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将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里，始终激励着后人勇敢前行。
　　长征，这篇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由中国工农红军用血肉之躯和钢铁精神谱写而成。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刊从本期起，刊发辽宁仍健在的部分老红军的英雄事迹，与广大读者共同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邹衍，1915年11月出生，江西兴国县人。1928年参加党领导的秘密农民协会，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8月入党。抗战胜利后从西北转战东北，率部参加了剿匪、土改运动，并参加了解放吉林、围困长春和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6月离休，离休前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
　　今年101岁高龄的邹衍老人，谈起话来笑容可掬、有条不紊，一副儒将风度。对自己一路走来的历史足迹，特别是长征中的故事，邹老至今记忆犹新。
　　13岁时为农协站岗放哨
　　1915年11月，邹衍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邹衍断断续续念了5年书，后来因生计所迫放弃学业，帮父母放牛、干农活。
　　1928年年初，一支红军队伍来到崇贤乡，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不久，崇贤地区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邹老的父亲邹庆方也参加了村里的农民协会。
　　“一天晚上，农协在我家开会，会长陶时方让我在门外放哨，说有情况就报告。陶会长非常认真地说：‘孩子，你这就算参加了农民协会，这件事不准对外人讲，泄了密是要杀头的。’从这次会后，农协召开会议，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在山沟里还是山坡上，我都给他们站岗放哨。”邹老回忆说。
　　毛泽东讲“分”字让他至今难忘
　　1930年9月，邹衍被选送到赣西南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接受培训，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1931年6月，学校奉命撤回赣江东部，到达宁都以北的黄坡、小布一带，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所在地。
　　一天，邹衍和战友们在野外训练时，毛泽东健步向他们走来。大家都非常高兴地拍手欢迎。邹老回忆说：“毛主席向大家问好，说‘同学们辛苦了’，并问大家都是哪些地方的人，学习怎么样。大队长一一作了回答，然后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说，今天只给大家讲一个‘分’字，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接着，毛泽东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并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及革命的目的和坚定党的理想信念，等等。这次讲话，邹老至今记忆犹新。
　　长征路上给周恩来送急件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邹衍在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任通讯班班长，往返于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之间，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
　　红军攻下遵义城后，一直将敌人追歼到乌江边。邹老回忆说：“战斗结束后，总政治部李富春代主任派我给周恩来副主席送急件。我从驻地出发，翻过几座大山，跑步赶到遵义城郊区找到了周副主席。那时他留着很长的胡子，腰间扎着皮带，别着手枪，正在等待前线的消息。周副主席看完信件对我说：‘你回去后跟李主任讲，总政治部就在郊外宿营，不要进城，因为城里现在还很乱，山上还有零散的敌人，可以先派工作组进去。’我赶紧返回驻地向李富春汇报。当晚，总政治部机关按照周副主席指示，在城郊找了一个村子宿营。”
　　蔡畅手把手教他絮棉衣
　　1935年6月，邹衍随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穿过藏区，来到夹金山下。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爬的第一座雪山，海拔4900多米，山脚下人烟稀少，粮食奇缺。领导要求战士们立足现有条件，做好过雪山的准备工作。
　　邹老回忆说：“在以前的行军中，为了尽量减轻负担，同志们除了留件换洗的衣服外，其他的东西都扔了。没有棉衣御寒，大家就把两件单衣套在一起缝上，中间再絮些保暖防寒的东西。我将总政治部肖向荣秘书长送给我的一件夹衣拆开，找了一些破碎羊毛准备絮上，可不知怎么下手，其他战友也是手忙脚乱。正在大家为难时，李富春主任的夫人蔡畅大姐来了。她先教我们絮套子，又拿起针线给我们作示范。我们围坐在一起，蔡大姐手把手地教我们。在蔡畅大姐的帮助下，大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御寒衣。”
　　夹金山一上一下就是七八十华里，快走也要一天的时间才能翻过。
　　“天一亮我们就随部队出发了，走到山脚下时，四周的田野绿油油的，太阳暖融融的，大家走得满身是汗。刚上去，路还算好走，越往上走路就越窄越陡，空气也越来越稀薄，雪也越来越深。走到半山腰时，天气突然变冷了，再往上走就更冷了，这时天上飘来一片乌云，大风突然吹起，空中立即大雪纷飞。一眨眼的工夫，周围已是一片雪白，这时只感到呼吸困难，腿也开始发软，我们互相搀扶着，几乎都是拼着全身力气，在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走到山顶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般大的雹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我们无处藏身，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
　　邹老说：“那时候我们一些红军战士不懂得缺氧的道理，有的战友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口渴走不动，就想坐下休息一会儿再走，没想到好些战友再也没能站起来，永远留在了雪山上。”说到这里，老人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后来，邹老在长征途中又翻越了打鼓山、梦笔山，其艰难险峻的程度不亚于夹金山。
　　六天五夜过草地
　　1935年8月，邹衍所在部队自毛儿盖出发，用6天时间走出草地。
　　邹老回忆说：“过草地的艰险程度难以想象。草地沉睡了千百年，荒无人烟，草丛上面笼罩着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们又没有详细的地图，行军只能靠指北针判定方向。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有的地方只能踩着草墩行进，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污泥潭，越挣扎陷得就越深，要几个人帮助才能拉出来，有的骡马陷进去拉不出来，就死在那里了。人们整天在水里泡着走，一天下来疲劳到了极点……
　　“不单是脚下的草地充满危险，天气变化也很快。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暗，中午气温却很高，本来看着好好的太阳，突然一块乌云过来，一阵狂风吹起，大雨就下来了。连续6天过草地，没有一天不下雨，有时一天下好几次。当时大家都没有雨具，下起雨来全身都被淋湿了，太阳一出来又被晒干；刚被晒干，一阵大雨过来又是全身透湿。
　　“记得走到第三天的晚上，下了一场大雨，从傍晚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大家一整夜都无法睡觉，只好坐到天亮，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中央机关首长也是淋着雨坐到天亮，第二天仍然要继续行军。不行军也不能休息，因为还要时刻准备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就这样，经过六天五夜的艰难跋涉，邹衍和战友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从西北转战东北
　　随部队到达陕北后，邹衍先后任西北保卫局科长、县公安局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团政委兼延安南区卫戍司令。抗战胜利后，邹衍奉命转战东北，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八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剿匪、土改运动，亲自签署布告处决了匪首“座山雕”，并参加了解放吉林、围困长春和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
　　1949年，邹衍任中央公安纵队政委，组织部队安全迎接党中央进驻北平，并保卫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邹衍历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政委、沈阳军区装甲兵政委、五十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等职。1988年离休后，邹老除参加会议和读书学习外，还经常应邀去部队、学校，为官兵、师生作革命传统报告，被聘为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邹老说：“回想自己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是党把自己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一位共和国的将军，国家和军队又给了我优厚的待遇，我只有保持晚节，尽可能做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才能报答党对自己的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