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事情是制止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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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过许多国际讨论会,有时也想写点什么,但总因为忙,常常什么也写不成。去年12月,到东京参加第4届东亚历史教育研讨会,回来后虽然也还是忙,但总觉得非写点什么不可。
  会议是由日本比较史·比较历史教学研究会召开的,主题是怎样理解帝国主义时代。会议邀请书称:明年是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出兵的100周年。从那时起,东亚开始成为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以后的半个世纪内,中国半殖民地化,日本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现在,还留着深刻的伤痕。因此,检讨帝国义时代,加深东亚地区的相互理解,摆脱对立与纷争,迎接下一世纪,成为紧急的重要课题。收到这份邀请书时,我感到这个主题抓得确实好,欣然同意参加。
  12月11日,会议假座明治大学举行。偌大的教室里满满当当地坐了二三百人。可以说座无虚席。据说,有的听众甚至是从冲绳赶来的。我在会上很高兴地见到了野泽丰、山田辰雄和小岛淑男等几位教授,他们是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老友重逢,有一种分外的亲热感。


  会议由比较史·比较历史教学研究会代表、东京大学教授吉田悟郎致开幕词:“明年,二十世纪就要结束。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真的成为历史了吗?今天,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殖民地主义的时代已经变成以美欧为中心的世界、殖民地主义被铲除的时代了。以美国为霸主的世界资本主义看上去还很神气,实际上随着地球环境问题的不断发生,不正是矛盾深化、危机重重吗?这种以世界资本主义为中心的霸权主义、大国主义为主导的世界政治潮流,不正显示‘帝国主义’的阴影依然时隐时现,在所谓‘文明国’、‘先进国’的统治阶层甚至其国民大众中间,‘帝国意识’依然鬼魂不散吗?”吉田教授长得高高大大,声音也很洪亮有力。听着听着,我有点怀疑是否在听取某一个中国同行的报告。然而,没有错,我是在日本,在聆听一个日本学者的讲话。
  这天的议题是:作为世界体制的帝国主义。在我作了题为《英国与辛亥革命》的学术报告后,由东京大学的木■洋一教授报告,他的题目是《1900前后帝国主义世界体制与日本》。报告从1904年发生在我国东北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切入,因此引起我的特别注 。近年来,日本学者藤冈信胜等反对批判日本的帝国主义道路,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是“自虐”,他们把日本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包括太平洋战争在内都说成是“通往亚洲解放之路”,“是改变世界潮流的决定性事件”云云。对此,木■教授针锋相对地表示:“日俄战争并不是与解放被压迫民族有关的战争,只不过是通过镇压义和团运动,缔结日英同盟,被承认为帝国主义世界体制统治国的一员的日本,为了进一步确立其压迫其他民族的地位而进行的战争。”木■教授甚至引用尼赫鲁的话,指责“日本在施行帝国主义政策时简直不顾羞耻”。和吉田教授相反,木■教授个子较矮,也较瘦弱。他讲话沉稳,条理极为清晰,几乎不看稿子。
  下午由韩国庆南高级中学教师朴钟天、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马执斌、日本山梨英和中学米山宏史等介绍各自国家或各自学校的教学情况。朴钟天的报告题目是《韩鲜成为殖民地的原因何在》,米山宏史的报告题目是《我们是怎样教东亚地区与帝国主义的》。米山称,日本现行的多数教科书在讲授“帝国主义时代”时通常分为八个问题:1、帝国主义的形成。2、帝国主义各国的内部情况。3、瓜分非洲。4、瓜分亚太地区。5、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瓜分中国~义和团事件。6、日俄战争~兼并韩国。7、亚洲各地的民族运动~辛亥革命。8、巴尔干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教学,多数学生能了解到日本“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时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各地犯下的种种罪行”,感觉到“真丢脸”,“太没有道理了”,“必须正视事实,不能回避”。针对近年来的所谓日本兼并韩国是为了“防止日本殖民地化”,是所谓“必须的不可避免的路线”的说法,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对日本来说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日本的能动行为才是形成东亚地区帝国主义体制的动力。”
  我以前对日本的中学历史教学所知很少,听了米山先生的介绍,我觉得,他所采用的教科书在许多观点上都是正确的,无怪乎近年来日本石翼分子大肆喧嚷,要修改教科书了。
  第二天的议题是:从被殖民统治者的立场所作的观察。越南学者杨中国(Duong Trung QUOC)、台湾学吴文星和韩国学者赵锡坤分别作了报告。杨中国在题为《关于殖民主义的记忆和历史见证》的报告中提出,要注意区分“法国具有的‘文明性’与‘殖民性’”,“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法国革命和法国殖民主义”。他特别提出:“在世纪末的今天,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忽视殖民主义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却片面强调殖民主义优越性的势力。”但是,他也同时提出,要防止另一种片面性,例如,“在某一时期,越南也出现过由于混同西方文明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性,而完全否定西方的极其狭窄的民粹主义”。赵锡坤教授介绍了韩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近代化”问题的一场论战,即一派强调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开发作用,一派强调其掠夺作用。赵教授认为,这种讨论“要是不伴随着对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所犯下的罪行作彻的批判,那末我们从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中就不会得到任何教训”。他说:“在研究殖民地历史的时候,除了上述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殖民地经济的重新组建以外,我们还要注意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殖民地经济的缺陷和殖民统治的受益阶层。从殖民统治得到好处的是极少数人,他们是殖民地近代化的受益者。”
