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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现代性在思想层面上以个体的建立为基础，《长明灯》中的“疯子”这一人物形象以充满现代主义特征的自我张扬彰显着现代主义者的态度。“疯子”作为现代主义者的显著特点在于他是“他者”看来的外在行为的“疯”，与精神层面的理性个体的统一体；同时，“疯子”身上体现的积极的个体进化论与村民集体的循环论产生冲突，并成为一名具有未完成性的现代主义者。
关键词 ：《长明灯》 “疯子” 现代主义
中国的现代性自20世纪初期开始，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在思想层面则主要以个体的建立为基点，“现代主义所标榜的是个人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对于社会的影响”。《长明灯》中的“疯子”除了作为基本的启蒙者形象外，還是一个捍卫个体主张与价值判断、力求改变其生存世界的现代主义者。“疯子”也正因为其充满现代主义特征的自我张扬而被定义为与周围民众格格不入的“疯子”这一身份定位，从而也在与民众的冲突中彰显了其作为现代主义者的坚定态度。
一、群体的无自我与“疯子”的张扬自我
个体与群体的心性结构与文化机制的现代性转变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实现彻底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机制中，群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宗法家族的传承，严格的君臣、父子等级关系都让个体的主体性埋没在群体性固守观念中。《长明灯》中的吉光屯—— 一个信奉佛教，充满迷信色彩的封闭宗法社会，群体权力话语对个体言说的禁锢则更为显著。
“疯子”之所以成为“疯子”在小说文本中并没有实质性生理上的病因、病相的体现，也就是说对于“疯子”的诊断并不是出于科学的医学判断，而是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由普遍性民众对特殊性个人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在吉光屯民众眼中长明灯不熄是常态，自然“疯子”要熄灭长明灯的行为就成了非常态。文中对于“疯子”的病因起源借由灰五婶得知，“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去，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疯子”的怕见这些被吉光屯村民所祭拜的神灵与他们坚定地信仰膜拜神灵形成了对比，因此，“疯子”的称号得以被命名。“疯子”的身份定位来自于一种集体排外，来自于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群体对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个体的否定，他们不允许集体认同之外的有所异议的声音存在。长明灯自梁武帝点起一直流传至今从未熄过，对于吉光屯的民众来说，以前没有熄灭，则意味着永远不能熄灭，正如庄七光所说：“吹熄了灯，我们的吉光屯还成什么吉光屯，不就完了么？”长明灯在此也就和整个村庄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民众秉持的坚决不能熄灭长明灯的观念，也就转变为对封建宗法社会的捍卫；而从佛教含义上来理解长明灯，点起长明灯的“梁武帝即南梁建者萧衍。据有关史书记载，他就任后曾在各地大修寺院，广泛利用佛教迷信、神权观念来麻痹群众，这正是封建统治者赖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精神支柱”a。 很明显吉光屯的民众是既作为封建迷信思想的被统治者，又是作为其维护者而存在的，这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民众共同体这种强大力量的形成，当他们从来如此便对的观念遇到“疯子”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声，便出现集体性的无自我与个体性的张扬自我的冲突。
这种对个体独特性的抑制由上下一致合谋而完成。四爷客厅上对于“疯子”处置办法的商讨完全消解了个体的独立意志。对于关起“疯子”这一处置结果上官民达成一致，但是四爷是假借传香火的名义以达到侵占“疯子”家产的目的，而阔亭们则为了单纯地阻止“疯子”放火，四爷冠冕堂皇地陈述侵占侄儿房子的理由时，阔亭们的附和将民众的无自我、无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那自然！’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那不能！’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没有经过思考的简单附和也就自然成了与封建话语持有者的同谋，由此，自上至下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保守牢笼，“疯子”被集体无自我思想的众声喧哗所包围，其主体性精神也在与荒诞生存处境的斗争中得以彰显。
