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把降成本看成是企业的工作，是企业、家庭、个人这些微觀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的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能够增长竞争力，增加利润，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但是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不足以显著降下来，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举九类成本来说明问题。
　　第一类法定成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很多开支形成，如果这个员工你想雇，我也想雇，我们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要素拿到手。这类成本是市场竞争供求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说你必须交税，比如社保的缴付。我国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降下来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降下来的。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实际见效的措施。因为现在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的不一定那么快。这样，很多企业没等市场成本降到他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就支撑不住了。应对所谓不要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的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大，所以根据国际经验看，光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否则这个财政的窟窿短期内是增加一点赤字，长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所以要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其实经济不管怎么下行，它总还有机会，比如北京儿童医院，我走过几次根本没办法通行，我不是去看病，只是路过而已。问题在哪？并不是培养的医学学生不够，而是潜在的能供给的医疗服务资源要对潜在的、巨大的甚至不是潜在的明显的需求做反应，中间有障碍。医改强调公共服务，可是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需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这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从医和增加医疗服务，这就要靠价格机制。我们有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
　　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当中，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很可惜，另一方面我们潜在的机会还是很大。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以房地产为例，虽然全国过量库存，降库存问题很大，可是同时深圳、上海、北京房价非常高。问题何在？仅仅靠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的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作出灵活的反应，就会出现这个尴尬局面。这里还在讲降低房地产库存，那里房价已经冲天而起。关键问题是国家的土地制度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在深圳调研中发现，房价涨的同时，有大量土地没有好好用，甚至闲了许多工业厂房。问题这些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这个事情深圳说了不算，只有全国的法规，由全国的行政控制决定，成本不降下来，市场主体看到了机会，想做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得不到，反应过程就会非常慢。这三类法定成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作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都叫做体制性成本。
　　中国的经验，过去所以成功，能走到世界前列，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的大规模的降低了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国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经济更好未来一个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