  会议的报告者不多,但使用的语言有日、中、韩、越、英等五种。为此,会议准备了一个相当整齐的翻译班子,各项组织工作井然有条。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听众的参与精神。他们不仅以交纳出席费的方式支持会议,而且积极参加讨论,气氛活跃,自晨至暮,毫无倦意,没有人中途退场,更无人窃窃私语。
  会议由专修大学教授西川正雄致闭幕词。他在逐一评论了各国学者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后说:“日本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过去,而且关系到未来。本次研讨会作出的选择是,反对藤冈信任、西尾干二提出的日本新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员的职责是,分析并讲援大日本帝国何以走上了没落、灭亡,导致数百万日本人民在国内外牺牲的道路。”
  闭幕词最后,西川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书中说过,大事件和大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制止闹剧。我们应该使这一点变得更加明确,今天的日本必须完全、彻底地告别大日本帝国时代。”西川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讲话的语调很平稳,但是,讲到这里,他的语调突然昂扬起来。
  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作诗有所谓“卒章显志”的说法,听了西川教授的闭幕词,我对于主办者召开这次会议的主旨就完全明白了。
  会议结束的当晚,主办者在明治大学新楼顶楼举行招待会。我端着酒怀和吉田悟郎教授聊起来。我说:以前我不知道日本有贵会这样的团体,这次受邀,使我了解到贵会的宗旨,非常敬佩,希望贵会能坚持进行,日益发展。吉田教授对我应邀参加这次会议表示高兴,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只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团体,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但是做得并不多。自己虽然已经老了,还要像一支蜡烛一样,放射出所有的光亮。”
  第三天上午,主办者安排参观东京大学档案馆。吉田悟郎、西川正雄、佐藤伸雄、二村美朝子等研究会的领导人都来陪同 。参观结束后在东京大学学士馆用餐,我利用上菜前的间隙问西川教授:“日本国粹主义者的现状如何?”
  “现在有自由主义史观研讨会,参加者大都是原皇国史观一派的学者。他们也就是日本的国粹主义者。这批人反对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要求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其代表人物就是藤冈信胜和西尾干二。这个研究会的参加者约有千人左右。”西川教授答道。
  “还有漫画《战争论》的作者小林。”二村美朝子补充说。二村是一位中年女学者,显得很年轻,在学会中被称为“永远的朱夏(红色夏日)”。
  “你们的学会是不是和他们对立?”对于我的问题,西川点头称是,佐藤先生则以手势作对立状。
  “提起他们的名字我就讨厌。”西川一点也不掩饰对藤冈等人的反感。
  “您在闭幕词中提到马克思的话,现在自由主义研究会的一批人是不是在表演闹剧?”我继续问西川教授,西川仍然点头称是。
  下午,佐藤行政管理陪同我和马执斌先生参观东京名胜浅草。那地方十五年前我曾经去过,十五年后重游,一切依旧。参观中,谈起神社。佐藤先生说:“靖国神社就在附近,自己讨厌那地方,从来不去。”佐藤先生已经年过古稀,但是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我常常赶不上。
  从浅草回到宾馆大堂,历史教学研究协议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已经等在那里。交谈之后,知道是来找马执斌先生的,明年中国方面将在上海召开历史教学讨论会,他们准备参加。我因与此事无关,便在略中寒暄之告辞。这时,其中一位高个子、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学者突然站起来,严肃地说:“不久前,我到南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了解到当年日军的暴行,我对中国牺牲的同胞表示哀悼。”
  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一场面,我毫无思想准备,望着面前这位一脸诚挚表情的日本学者,我颇为感动地说:“让我们团结来,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回到房间以后,我打开随身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开始书写这几天的日记。吉田、西川、佐藤、二村,以及那位为中国牺牲同胞致哀的学者……,一个个浮现在我的面前,一个个显得那末可爱,而又那样可敬。我想,他们才是日本的良知,日本的正义。
  西川教授在闭幕式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制止闹剧。”然而,在我回国后不久,日本左翼势力就在大阪集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看来,制止“闹剧”的任务还很重,路程也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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