二、“疯子”的反抗——对个体价值判断的坚守
“疯子”作为现代主义者的显著特点在于他是“他者”看来的外在行为的“疯”，与精神层面的理性个体的统一体，“他者”的外在视角与自我的内在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即自我独特性的彰显。
在“疯子”身上体现着个体进化论的积极性，他是作为一个成长着的现代主义者而存在的。年轻的时候村民用“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的，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的办法蒙蔽了“疯子”，现在的疯态同之前一模一样，但当下的“疯子”却具有了怀疑的思想，“‘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现在的“疯子”以更加坚定的自我价值判断去识破民众瞒和骗。“疯子”的理性精神还体现在反向思维的策略式运用，吉光屯的人相信长明灯如若熄灭的话“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要都变成泥鳅”，这是神佛显灵的思维模式，而“疯子”说“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其实也是神佛显灵的思维模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策略反映了“疯子”的智慧思考。“现代主义者以一种超然、理智的方式讨论眼前的不同选择”b。 “疯子”对熄灭长明灯这件事的难度与效用大小有着清醒的评估，“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要吹熄他，自己熄！”在这里，吹熄长明灯其实已经消解了外在的与封建迷信相抗衡的意义，而转化为自我赋予的一种个人责任与选择。当策略的运用无法达到个体改变世界的目的时，激进式、彻底性的毁灭成了“疯子”捍卫自我主体性的最后一击，“我放火！”的坚定给民众带来了短暂性的冲击，“沉默像一声清磬，摇曳着尾声，周围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结了。但不一会，就有几个人交头接耳，不一会，又都退了开去；两三人又在略远的地方站住了”。
在数量上“疯子”是寡不敌众的弱者，但在精神上“疯子”是可以与之抗衡的战士，这种抗衡关系不怕敌人的强大，就怕民众这种不在意的态度，但民众的不关心不在乎的态度并没有影响“疯子”熄灯的决心，“但他似乎并不留心别的事，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疯子”并不考虑他的这种行为对于社会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而是只执着于捍卫其个人的主张和价值判断。 由此，现代主义者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捍卫自我主体性的坚决与改造生存世界的不彻底性之间的矛盾，外在因素所制造的绝望处境造成了“疯子”所未完成的现代性，也同时彰显了鲁迅式“反抗绝望”的悲观主义者的生存方式。
三、集体的胜利——进化论到循环论
现代主义者的尊严在“疯子”被关进他所执意毁灭的社庙后消解，吹熄长明灯的破坏者在民众的合力操控下变相成为长明灯的守护者，“疯子”放火烧毁一切的坚定也在儿童的戏文中彻底解构；“疯子”作为现代主义者对进化论的积极实践，也在循環论的讽刺中沾染着鲁迅悲观化的人生观、社会观。
现代主义者能否最终达到自己改造世界的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世界给予个体的阻力大小。《长明灯》中呈现了一条“疯子”父子接续反抗现存荒诞社会，共同成为吉光屯异质人物的线性过程。我们可以暂且将进化论的观点浓缩到“疯子”的家族内部，可以清晰地看出“疯子”的祖辈对于长明灯的态度是存在由虔诚信仰到有所怀疑再到彻底否定的流动过程的，“造庙的时候，他的祖宗就捐过钱”，“祖父带他进社庙，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么？”祖父辈对于长明灯、封建迷信是持绝对尊崇的态度，而到了其父亲辈对于吉光屯视为固守不变的规矩便开始有了动摇，“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萨么？”很显然，“疯子”的父亲对于一切行动都要和神灵挂钩的吉光屯动不动就要查皇历，出行也要先走喜神方、迎吉利的这些固定程式化产生了质疑，但其父亲对荒诞世界现状的质疑还仅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这种质疑精神到了“疯子”这里才转化为彻底的执行，把改造世界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去现实中实践，由“不相信”演化为彻底地摧毁腐朽陈旧的世界而去建造一个新的世界。但是“疯子”的悲剧性就在于在其家庭中呈现的积极的进化论被现实世界的循环论所征服，个人主体性的张扬也在集体无自我的强大力量的裹挟下成为一名未完成使命的“现代主义者”。“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越发明亮的长明灯映衬着个体内心深处的暗夜与深渊。
