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所知的“马来人”，狭义上指的是马来半岛南部及苏门答腊东南部的一个族群，且在马来半岛上人口最多。广义上，马来族指的是马来语（印尼语）的使用者甚至是整个南岛语系族群。
　　南岛语系族群，涉及大洋洲和东南亚以南岛语系为语言的族群（南岛语系约莫有1300多种语言）。其地理范围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新加坡等，北到中国台湾，南至新西兰，东到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
　　17世纪活跃于印度洋与东南亚海域的荷兰人，首先将这片广阔海域上成千上万的岛屿居民所说的语言联系起来。1600年，荷兰商船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进行补给之后，一路航行至印尼，荷兰人发现这里的语言与马达加斯加岛民所说的话极为相似。

　　其他生物的散播路径，成为证明人类迁徙的有力证据。

　　到了1708年，荷兰人进一步发现，波利尼西亚的语言（波利尼西亚人主要分布于太平洋中部）也与马来文有相似之处。奥地利的学者，随后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概括分布于东南亚岛屿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直到1906年，奥地利民族学家威廉·施米特提议用“南岛语”一词取而代之。
　　南岛语系族群向海洋岛屿扩散的过程，无疑是早期人类的壮举。他们不仅让类似的语言在这些分散的岛屿上扎根，还将相似的信仰、文化、技术以及物种带往海洋的各个角落。以南岛语系为视角，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经验即使相隔万里，在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有着共通的特点。

跳跃岛屿的大迁徙

　　南岛语系的先民在太平洋各地的迁徙模式，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基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遗传学的探讨。主要的假说有“快车说”“慢车说”“美拉尼西亚本土说”“整合说”等。
　　持“快车说”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推测，在35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来自东亚或东南亚的航海者从台湾岛出发，经由美拉尼西亚（希腊语意为“黑人群岛”），快速穿越巴布亚族的领土，直接进驻太平洋无人居住的岛屿。

　　建立在遗传基因研究和考古资料之上的“慢车说”认为，南岛语系族群的发源地范围要大得多。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系族群，可能源自包括中国大陆南部、台湾岛以及东南亚在内的大面积地区，以东南亚的岛屿作为中途站。
　　“美拉尼西亚本土说”则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根本就起源于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与东南亚岛屿无关。
　　“整合说”类似于“快车说”，但是强调南岛语系族群在散播过程中，有数次的停顿。
　　近年来，科学家开始利用分子遗传的方法，研究各类生物在迁徙过程中呈现的遗传多样性变动和可能的机制。其他生物的散播路径，成为证明人类迁徙的有力证据。
　　人类在迁徙时，会携带一些共生动物，例如猪、狗、鸡等。其中还包括一种俗称“波利尼西亚鼠”的动物。波利尼西亚鼠是世界上分布第三广泛的鼠类。它们原产于东南亚，已入侵大部分波利尼西亚岛屿、新西兰、斐济，乃至夏威夷。但波利尼西亚鼠没有在大海游泳或扩散的能力。目前能够在各个岛屿见到的波利尼西亚鼠，很有可能是跟着波利尼西亚的祖先航行而来。
　　对波利尼西亚鼠DNA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支持“航海廊道整合说”。这种学说认为，南岛语系族群是以一种缓慢而复杂的迁徙方式，由东南亚岛屿向东逐渐前进，在迁徙过程中还在沿途停留。
　　此外，科学家还研究了只有靠人类的媒介才得以传播的面包树和猪，得出的结论都不尽相同。这说明了东南亚岛屿和太平洋地区全新世人类迁徙和动物传输的复杂性，没有任何单一模型可以解释这样复杂的迁徙路线。

拿督公与万物有灵论

　　尽管对于南岛语系族群的起源和扩散众说纷纭，但学界普遍同意，“南岛语系”是建立在语言上的概念，而非血缘或文化之上。不过，我们还是能在他们的风土民情和文化信仰中，找到一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不一定能够追溯到南岛语系族群最初扩散的过程，因为文化与信仰的形成与演变从未停止。
　　很多人通过2020年上映的马来西亚电影《南巫》，了解到常见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南部和印尼马六甲海峡沿岸地区的“拿督公”崇拜。
　　这个故事是说：
　　198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南部的阿燕与信教虔诚的丈夫阿昌，居住在马来西亚北部吉打州象屿山下的稻田村落。一天，阿昌和暹罗裔邻居阿南争吵后，邻居随即在外出途中发生车祸身亡。阿南的母亲伤心欲绝，对阿昌下了降头术。阿昌在捕鱼时突然晕厥，回到家中吐出了生锈的铁钉。

