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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指杨,以下同——作者注)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但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五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十一人小组,限两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记录》一共弄了三稿,后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就不再提了。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从纠“左”转向反右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搜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被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懵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岐,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摘自《作家文摘》2010.7.27)B⑨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指杨,以下同——作者注)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但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五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十一人小组,限两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记录》一共弄了三稿,后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就不再提了。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从纠“左”转向反右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搜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被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懵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岐,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摘自《作家文摘》2010.7.27)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