斜，否则本该“两条腿走路”的计算档案学就会出现明显的方向偏移。这种表面的“研究盛况”会遮蔽理论研究的薄弱和缺失，导致在实践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在理论研究层面仍停留在浅薄层面的情况，这对于目前我国计算档案学的研究是极为不利的。计算档案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应该包含对于“计算”“档案”“二者的整合融通”的基本理解、基本立场，其中蕴含了这一学科的范式转向和价值取向。计算档案学的研究理论能从根本上回答何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何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何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思维模式。因此，这些研究理论的扎实程度与厚实程度，决定了我国计算档案学是否可以长久、持续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计算档案学未来的发展广度、深度与高度。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计算档案学的价值是多元复杂的，在推进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同时，应当加强对理论研究的重视，平衡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共繁荣，以理论推动实践的开展，以实践支撑理论的深入研究。
我国计算档案学的萌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应然性，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前景下，充分考量现实发展中的潜在危机，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尤当重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以尽快突破学科发展的瓶颈，积极迎接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的正式来临。
3.1坚持话语自觉
我国应当在梳理国际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更有创新性的见解与观点，加强对“计算档案学伦理问题”“计算档案学与档案数据利用问题”以及“计算档案学技术应用问题”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从而填补计算档案学的空白。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12]。在此时代背景下，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必须要坚持话语自觉，激活我国科学研究的创新之源。
首先，坚持话语自觉，必须建构起我国计算档案学创新型研究范式。對于国外计算档案学研究的引入，必须要经过国内学者对概念的理解、还原和结合实际的重新释义。计算档案学的创新不能简单等同于将国外已有的范本案例置换为中国本土案例，我国计算档案学研究的相关学者需要积极探索建立具有稳定内核和创新活力的研究范式。
其次，坚持话语自觉，必须要树立学术自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必须要强化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思考、深化学术研究、锻炼学术思维，从而在国际计算档案学领域展现出中国风采，彰显出中国气派。
最后，坚持话语自觉，必须勇于表达与传播。学术话语力量需要学术表达与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在学术期刊、学术著作、学术会议、学术互联网平台上表达学术观点，传播中国声音。为进一步加快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广大档案学者应当深入研究，同时加强表达与传播能力。
我国计算档案学起步较晚，引入和学习国外计算档案学利于节约探索的成本，是一种合理选择。但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话语自觉，建构起我国计算档案学创新研究范式，树立学术自信，加强学术表达与传播能力，有效解决“知识创新”和“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一类的症结性问题。当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逐步迈向国际大舞台的中央，发展中国特色的计算档案学已时不我待。
3.2坚持档案自觉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当自身面临各种主导思想，哪怕是最为崇高的思想时，也要在个人能力这个意义层面上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要‘溯洄涵泳’。”[13]这既是信息时代下对学科本体性意义的反思，也是对于强计算主义者最好的回应。这种“溯洄涵泳”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对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所应当采取的态度。面对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的即将来临，我们并非要站在某一极端立场，而是应当采取一种积极而又谨慎的方式来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浪潮，避免被计算、算法支配，坚持档案自信。而坚持档案自觉，则需要挖掘计算档案学中的“档案特色”，充分体现计算档案学中的“档案关怀”。
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在计算档案学的体系中，“计算”只是通向“档案”的方法与路径，而“档案”才是“计算”的最终目标，作为手段的“计算”是档案学研究的基石，“档案”才是“计算档案学”安身立命的“根基”。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程中必须挖掘、凸显“档案特色”，彰显计算档案学独特的内涵与意蕴。
另一方面，计算档案学是科学与人文交汇的产物，我国计算档案学的构建，除了要避免只有“计算”，没有“档案”，还要避免只有“科学数据”，没有“档案的人文关怀”。在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融入“档案关怀”，将“科学”和“人文”、“计算”和“档案”有机地联结起来，赋予冰冷的计算数据以档案的“温度”。
必须承认，相较于传统的档案学研究而言，融入计算方法的档案学研究的确在研究效能提升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档案学本身复杂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以及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能动性等依旧是计算、算法所无法替代的，只有坚持档案自觉，发挥“档案特色”，融入“档案关怀”，才不至于在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正式来临之时为浩瀚的“计算”洪流所淹没。 3.3坚持学术自觉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4]于计算档案学而言也是如此，理论研究的突破就包含在“新见解”的创生中。缺乏理论研究的革新，计算档案学则很容易被空心化为一种游离于严谨的学术圈之外的空洞口号。在迎接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来临之际，国内学者应当始终坚持学术自觉，切实提升科研能力。