　　经过拿督公的开示，阿燕来到象屿山祈求山神娘娘。在山神娘娘和退隐的暹罗巫师帮助下，阿燕发现了阿昌被偷去巫降的衣物，于是用拿督公神像镇住遭巫降的物品，一同抛入海中。
　　电影中呈现的“拿督公”，是混合了马来亚祖灵崇拜、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信仰和中国民间信仰产生的神祇。在南洋华人和马来人中都有“拿督公”崇拜，但是他们所崇拜的拿督公来源不同。
　　华人信仰的拿督公形象，是一个身穿马来民族服饰的长者，安置在路旁的红色神龛，神龛里有香炉、神主牌、令旗等道教法器。在神主牌的显眼位置，有“唐”“番”字样。“唐”代表的是华人的土地神，“番”代表的是马来人的土地神。19世纪初，刚到南洋的华人将异地的神灵引入传统的中国民间信仰，以线香、火烛、水果、冥钞的传统方式祭祀，祈求庇佑地方的安宁。
　　马来人信仰的拿督公为“Datuk Keramat”，是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神灵。“拿督”是对马来王国的大臣、长老、酋长或贵族的称谓。当这些“拿督”逝世后，他的子民将他的灵格神话，称之为“圣迹”（Keramat），祈求他保佑地方的安宁。
　　在1980年代，马来西亚真正落实政教合一，强调唯一的真主安拉，像拿督公这样的民间信仰被视为旁门左道，不再在马来人中流行。华人就成为了“拿督公”崇拜的主要群體。
　　不同于华人崇拜的有着具体形象的“拿督公”，马来人崇拜的“拿督公”有着很强烈的万物有灵论色彩。马来人信仰的拿督公没有固定的形象，野外的洞穴、老树、岩石都可能是拿督公的居处，鳄鱼、老虎、蟒蛇之类的野兽也会被当作拿督公的化身。
　　很多马来人认为，如果一个地方的拿督公性格顽劣的话，必须定期以香花、槟榔、栳叶、烟草和蜡烛等祭品祭祀，加以安抚，否则拿督公生气是要带来麻烦的。
　　张吉安拍摄《南巫》，就是要展现那个被遗忘的万物有灵的世界。在吉打州紧邻的泰国南部地区，巫术也十分盛行。暹罗人的当地文化是什么都能拜。凡是什么人过世了，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人型神像，被拿来膜拜。

曼纳与库拉环

　　万物有灵论是很多南岛语系族群共同的信仰特点。古南岛语系族群，借由口耳相传的方式，让历史记忆与生活经验，透过神话、传说故事得以流传。他们相信有“鬼灵”的世界，北部及西部的南岛语系中更有许多关于禁忌的词汇。

　　“南岛语系”是建立在语言上的概念，而非血缘或文化之上。

　　大洋洲的很多南岛语系族群，都有一个“曼纳”（mana）的概念。曼纳是一种力量，不固着于任何物体，能够经由任何物品来传递。比如在夏威夷群岛，许多贵族和酋长阶层会有近亲通婚的现象，就是为了将曼纳的力量留在家族里。如果贵族和平民通婚，便无法把曼纳的力量留在家族内。曼纳也会通过自然力量或人类具有的任何能力和特长来表现自身。如果某个酋长组织船队出海捕鱼，结果渔获量很差，这就说明酋长的曼纳力量很少，甚至已经失去了曼纳。
　　曼纳的力量令人敬畏，也很危险。在大洋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区域，都有与死人进行肉体接触的禁忌，比如禁止碰过死人者自己动手拿食物。波利尼西亚及马达加斯加等地，是禁止说出死者的姓名。如果死者的姓名恰好与某种动物或常用物品的名称相同，有些部落甚至会认为，必须为这些动物或物品另起名称。

　　由于曼纳必须处在不断传递的过程中，各南岛语系族群都有巫术和仪式促使曼纳转移。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盛行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库拉环”。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把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居民称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他们热衷于交换两种东西，一种是红色贝壳打造的项链，另一种是用白色贝壳琢磨的臂镯。它们都被称作“库拉宝物”，除了能在少数仪式中佩戴外，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
　　初来乍到的欧洲人类学家对此惊讶不已。他们好奇，为什么这里的男人会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大片海洋，只是为了交换这些看上去毫无价值的小装饰品？
　　当地居民十分看重这些库拉宝物，谁得到的宝物多且名贵，谁的声望就大。不同岛屿的居民建立起一个交换体系，使得库拉宝物能够按规定方向不定期流动。这便在整个环形群岛间形成了一个闭合回路，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库拉圈”（kula ring）。
　　两种宝物有各自的流动方向，项链按顺时针方向流动，臂镯则按逆时针方向流动。库拉宝物不能被永久占有，只能被保留一段时间，最长不过几个月，顶多一年，然后就要在下一次交换中送出去，否则拥有者会被责备“太慢”。
　　岛屿之间的居民，通过库拉环的交换体系，形成了强有力的互惠关系。库拉伙伴分为内陆和海外两种。当地人非常害怕巫术、飞行的巫女和食人族等危险，于是海外伙伴变得十分重要。整个库拉过程，从造船、下水、分派食物、出发到交换宝物，都有严格的巫术仪式伴随，以争取最多的库拉收获，并且避免危险。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认为，西太平洋的库拉环遵循的是更为普遍的礼物交换逻辑。礼物交换的逻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商业贸易要冷酷无情得多。
　　当我们愈加了解南岛语系族群的文化，就愈能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真的“进步”，而“他们”的文化是否真的就“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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