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第一次与《金瓶梅》相遇是在1987年。适逢《金瓶梅》删节版“内部发行”，学校通知，有研究需要的教师可以提交购书申请。23岁的他当时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助教，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打了报告，没想到获得批准。由于此书过于“珍贵”，拿到手后，格非并没有坐下来好好阅读，而是忙着四处向人炫耀。一群人兴奋的目光投过来，两个月后，书失窃了。
　　第一次完整阅读是在几年后。某天晚上在北京，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激烈争论，“红迷”格非被朱伟的一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刺到了。一回上海，就急切地到学校图书馆找出《金瓶梅》看了一遍。
　　虽然仍觉得“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后，格非对朱伟那句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更准确地说，是“秘密的喜悦”。“又佩服又惊奇”，阅读的过程在他心里画下几个感叹号，“叙事技法太精彩，很多东西《红楼梦》都不具备。在那个年代，道德有其特殊的现实条件，我不能到处说《金瓶梅》有多么好，别人会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所以我们周围爱看《金瓶梅》的人聚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能言说的心领神会的感觉。”
　　而第一次把这“秘密的喜悦”集结在新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里分享给众人，花去了格非20年之久。

《金瓶梅》情结

　　“雪隐鹭鸶”，源于《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的两句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意思是，“白色的鹭鸶站在雪地里，不认真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而只有等到它飞起的一刹那，你才会惊呼原来雪地里还藏着这么一只鸟。”在格非看来，这个意象，很容易让人体味到平常人情世态中所隐藏的深险湍流，“《金瓶梅》写人情世故，平时大家笑脸相迎，人情中尽是那些‘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之间那种背叛、欺骗和倾轧，不到万不得已是看不见的，但当你看见时一切都太迟了，书名‘雪隐鹭鸶’就象征着人情的险恶。”
　　每隔两三年，格非都要将《金瓶梅》拿出来重读一遍。20多年来，光笔记就整理了100多遍。有时候，妻子也陪着一起读，格非偶尔能看到她泪眼婆娑地走出房间，那是西门庆死了，“女人看到这些东西怎么会动感情？”这个疑问在阅读中也有了答案。与20来岁被书中人物形象的生动和世情描绘的细致触动相比，人到中年，读到的东西更多。格非说，《金瓶梅》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等着读者成长，只有你成熟了，才能跟书里的某些东西完成对话。
　　在一遍遍的重读中，书里呈现的十六世纪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了他一种极不真实的恍惚感。两个时代的勾连，在他笔下显现，一是政治法律、社会形势，二是人情。
　　“人情是中国小说核心的问题，《金瓶梅》写的好像就是我家乡普通的农民百姓，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我突然发现，怎么经过了四五百年，还是这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人情更加空洞。”
　　空洞在于，《金瓶梅》的世界是欲望化的世界，今天的世界虽也是欲望化的，但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那时候人对物质的崇拜是直接的，比如西门庆觉得一个东西好，就直接拿回来吃用，看到美女也想去得到，他比较注重物质性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声色之欲。我觉得今天完全不同了，我们对物质性不强调，可能会被某些数字、更抽象的东西所把控。比如对货币的崇拜，追求一种虚幻的成功。很多挣大钱的人并不特别讲究吃喝，但老希望自己的存款数字、力量在增长。比如，一幅画几亿元，它真的那么值钱吗？它通过稀缺性，让你觉得得到这个东西你真的很幸福，那么人就完全被控制了。我们今天，跟权力等抽象的东西更接近了。”
　　格非觉得，过去西门庆挣了钱以后为维持自己的势力，还不断帮助穷人，尤其是他周围的人，亲戚、伙计、仆人，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他的力量，把他们都罩住。但今天也不一样了。今天的大佬们虽然延续着慈善行为，但实则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只是在扮演着慈善家的角色，扮演道德偶像。

