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70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我先后设计规划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美国国家艺术馆东楼、肯尼迪图书馆等建筑，大部分作品都与文化艺术有关，符合自己的追求。
　　有人说，一个设计师的命运75%来自他招揽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最好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你的实力？那就是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要有信心进行下去。
　　64岁，我受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卢浮宫重建，并为卢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不分昼夜地表达不满，翻译都被吓着了，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
　　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强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首先得接受自己。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会被历史淹没。
　　后来，金字塔获得巨大成功，我也被授予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但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
　　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17岁赴美国求学，之后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但中国就在我的血统里。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建筑不是服装，可以赶时髦，建起来以后，不能说明年不流行了就拆掉。我从不赶时髦，比较保守，但也从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现代派。有人称我是现代主义大师，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筑，但在设计方面，我力争把古典和创新相结合，并且摸索新路，改进自己的风格。
　　我曾受邀在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建造一座宗教的钟塔，钟塔的形状很像日本的一种传统乐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日本人很喜欢，后来再次邀请我为博物馆做设计。
　　当我还是孩子时，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很羡慕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对，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日本人非常接受这个设计。
　　在我的七十多件作品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开心。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我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着回家。
　　86岁那年，我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选在苏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苏州三个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设计方案一出台，又引起强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这座全新的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建筑的和谐，损害这些古建筑的真实与完整。但这不能改变我的设计初衷。
　　等苏州博物馆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想他们会理解并喜欢的。那不仅是人们对贝氏建筑光环的追逐，而且是一个建筑师在年近90岁时的一份认真、执著和创新。我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摘自《广州日报》图/马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