另外，纵然吉光屯的香火一直在延续，但是新一代的孩童也只是其父辈们无自我的单纯复刻，其父辈反对“疯子”吹熄长明灯的举动，作为孩童尚且没有成熟思考能力的他们也只能简单地摹仿大人们对“疯子”的态度，文中两次写到赤膊的孩子拿起苇子对着“疯子”，从樱桃小嘴中喊出“吧！”这种将苇子当成手枪、将“疯子”当成靶子的行为在孩童自身是无意识的游戏，但其实也意味着孩童无意识的否定。最后孩子们合唱着随口改编的戏文：“白篷船，对岸歇一歇。此刻熄，自己熄。戏文唱一出。我放火！哈哈哈！火火火，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疯子”对自我主体性坚守的严肃性在孩子们毫无逻辑关系的戏文中被彻底消解，“谜语化与游戏化使反抗者的行为和意义变成了一地鸡毛”c。 而随口改编的就能合唱，一来说明孩童们对“疯子”语言及行动的了解，二来合唱则说明他们对“疯子”的嘲笑达成共识。结合《狂人日记》 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呼唤以及对孩子是否可以得救的疑问在《长明灯》 这里得到了互文性回答：孩子是祖辈的循环，寄希望于未来的政策宣判无效。“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最终改造于未来的希望及其改造世界的绝望境地都终将成为虚妄。
四、小结
纵然“疯子”是一名失败的现代主义者，但他仍保持着现代主义者对于主体性建构的执着及其对于前途的乐观。鲁迅虽对改变世界、改变国民性持着彷徨的悲观态度，但对于其反抗绝望的个体战斗姿态的持久性却是始终乐观的《长明灯》中的“疯子”始终保持着“狂热的眼光”，这也是他始终保持着主体性战斗姿态的外在表现。鲁迅在1925年3月2日也即写完《长明灯》的第二天写的《过客》中，给“疯子”指明了道路，过客“我只得走”的命运，也即“疯子”始终是坚持自我、绝不妥协的一名现代主义者的命运。
a 姜振昌：《〈长明灯〉微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1年第5期。
b 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见《后现代主义的诸种不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页。
c 王本朝：《污名化与游戏化：反抗者的荒诞处境及命运——重读〈长明灯〉》，《鲁迅研究月刊》 2017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鲁迅.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2]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 者： 韩慧锦，青岛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 ：《长明灯》 “疯子” 现代主义
中国的现代性自20世纪初期开始，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在思想层面则主要以个体的建立为基点，“现代主义所标榜的是个人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对于社会的影响”。《长明灯》中的“疯子”除了作为基本的启蒙者形象外，還是一个捍卫个体主张与价值判断、力求改变其生存世界的现代主义者。“疯子”也正因为其充满现代主义特征的自我张扬而被定义为与周围民众格格不入的“疯子”这一身份定位，从而也在与民众的冲突中彰显了其作为现代主义者的坚定态度。
一、群体的无自我与“疯子”的张扬自我
个体与群体的心性结构与文化机制的现代性转变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实现彻底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机制中，群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宗法家族的传承，严格的君臣、父子等级关系都让个体的主体性埋没在群体性固守观念中。《长明灯》中的吉光屯—— 一个信奉佛教，充满迷信色彩的封闭宗法社会，群体权力话语对个体言说的禁锢则更为显著。
