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陕西省官员写作蔚然成风副省长发表长篇小说》的文章，文章中提到近年来陕西省大批公务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纷纷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文学教授指出这些作品多是真性情的流露，大部分排除了“靠写作成名”的功利思想。在当今出书难、发行更难的环境下’官员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写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成为了文坛一道奇丽的风景线。
　　官员出书现象古已有之。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再到唐宋八大家，几乎所有的诗人作家都是官员。尤其像屈原、王安石、欧阳修等，他们官位不低，不仅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其文学成就更是斐然。在古代的中国，优秀的文人大都有一官半职，文而优则仕，这是古代文人的进身之阶和理想抱负。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坛和政坛已经被分割开来。社会对文人和官员有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对文人看重的是其文学修养和文学成果，对官员看重的则更多的是其行政作风和政绩。 　官员进行文学创作无可厚非，从政之余善为文，这是官员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而当一种个人兴趣演变为一种社会风潮，官员“出书热”愈演愈烈时，人们对官员出书背后的动机、發行的渠道等也产生了质疑。
　　细细看来，官员出书的心态并不相同，大多数官员有文凭、有文化、有思想。他们在政务忙碌之余，靠着真才实学写出有价值的书，或是把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成书出版以供其他人学习和参考，这是值得支持和肯定的。
　　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在退出领导岗位后，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外交十记》。在书中，钱外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真挚感情，为我们再现了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外交史上波谲云诡、风云际会的十件重大历史外交事件与难忘岁月。他用平白朴实的笔调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外交画卷，其著作也成为一部重要的外交文献。
　　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李岚清音乐笔谈》中以其深厚的音乐素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将自己对欧洲经典音乐的爱好与理解，以及音乐给人生的启悟凝练在文字中，给读者留下了，一部关于音乐与人生、音乐与工作、音乐与教育的交响乐般的著作。这些都是社会重要的思想财富。
　　与此同时，也有小部分官员通过出书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是“俗吏”，而是“儒官”，不仅能当官执政，而且还是文人雅士，以这种外显文化支撑自己的职务。 还有一些官员政绩不足文声补，为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甚至有些官员出书质量不高，通过职权将书摊派给下属单位或个人，把出书当做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敛财手段。
　　官员热衷于文学写作，若其具备闲暇的时间和著书能力，这本无可指责，但是“出书热”背后所带来的上行下效、沽名钓誉以及滋生出的腐败行为则不容忽视。据报道，在“出书热”的风潮下，“秘书捉刀，领导署名”已经成为官员出书的一条“潜规则”。也有部分官员为了出书，将多年的报告、讲话等文件进行汇编，事实上，这些文稿更多地体现的是秘书的水平，或是转抄上级的文件。甚至有些稍有文才的人将自己的著作送给官员，来博得官员的赏识。
　　此外，官员出书的销路更加“冷人羡慕”。不少官员出书的印刷等费用都是由公款埋单，或者利用权力从企业那里筹钱出书，然后就有一批人打着官号兜售摊派，利润分成。据了解，湖北省和四川省针对官员违纪出书现象先后下发了禁令，并加大了对领导干部违纪出书的惩戒力度，官员违纪出书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反腐败课题。
　　官员写作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官员通过读书、思考和工作实践总结出一些对社会、百姓和工作有利的观点和看法，对提高执政能力、分享执政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官员身份特殊，其手上握有权力资源，一旦“出书热”同官员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似乎总能找到政治腐败的迹象。
　　我们无法去深究官员出书背后的真实心态，只愿它多一点价值，少一点伪劣，官员出书应成为领导干部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滋生腐败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