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中，我父亲陈赓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从北伐战争、隐蔽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援越抗法、抗美援朝战争，他始终在前沿战斗，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他是我军唯一同日、法、美军都交过手的高级将领。
　　父亲能征善战，且爱好广泛，多才多艺，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也是一个细致有心的人。在战争年代，父亲就有保存文献与实物的习惯，不光是各个时期的日记本和照片，还有中央和军委颁发的一些证件、证章，他使用过的望远镜等等，他都一直珍藏在身边，结婚后交由母亲保管。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革命者的奋斗记录和历史见证，有价值和意义，能保存下来的就尽量保存下来。
　　因此，父亲的各种原始文献资料，在他们那一辈人里算是相对较多的，也是较为完整的。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战地日记

　　在父亲留下的珍贵文献中，仅日记就有20多万字。父亲写日记始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期，在战火纷飞、四处奔波的日子里，不论多忙多苦多累，他都要抽出时间把当时的情形与感受记下来，除了记录行军打仗，还记录他丰富内心世界的欢乐与痛苦、骄傲与自责等。
　　战争年代父母分多聚少，于是两人约定，只要有机会见面，父亲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记本交到母亲手上，分别时母亲再送给他一个新本子以便继续写。母亲对这些日记本呵护备至，曾用灰粗布糊了皮，以起到加固作用。行军时，母亲将这些本子藏在马褡子里。那时披星戴月、跋山涉水，每到驻地，她先要把日记本拿出来检查一下，湿了就在太阳底下晒晒，或在老乡的热炕上烤烤，生怕丢了或受潮了。
　　《陈赓日记》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印制一部分，因为有涉及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未公开内容，囿于当时的保密要求，只在內部出版。2003年初重新出版的《陈赓日记》，在尊重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校核，将原貌如实地加以呈现。
　　1961年3月父亲去世后，母亲便着手系统地整理父亲的遗物，日记、自传、笔记、信件、大量图片和使用过的物品等，装了两个箱子，她始终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珍藏着。在“文革”动荡年代，母亲先后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中组部干校。为防不测，临行前她特地带着小孙女怀申把这两个箱子放到上海我大哥陈知非家保存，从干校一回来便首先想着要把两个箱子运送回来。后来，军事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有哈军工、国防科大等先后到我家来找资料，从我们家保存的六大本父亲的相册里翻拍了不少珍贵的图片。

由鲁迅保存的父亲手绘的地形图

　　在上海鲁迅博物馆里展出着一份由父亲手绘的地形图。这是他在与鲁迅先生会见时留下的。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上海，父亲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与不是中共党员的文坛巨匠鲁迅先生两次会面呢？这是因为，1932年11月父亲在上海治疗伤病时期，常向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并说“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所经受过的这一切，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不要忘记”。他所讲的这些红军故事，被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详细记录并整理油印出来，希望有个作家能将其写成文学作品。鲁迅先生看到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冯雪峰送来的这份材料后，非常激动，特别希望能见到这位“讲故事”的红军将领。
　　在冯雪峰、朱镜我以及楼适夷的先后陪同下，父亲两次秘密来到位于四川北路的鲁迅先生家中与他会面，详细地讲述了苏区和红军的战斗经历。在讲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形势时，鲁迅先生还特意拿出纸和笔来请我父亲画出图示意，于是便留下了这份历史的“记录”。

　　两次促膝长谈后，鲁迅先生也多次向冯雪峰同志表示愿意写一部类似于苏联《铁流》那样的、反映红军指战员战斗生活的作品想法，并计划是中篇小说。遗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创作环境所限，鲁迅先生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作品，而这张父亲随手画的地图却被鲁迅先生珍藏了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参观鲁迅纪念馆时才被他确认。

一枚珍贵的纪念徽章

　　父亲生前保存了不少战争年代的纪念章、奖章，都被母亲别在一块大手绢上。有一次哥哥陈知建想了解纪念章的情况，父亲就指着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说，这个最有价值了。
　　这枚纪念徽章质地为红铜，高4.3厘米，长3厘米，厚0.1厘米，净重10克，呈五角星造型，白地红边，图案最上方为铁锤和镰刀，象征着领导工农红军的中国共产党，正中是一名骑马的红军战士吹着军号向前跃进的形象，下部铸有“1927—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文字。
　　1937年8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父亲任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9月6日，暴雨如注，第一二九师三个团500余人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举行改编和出征抗日誓师大会。父亲担任阅兵总指挥，指挥着90名司号员在会场上吹起了军号，并接受了张浩代表党中央及军委颁发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瓢泼大雨之中，父亲和战友们含泪“暂时同红军帽告别”，戴上了国民党当局配发的“青天白日”军帽。他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红军永远是红军，任他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为纪念这一时刻，父亲还特意头戴红军帽、胸前佩戴着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留下了最后一张红军时期的照片。此后，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一直保存在他身边，激励着他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而奋勇向前。
　　鲜为人知的是，在参与指挥作战的间隙，父亲还曾亲自指导制作过一些纪念证章颁发给部队指战员们。

　　1946年11月下旬至次年1月底，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父亲，率部策应保卫延安，配合晋绥部队进军吕梁地区，先后发起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粉碎了国民党进袭延安的计划，也为尔后在晋南地区展开战略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嘉勉战斗中的有功之臣，父亲指导设计制作了“四纵战斗英雄”奖章、“四纵战斗英雄”奖状、“模范工作者”奖章和证书等多款。其中，“四纵战斗英雄”奖章，由父亲自己精心构思并绘图设计，还规定了它的材质和含金量，然后委托我地下党把图纸秘密地送到当时的北平制章厂交由工人师傅暗中铸造。奖章为圆形，主图为骑马战士的图形和“战斗英雄”字样，上半圈为对称的麦穗装饰，下半圈为“八路军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和“1946”的文字。1947年2月20日，在纵队召开的吕梁、汾孝战役庆功大会上，父亲亲自为战斗中的有功之臣颁奖。