“疯子”之所以成为“疯子”在小说文本中并没有实质性生理上的病因、病相的体现，也就是说对于“疯子”的诊断并不是出于科学的医学判断，而是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由普遍性民众对特殊性个人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在吉光屯民众眼中长明灯不熄是常态，自然“疯子”要熄灭长明灯的行为就成了非常态。文中对于“疯子”的病因起源借由灰五婶得知，“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去，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疯子”的怕见这些被吉光屯村民所祭拜的神灵与他们坚定地信仰膜拜神灵形成了对比，因此，“疯子”的称号得以被命名。“疯子”的身份定位来自于一种集体排外，来自于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群体对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个体的否定，他们不允许集体认同之外的有所异议的声音存在。长明灯自梁武帝点起一直流传至今从未熄过，对于吉光屯的民众来说，以前没有熄灭，则意味着永远不能熄灭，正如庄七光所说：“吹熄了灯，我们的吉光屯还成什么吉光屯，不就完了么？”长明灯在此也就和整个村庄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民众秉持的坚决不能熄灭长明灯的观念，也就转变为对封建宗法社会的捍卫；而从佛教含义上来理解长明灯，点起长明灯的“梁武帝即南梁建者萧衍。据有关史书记载，他就任后曾在各地大修寺院，广泛利用佛教迷信、神权观念来麻痹群众，这正是封建统治者赖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精神支柱”a。 很明显吉光屯的民众是既作为封建迷信思想的被统治者，又是作为其维护者而存在的，这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民众共同体这种强大力量的形成，当他们从来如此便对的观念遇到“疯子”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声，便出现集体性的无自我与个体性的张扬自我的冲突。
这种对个体独特性的抑制由上下一致合谋而完成。四爷客厅上对于“疯子”处置办法的商讨完全消解了个体的独立意志。对于关起“疯子”这一处置结果上官民达成一致，但是四爷是假借传香火的名义以达到侵占“疯子”家产的目的，而阔亭们则为了单纯地阻止“疯子”放火，四爷冠冕堂皇地陈述侵占侄儿房子的理由时，阔亭们的附和将民众的无自我、无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那自然！’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那不能！’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没有经过思考的简单附和也就自然成了与封建话语持有者的同谋，由此，自上至下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保守牢笼，“疯子”被集体无自我思想的众声喧哗所包围，其主体性精神也在与荒诞生存处境的斗争中得以彰显。
二、“疯子”的反抗——对个体价值判断的坚守
“疯子”作为现代主义者的显著特点在于他是“他者”看来的外在行为的“疯”，与精神层面的理性个体的统一体，“他者”的外在视角与自我的内在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即自我独特性的彰显。
在“疯子”身上体现着个体进化论的积极性，他是作为一个成长着的现代主义者而存在的。年轻的时候村民用“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的，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的办法蒙蔽了“疯子”，现在的疯态同之前一模一样，但当下的“疯子”却具有了怀疑的思想，“‘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现在的“疯子”以更加坚定的自我价值判断去识破民众瞒和骗。“疯子”的理性精神还体现在反向思维的策略式运用，吉光屯的人相信长明灯如若熄灭的话“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要都变成泥鳅”，这是神佛显灵的思维模式，而“疯子”说“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其实也是神佛显灵的思维模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策略反映了“疯子”的智慧思考。“现代主义者以一种超然、理智的方式讨论眼前的不同选择”b。 “疯子”对熄灭长明灯这件事的难度与效用大小有着清醒的评估，“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要吹熄他，自己熄！”在这里，吹熄长明灯其实已经消解了外在的与封建迷信相抗衡的意义，而转化为自我赋予的一种个人责任与选择。当策略的运用无法达到个体改变世界的目的时，激进式、彻底性的毁灭成了“疯子”捍卫自我主体性的最后一击，“我放火！”的坚定给民众带来了短暂性的冲击，“沉默像一声清磬，摇曳着尾声，周围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结了。但不一会，就有几个人交头接耳，不一会，又都退了开去；两三人又在略远的地方站住了”。