在新领域的推动下，坚持学术自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学术自觉体现在自觉运用计算档案学的方法，探究认知客观规律得到的数据间的有机关联；自觉基于基础理论的认识，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做出合理的阐释；自觉转换学科新思维模式迎接新挑战。这就要求国内计算档案学研究学者具备以下两种专业研究能力：
一是“理论能力”，即对计算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能力，这是基于大数据和科学计算，基于对档案学理论理解和透析之上的理论创生或理论创制的能力，亦是对所有我国计算档案学的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基本要求。
二是“高端能力”，即“计算思维”“档案思维”“理论能力”三者之间的跨界调度能力、融通能力与转化能力。这要求我国计算档案学研究学者做到“化计算为档案”“化计算为理论”，从而最终实现“化计算和档案为计算档案学理论”，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理论繁荣和档案事业发展。
坚持学术自觉，是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趋势下对国内学者提出的基本能力要求，是国内学者的科研使命与科研担当的表现。计算档案学作为一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在我国的发展仍十分稚嫩，必须在引领研究方向、加强科学研究、搭建研究体系等方面着力。借助国内学者的智慧加强我国计算档案学建设，并使之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规模。
综上所述，计算档案学是突破性技术应用于档案学领域的范式革新，它将突破传统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藩篱，作用于档案数据治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全方位拓宽传统档案研究的视域。同时，计算档案学带来的全新理论视野也会将档案学研究引入新的、更加全面、科学和严谨的学术规范之中，为档案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双向交流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即将来临，作为学科使命的当代承担者，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先行意识，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新的技术、范式与思维，以宏大的视野和宽厚的肩膀应对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带来的新挑战，在档案学的世界之中沉浸打磨，进一步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逐步走向定型和成熟。
[1]IEEE Big Data 2018：3rd CAS workshop.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EB/OL].[2020-10-11]. https：//dcicblog.umd.edu/cas/iee-big-data-2018-3rd-cas-workshop/.
[2]ESTEVA M. Modeling archival problems in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 （CAS）[EB/OL].[2020-10-04 ]. https； //saaers wordpress. com/2017/05/16/modeling-archivalproblems-in-computational-archivalscience-cas/.
[3]CAS workshops.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EB/OL].[2020-10-08].https：//dcicblog. umd.edu/ cas/#workshops.
[4]The National Archives.Exploring Data， InvestigatingMethodologies[EB/ OL].[2020-10-10]. https：//blog. nationalarchives.gov.uk/computational- archival-science-cas-experimentationk n o w l e d g e - e x c h a n g e - a n d -inter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s/.
[5]The National Archives.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 （CAS） symposium[EB/OL].[2020-10-05]. https：//www.turing.ac.uk/events/ computational-archival-science-cassymposium.
[6]傅天珍，鄭江平.计算档案学的兴起、探索与启示[J].档案学通讯，2019（4）：28-33.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2020-10-11]. https：//www.saac.gov.cn/daj/ya ow/201604/13520453b74a4146a5195ad fbd0fa5b9.shtml.
[8]Lin Ji-Ping.An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 to Enrich and Integrate Big Digital Archival Data： Using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Open Research Data （TIPD） as an Example[C]//201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IEEE Big Data），December 11-14， 2017.Boston， MA，USA.New York：IEEE，c2017：2279-2287.
[9][12]人民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 OL].[2020-11-14]. http：//cpc. 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10]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 [R]. Chicago：Mckinsey&Company，2011.
[11]李醒民.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途径[N].光明日报，2004-06-01（B4）.