带伤入越指挥抗法战役

　　父亲保存的胡志明赠给他的后面写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万里之外”的照片记录了他援越抗法的岁月。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时时处处表现出以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1950年7月，父亲刚指挥解放云南全境不久，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进入越南北部根据地，协助越方抗击法国殖民军，组织边界战役，打通中越两国交通线，统筹援越事宜。在越北根据地爬山钻林，对双腿受过重伤有残疾的父亲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到“真比长征时期还苦”。然而在行军中，他和大家一样挨雨淋、踏泥泞，一向乐观开朗的他，还不断地说一些笑话，以缓解大家的疲劳。

　　父亲在1950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出门翻大山，全山行程九十里。山上遇雨，人似落汤之鸡”;8月10日的日记记述：“由原平出发翻一座山，说为十五公里，实际上整整走一天，而且整整淋了一天雨。宿营地甚污浊，睡处与猪牛圈为邻，臭气扑鼻，令人作呕”;10月13日的日记记录：“我们正沿街行进，突然弹药库爆炸，火光烛天，爆炸声大作，我们几遭不测”。
　　在越南的四个月里，除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战争的险象环生外，父亲还要不断忍受病痛的侵袭，经常是牙痛和头痛交织，动辄失眠。为了帮助年轻的越军打好边界战役，他亲赴一线指导部队，身患疟疾仍坚持工作。8月24日，在越军作战会议上，父亲解释新战法，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详细陈述了先打边界附近的七溪、东溪，以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的方略与意义。
　　10月下旬，父亲指挥开展的高平之战，战果超出了战前的设想，歼敌九个营，解放了十余座重要城镇，取得越南抗法战争史上空前的胜利，为整个越南北部及印支的解放奠定了基础。胡志明欣喜地称：“边界战役是越南抗战史上一次最大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
　　父亲赴越指挥作战，对外保密。胡志明指定以“阿东”代称，他寄给父亲的信函、明信片等，都以“东兄”“东同志”称呼。为什么会以“阿东”相称呢？说起来又有一段趣事。还是在黄埔军校时期，父亲经常跟随周恩来前往苏联顾问处，当时担任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秘书兼翻译的正是化名为“李瑞”的胡志明，两人由此熟悉并建立了友情。父亲生性幽默，胡志明常用“非常调皮”来形容他。“陈”字是“耳”边旁，去了耳朵，就留下“东”了。在越南阵地上，父亲还打趣地向越军总司令武元甲解密这一“秘史”说，“我被胡主席‘揪掉了耳朵！’”

在朝鲜战场

　　长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父亲，曾经五次负伤，可谓是体无完肤，战痕累累。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云南军区颁发给他“一等残废证”。父亲强撑伤躯病体，坚持援越四月之久，凯旋后还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马不停蹄，奔赴更为险峻和严酷的朝鲜战场。
　　其实在全力指导越军作战的同时，父亲就一直关注并牵挂着朝鲜战场的局势。1950年11月5日，他完成援越的秘密使命后回到南宁，得知中央派兵参战的消息，兴奋不已，接连两天没睡好觉，并做好了参战的思想准备。在11月6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昨晚失眠，总是思考朝鲜战事。工作是艰苦与残酷的，我准备贡献我的一切。”在回北京向中央汇报援越情况后，父亲便主动请缨赴朝。毛泽东笑称：“刚听说和美帝打，他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

　　1950年12月，父亲先赴朝鲜前线考察了與美军作战情况，后两次率部队入朝作战。其间，他整顿了第三兵团，协助彭德怀指挥了挫败敌军“秋季攻势”的战役。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阵地防御战役。他在日记中记录道：“每日必须看上百份电报，关于作战问题，必须及时亲自草电答复”。
　　父亲过于操劳忙碌，屡感体力不支，“每天总是头晕目眩”，又遭失眠侵扰，需要借助不小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在桧仓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山洞里，潮湿阴暗的环境常令父亲感到“洞中空气缺乏，使人头痛欲裂，窒息得呼吸不灵”，以致出现心脏疾患的症候。
　　因身体日益不适，志愿军党委常委研究决定让父亲回国治病，一个月不到，因彭德怀脖子后长了一个瘤子，军委催他速回北京做手术，同时通知父亲入朝代理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1952年4月7日，父亲接管志愿军全面工作后，重点加强了坑道防御体系的构筑，命令第十二军、第六十军抽调技术能手，帮助第十五军在上甘岭挖坑道，并请国内工业部门解决炸药、抽风机和打炮眼的工具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阵地形成了完整的坑道体系，在随后打响的上甘岭战役中，经受住了密度空前的炮火考验。

　　就在前不久，我看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公众号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这里开始的！》文章。这篇专门研究分析上甘岭战役的文章中说：“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战役，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上甘岭战役的第二阶段就是最艰难的坑道斗争阶段。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上甘岭战役的坑道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读了这些介绍和评述，我感到特别欣慰，父亲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军事谋略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1952年6月，父亲受命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奉调回国前，金日成向我父亲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表彰和感谢他在朝鲜战场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从军原是为人民，百战勋劳总不矜”“躬行实践真模范，忠荩流芳万古新”。这是1961年3月董必武在我父亲辞世时写下的敬挽诗句。父亲虽然已经去世整整60年，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无限忠诚，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责任编辑 张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