　　在《金瓶梅》里，物质是虚无的，性是虚无的，人情也是虚无的。格非说，色情只是《金瓶梅》的外衣，是欲望的核心问题，《金瓶梅》中大量的色情描写，既受到明代色情小说泛滥的影响，又与“欲望”二字构成了对话。
　　时代之间的延续性给了格非恍惚感，但他并非想要借《金瓶梅》研究来讽刺当下这个社会。吏治腐败、法律衰弛、贪贿风行、人情往来盘根错节，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就有的，格非认为，《金瓶梅》的伟大，因它堪称第一部全景式、多层次描绘社会人情及现实状况的旷世之作，就再现社会生活而言，即便是《红楼梦》也有所不及。
　　“阅读小说，你能更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而格非试图做一件事，就是通过小说，来做一种大的概念上的文化研究，“写这本书不仅仅是来欣赏、评价《金瓶梅》的修辞，它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东西，社会史、思想史，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跟历史文献互相参考。”
　　诗人欧阳江河评价格非本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读完《雪隐鹭鸶》，像被格非引领着“深入到大地以下500米的矿藏”，第一反应是要把《金瓶梅》中的“李瓶儿之死”再读一遍。李瓶儿作为一个将死的人来看待人生的方方面面，既有宗教的一面，也是一种虚无，里头还有情色和人性，“格非一一把它们呈现了出来。”

从先锋回到传统

　　23岁发表小说《迷舟》成名，曾经的“先锋派作家”格非说，自己只是个业余作家，他的本职工作是教书。今年年初本打算开始新一部小说的创作，也被突然而来的教学任务打断。讲过几堂叙事学课程，因赞同沈从文说的“教师就是要带学生读书”，于是给学校打了个报告，希望一学期精讲一本书，《金瓶梅》或者《红楼梦》。学生不知从哪听到这个消息，慕名前来，原本30多人的课堂，被五六十人挤满。 　　1994年写完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后，有近10年的时间，格非没有碰过小说。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上课，当音乐发烧友，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在校园散步，投入到柴米油盐中去。进入90年代，他发现曾经属于他的写作黄金年代一下子不存在了，人们忙着辞职下海，小说写了给谁看？
　　“所有支持先锋小说的力量被抽掉了。”回过头看，格非已不再悲伤，“当年写先锋小说的时候，读者大部分都看不懂，但他们很有兴趣，会去钻研，会认为这个作品很重要。今天社会不再支持你这样的东西。当然今天大家也读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基本上是一种小资文化，但只是作为消费性的东西来看。历史时代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实也涉及到你在寻找读者的过程，要跟哪部分读者对话？这就决定了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写。”
　　十年后再次提起笔，先锋、玄奥的叙事语言似乎跟着时代成为背影，从《人面桃花》到《春尽江南》，跟现实越来越近，人们发现，作家格非变了。
　　写《人面桃花》之前，重读了一遍《金瓶梅》，使他最终决定另起炉灶。重读完这本书，他终于明白中国为什么会有《金瓶梅》，为什么会有《醒世姻缘传》，为什么会有《红楼梦》，也明白了成功的小说为什么会在人情方面写得这么好。
　　“我们过去对古典文学太不重视了。”写作空白的时候，格非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80年代什么都学西方，回看自己写过的小说，句子、语言、人物、意象，“特别可笑”，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曾经觉得托尔斯泰、司汤达、巴尔扎克写得好，似乎对社会的洞察力只属于西方人，读了《金瓶梅》、《水浒传》之后，会觉得我们的小说很伟大，不仅有洞察力，还比西方早了两三百年。对人情对社会的了解程度，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才华。”
　　很多人问过他，为什么不能再写像《褐色鸟群》那样的小说？他回答，这不是他能决定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无视写实恐怕是不对的。”他不想只写给精英们看了。年轻时特别鄙视不好好读书的人，现在的他急切地想和普通读者对话。
　　8月，中篇小说《隐身衣》以全票获得鲁迅文学奖。借音响师的婚姻和生活映照现实，小说里的人各有各的困境，在底层生活里冲撞，低到尘埃里去。
　　不久前，他还相继获得唐弢奖、老舍文学奖，“很意外。”得知鲁奖消息的时候，格非正在和导演李少红小聚，妻子的电话掐了又响，接听后才知道，获奖了。那天，“一向吝啬”的妻子请他吃了顿饭。格非说，年轻时想得奖而长期未得，慢慢地不再关注任何获奖新闻。因为不再关注，失落也就无从谈起。若这次没获鲁奖，很可能只是不知道而已。
　　文学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格非不觉得小说会死，小说，当然是要继续写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