[13]Max Weber.Gesammelte Aufasatze zur Wisenschaftslehre[M]. Tubingen tian Benjamin：Jakob Christian Benjamin Mohr， 1988：540.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关键词：计算科学；档案学；计算档案学；话语；理论研究
分类号：G270
Science and Humanities Intersectio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utational Archives Science
——Should be， at a Loss， and Dictate
Lu Zhiqing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has set off a profound change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archive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ves work. From thi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ca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ught to be produced by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this article has an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and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ri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in our country. ， Academic selfconsciousness， thin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in three dimensions， with a view to proposing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mputational archives related research and work.
Keywords：Computational Science；Archives；Computational Archives Science；Discourse；Theoretical Research
随着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各层面开始逐步展开一系列数字化重组工程，应用于档案学领域的突破性技术也不断涌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掀起一场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深刻变革，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计算档案学应运而生。
计算档案学，即将“计算思维”与“档案思维”相融合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传统档案学的超越，“整合了计算和档案理论、方法和资源，既支持可靠和真实地创建与保存记录或档案，又解决了大规模记录或档案的处理、分析、存储和获取”[1]，旨在以更高效率、更细粒度、更高生产力，支持档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反观我国的研究现状，以“计算档案学”为关键词在中文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目前仅检索到一篇相關文献，在各类新闻报道中也较少发现有我国大陆学者参与国际计算档案学的专题研讨会。
鉴此，文章在分析我国计算档案学酝酿产生的应然性基础上，考察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茫然，探索该领域在我国发展的潜在危机，从使然性审视的角度出发，以话语自觉、档案自觉、学术自觉三个维度思考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路，以期提出开展我国计算档案学相关研究和工作的针对性意见。
1应然性分析：我国计算档案学的酝酿
当今时代属于数据、信息与知识爆炸的时代，在科学和技术的驱动下，数据科学成为了学科研究的“新大陆”，档案学领域获得了珍贵的“数据财富”，关于档案数据治理、档案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等相关课题的研究日益丰富，档案工作实践也不断革新，而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和研究范式亟需一个集合体来对此进行统筹与规划，因此，我国计算档案学的产生具有应然性。当前，我国计算档案学仍处于酝酿阶段，在一定的外部因素作用、内部动力推动以及基础保障支撑下，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即将来临。
1.1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发展的外部动因
国外关于计算档案学如火如荼的讨论是催生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外部动因。2015年，计算档案学的概念被初步提出[2]；2016年4月，在“发现新知识：大数据时代的档案记录”研讨会上，计算档案学正式宣告诞生[3]；随后，IEEE大数据国际会议上相继召开了三届CAS研讨会，逐步明晰了计算档案学的定义、立场与内涵；2019年6月20日至21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举办计算档案学研讨会，与会者以分组讨论的形式，探讨如何以数字方式收集数据，以用于大规模的计算研究之中[4]；2020年1月20日，在艾伦图灵研究所举行的计算档案学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学科和背景的专家共同探索和讨论为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将计算思维融入档案理论和实践[5]。
近年来，国外关于计算档案学的探索也得到了国内部分学者的重视，相关内容被引入，推动了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如傅天珍、郑江平在《计算档案学的兴起、探索与启示》[6]一文中就对国外计算档案学的研究动态进行了详尽梳理，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新性观点。
1.2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档案资源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利用网络化；创新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加快与信息社会融合，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加快档案管理信息化进程，“持续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积极响应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深度融合”。[7]伴随着数字化档案信息的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已经不能仅依靠档案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推进，而是需要融入计算理论、原理和方法的更为综合的档案理论来做支撑。在数字档案时代下，这两个领域注定“相依相伴”：离开计算机科学的档案学缺乏理解和有效管理数字档案所必需的知识；与此同时，离开档案科学的计算机科学亦缺乏产生持久可靠的记忆和证据所需的知识——因此，需要将这两种学科结合成新的跨学科专业，即计算档案学。计算档案学以数据科学为技术基础，架起了连接“计算”与“档案学研究”的桥梁，为解决档案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由此可见，计算档案学是顺应数据科学延展趋势、响应我国档案学研究需求的必然产物，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程。
1.3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发展的基础保障
在理论研究方面，计算科学的发展为我国计算档案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如近年来，“计算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激增，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等国内外权威刊物之中。在实践尝试方面，国内外计算档案学项目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台湾原住民项目[8]，项目组成员在2013—2017年当代人口普查和户籍数据集的基础上，构建台湾原住民开放研究数据库，利用记录链接、地理编码和高性能内存计算技术，对台湾原住民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在技术支撑方面，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应用日益普遍，为计算档案学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可能，同时，日益完整的计算生态体系亦在一定程度上为计算档案学的应用开拓了方向。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应用的正式落地可以确保计算档案学研究的深度和进程，尤其在档案数据的收集、保管、利用方面将大有作为。伴随以上三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我国计算档案学萌生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将更为充分，根基亦更为扎实。
2茫然中探索：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潜在危机
如上文所论，我国计算档案学现阶段已处于酝酿阶段，培育档案研究领域的这株“嫩芽”并使其茁壮成长的“沃土”已具备，“嫩芽”即将在各方有利条件的滋养下破土而出。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未必一帆风顺，潜在的危机或将制约着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前行，这些潜伏着的危机亟待相关学者、机构及社会之慧眼来辨认并加以解决。其中，话语力量的单薄、科学主义的扭曲、研究理论的匮乏均有可能成为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之路上的绊脚石。
2.1话语力量的单薄
如今计算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外，我国的相关成果屈指可数，关注该领域的学者还比较少。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在国际范围内尚属稚嫩；而作为后起力量，容易出现在国际学术圈内的话语力量被弱化的劣势。话语力量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掌握了学术话语力量就代表着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回顾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历程，我国档案学科在国际档案学界的话语力量一直较弱。近年来，尽管一些学者正在积极尝试做话语的转换，但却依然未实现大的改观，对许多所谓的新观点往往浅尝辄止，欠缺深究，使得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不能真正落地生根。因此，计算档案学这一全新的领域在“引进来”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对国外计算档案学的亦步亦趋，或是简单地运用外国计算档案学的理论、概念来生搬硬套的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充分体现“原创性、时代性”[9]。在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对于新领域的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表面化的译介和评价上，要提出更多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理论观点，形成我国的特色和优势。
思考我国在计算档案学领域中的话语力量问题是对“知识创新性”的反思，亦是对“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的追求。我国计算档案学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不能单纯依托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应当告别学术研究中的“拿来主义”，逐步摆脱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加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立足于我国计算档案学科的发展实际，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进行更多有深度的探索，在国际计算档案学领域内争取更大的话语力量。
2.2科学主义的扭曲
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學家的典型的方法和态度”，科学主义者支持将科学的实证、理性等方法延伸至其他学科领域。21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的发展呈现出高歌猛进的态势，其强势推进在某种程度上打压了人文主义的发展。而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多方面取得的成绩，又使得科学主义受到更多人的吹捧，极端的科学主义——强计算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万物皆数”“一切思维都可以看作符号的形式操作”以及图灵提出的人机判据，均是对强计算主义的阐释。计算档案学是科学主义思潮盛行时期的“衍生物”之一。因此，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容易发生偏转，这种转向的极端扭曲形式就是越来越多强计算主义者的出现。他们过分强调计量分析、过度注重计算技术，并在学科领域逐步掌握话语权，这将使得人文主义、理论关怀逐渐弱化，出现理论被边缘化的现象。美国《连线》杂志前任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就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强计算主义者，曾提出“理论的终结”这一偏激的思想。他十分推崇数据库的分析与运用，认为当今“是一个充满大量数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应用数据可取代任何其他可能采用的工具”[10]。 我们必须承认，信息时代下的“档案学”正在向“科学的档案学”方向迈进，这离不开计算科学的推动，但计算档案学的推进也应规避计算主义在档案学研究上强纲领的风险。正如李醒民教授所说：“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11]平衡“计算”与“档案”的关系，加强两种元素的融合，这是“科学”和“人文”整合和统一的要求，它关乎整个档案学领域的前途和发展。
2.3理论研究的匮乏
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作根基。纵观当前国际计算档案学的发展现状，总体而言，实践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理论研究则较为薄弱。诚然，理论研究的成效较为抽象，而实践研究的成果较为直观，但并不能因此将研究力量向实践研究倾斜，否则本该“两条腿走路”的计算档案学就会出现明显的方向偏移。这种表面的“研究盛况”会遮蔽理论研究的薄弱和缺失，导致在实践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在理论研究层面仍停留在浅薄层面的情况，这对于目前我国计算档案学的研究是极为不利的。计算档案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应该包含对于“计算”“档案”“二者的整合融通”的基本理解、基本立场，其中蕴含了这一学科的范式转向和价值取向。计算档案学的研究理论能从根本上回答何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何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何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思维模式。因此，这些研究理论的扎实程度与厚实程度，决定了我国计算档案学是否可以长久、持续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计算档案学未来的发展广度、深度与高度。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计算档案学的价值是多元复杂的，在推进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同时，应当加强对理论研究的重视，平衡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共繁荣，以理论推动实践的开展，以实践支撑理论的深入研究。
3使然性审视：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路
我国计算档案学的萌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应然性，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前景下，充分考量现实发展中的潜在危机，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尤当重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以尽快突破学科发展的瓶颈，积极迎接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的正式来临。
3.1坚持话语自觉
我国应当在梳理国际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更有创新性的见解与观点，加强对“计算档案学伦理问题”“计算档案学与档案数据利用问题”以及“计算档案学技术应用问题”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从而填补计算档案学的空白。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12]。在此时代背景下，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必须要坚持话语自觉，激活我国科学研究的创新之源。
首先，坚持话语自觉，必须建构起我国计算档案学创新型研究范式。對于国外计算档案学研究的引入，必须要经过国内学者对概念的理解、还原和结合实际的重新释义。计算档案学的创新不能简单等同于将国外已有的范本案例置换为中国本土案例，我国计算档案学研究的相关学者需要积极探索建立具有稳定内核和创新活力的研究范式。
其次，坚持话语自觉，必须要树立学术自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必须要强化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思考、深化学术研究、锻炼学术思维，从而在国际计算档案学领域展现出中国风采，彰显出中国气派。
最后，坚持话语自觉，必须勇于表达与传播。学术话语力量需要学术表达与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在学术期刊、学术著作、学术会议、学术互联网平台上表达学术观点，传播中国声音。为进一步加快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广大档案学者应当深入研究，同时加强表达与传播能力。
我国计算档案学起步较晚，引入和学习国外计算档案学利于节约探索的成本，是一种合理选择。但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话语自觉，建构起我国计算档案学创新研究范式，树立学术自信，加强学术表达与传播能力，有效解决“知识创新”和“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一类的症结性问题。当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逐步迈向国际大舞台的中央，发展中国特色的计算档案学已时不我待。
3.2坚持档案自觉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当自身面临各种主导思想，哪怕是最为崇高的思想时，也要在个人能力这个意义层面上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要‘溯洄涵泳’。”[13]这既是信息时代下对学科本体性意义的反思，也是对于强计算主义者最好的回应。这种“溯洄涵泳”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对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所应当采取的态度。面对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的即将来临，我们并非要站在某一极端立场，而是应当采取一种积极而又谨慎的方式来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浪潮，避免被计算、算法支配，坚持档案自信。而坚持档案自觉，则需要挖掘计算档案学中的“档案特色”，充分体现计算档案学中的“档案关怀”。
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在计算档案学的体系中，“计算”只是通向“档案”的方法与路径，而“档案”才是“计算”的最终目标，作为手段的“计算”是档案学研究的基石，“档案”才是“计算档案学”安身立命的“根基”。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进程中必须挖掘、凸显“档案特色”，彰显计算档案学独特的内涵与意蕴。
另一方面，计算档案学是科学与人文交汇的产物，我国计算档案学的构建，除了要避免只有“计算”，没有“档案”，还要避免只有“科学数据”，没有“档案的人文关怀”。在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融入“档案关怀”，将“科学”和“人文”、“计算”和“档案”有机地联结起来，赋予冰冷的计算数据以档案的“温度”。
必须承认，相较于传统的档案学研究而言，融入计算方法的档案学研究的确在研究效能提升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档案学本身复杂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以及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能动性等依旧是计算、算法所无法替代的，只有坚持档案自觉，发挥“档案特色”，融入“档案关怀”，才不至于在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正式来临之时为浩瀚的“计算”洪流所淹没。 3.3坚持学术自觉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4]于计算档案学而言也是如此，理论研究的突破就包含在“新见解”的创生中。缺乏理论研究的革新，计算档案学则很容易被空心化为一种游离于严谨的学术圈之外的空洞口号。在迎接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来临之际，国内学者应当始终坚持学术自觉，切实提升科研能力。
在新领域的推动下，坚持学术自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学术自觉体现在自觉运用计算档案学的方法，探究认知客观规律得到的数据间的有机关联；自觉基于基础理论的认识，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做出合理的阐释；自觉转换学科新思维模式迎接新挑战。这就要求国内计算档案学研究学者具备以下两种专业研究能力：
一是“理论能力”，即对计算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能力，这是基于大数据和科学计算，基于对档案学理论理解和透析之上的理论创生或理论创制的能力，亦是对所有我国计算档案学的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基本要求。
二是“高端能力”，即“计算思维”“档案思维”“理论能力”三者之间的跨界调度能力、融通能力与转化能力。这要求我国计算档案学研究学者做到“化计算为档案”“化计算为理论”，从而最终实现“化计算和档案为计算档案学理论”，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理论繁荣和档案事业发展。
坚持学术自觉，是我国计算档案学发展趋势下对国内学者提出的基本能力要求，是国内学者的科研使命与科研担当的表现。计算档案学作为一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在我国的发展仍十分稚嫩，必须在引领研究方向、加强科学研究、搭建研究体系等方面着力。借助国内学者的智慧加强我国计算档案学建设，并使之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的发展规模。
综上所述，计算档案学是突破性技术应用于档案学领域的范式革新，它将突破传统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藩篱，作用于档案数据治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全方位拓宽传统档案研究的视域。同时，计算档案学带来的全新理论视野也会将档案学研究引入新的、更加全面、科学和严谨的学术规范之中，为档案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双向交流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即将来临，作为学科使命的当代承担者，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先行意识，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新的技术、范式与思维，以宏大的视野和宽厚的肩膀应对我国计算档案学时代带来的新挑战，在档案学的世界之中沉浸打磨，进一步推动我国计算档案学逐步走向定型和成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IEEE Big Data 2018：3rd CAS workshop.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EB/OL].[2020-10-11]. https：//dcicblog.umd.edu/cas/iee-big-data-2018-3rd-cas-workshop/.
[2]ESTEVA M. Modeling archival problems in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 （CAS）[EB/OL].[2020-10-04 ]. https； //saaers wordpress. com/2017/05/16/modeling-archivalproblems-in-computational-archivalscience-cas/.
[3]CAS workshops.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EB/OL].[2020-10-08].https：//dcicblog. umd.edu/ cas/#workshops.
[4]The National Archives.Exploring Data， InvestigatingMethodologies[EB/ OL].[2020-10-10]. https：//blog. nationalarchives.gov.uk/computational- archival-science-cas-experimentationk n o w l e d g e - e x c h a n g e - a n d -inter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s/.
[5]The National Archives.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 （CAS） symposium[EB/OL].[2020-10-05]. https：//www.turing.ac.uk/events/ computational-archival-science-cassymposium.
[6]傅天珍，鄭江平.计算档案学的兴起、探索与启示[J].档案学通讯，2019（4）：28-33.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2020-10-11]. https：//www.saac.gov.cn/daj/ya ow/201604/13520453b74a4146a5195ad fbd0fa5b9.shtml.
[8]Lin Ji-Ping.An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ational Archival Science to Enrich and Integrate Big Digital Archival Data： Using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Open Research Data （TIPD） as an Example[C]//201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IEEE Big Data），December 11-14， 2017.Boston， MA，USA.New York：IEEE，c2017：2279-2287.
[9][12]人民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 OL].[2020-11-14]. http：//cpc. 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10]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 [R]. Chicago：Mckinsey&Company，2011.
[11]李醒民.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途径[N].光明日报，2004-06-01（B4）.
[13]Max Weber.Gesammelte Aufasatze zur Wisenschaftslehre[M]. Tubingen tian Benjamin：Jakob Christian Benjamin Mohr， 1988：540.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