在数量上“疯子”是寡不敌众的弱者，但在精神上“疯子”是可以与之抗衡的战士，这种抗衡关系不怕敌人的强大，就怕民众这种不在意的态度，但民众的不关心不在乎的态度并没有影响“疯子”熄灯的决心，“但他似乎并不留心别的事，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疯子”并不考虑他的这种行为对于社会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而是只执着于捍卫其个人的主张和价值判断。 由此，现代主义者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捍卫自我主体性的坚决与改造生存世界的不彻底性之间的矛盾，外在因素所制造的绝望处境造成了“疯子”所未完成的现代性，也同时彰显了鲁迅式“反抗绝望”的悲观主义者的生存方式。
三、集体的胜利——进化论到循环论
现代主义者的尊严在“疯子”被关进他所执意毁灭的社庙后消解，吹熄长明灯的破坏者在民众的合力操控下变相成为长明灯的守护者，“疯子”放火烧毁一切的坚定也在儿童的戏文中彻底解构；“疯子”作为现代主义者对进化论的积极实践，也在循環论的讽刺中沾染着鲁迅悲观化的人生观、社会观。
现代主义者能否最终达到自己改造世界的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世界给予个体的阻力大小。《长明灯》中呈现了一条“疯子”父子接续反抗现存荒诞社会，共同成为吉光屯异质人物的线性过程。我们可以暂且将进化论的观点浓缩到“疯子”的家族内部，可以清晰地看出“疯子”的祖辈对于长明灯的态度是存在由虔诚信仰到有所怀疑再到彻底否定的流动过程的，“造庙的时候，他的祖宗就捐过钱”，“祖父带他进社庙，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么？”祖父辈对于长明灯、封建迷信是持绝对尊崇的态度，而到了其父亲辈对于吉光屯视为固守不变的规矩便开始有了动摇，“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萨么？”很显然，“疯子”的父亲对于一切行动都要和神灵挂钩的吉光屯动不动就要查皇历，出行也要先走喜神方、迎吉利的这些固定程式化产生了质疑，但其父亲对荒诞世界现状的质疑还仅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这种质疑精神到了“疯子”这里才转化为彻底的执行，把改造世界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去现实中实践，由“不相信”演化为彻底地摧毁腐朽陈旧的世界而去建造一个新的世界。但是“疯子”的悲剧性就在于在其家庭中呈现的积极的进化论被现实世界的循环论所征服，个人主体性的张扬也在集体无自我的强大力量的裹挟下成为一名未完成使命的“现代主义者”。“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越发明亮的长明灯映衬着个体内心深处的暗夜与深渊。
另外，纵然吉光屯的香火一直在延续，但是新一代的孩童也只是其父辈们无自我的单纯复刻，其父辈反对“疯子”吹熄长明灯的举动，作为孩童尚且没有成熟思考能力的他们也只能简单地摹仿大人们对“疯子”的态度，文中两次写到赤膊的孩子拿起苇子对着“疯子”，从樱桃小嘴中喊出“吧！”这种将苇子当成手枪、将“疯子”当成靶子的行为在孩童自身是无意识的游戏，但其实也意味着孩童无意识的否定。最后孩子们合唱着随口改编的戏文：“白篷船，对岸歇一歇。此刻熄，自己熄。戏文唱一出。我放火！哈哈哈！火火火，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疯子”对自我主体性坚守的严肃性在孩子们毫无逻辑关系的戏文中被彻底消解，“谜语化与游戏化使反抗者的行为和意义变成了一地鸡毛”c。 而随口改编的就能合唱，一来说明孩童们对“疯子”语言及行动的了解，二来合唱则说明他们对“疯子”的嘲笑达成共识。结合《狂人日记》 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呼唤以及对孩子是否可以得救的疑问在《长明灯》 这里得到了互文性回答：孩子是祖辈的循环，寄希望于未来的政策宣判无效。“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最终改造于未来的希望及其改造世界的绝望境地都终将成为虚妄。
四、小结
纵然“疯子”是一名失败的现代主义者，但他仍保持着现代主义者对于主体性建构的执着及其对于前途的乐观。鲁迅虽对改变世界、改变国民性持着彷徨的悲观态度，但对于其反抗绝望的个体战斗姿态的持久性却是始终乐观的《长明灯》中的“疯子”始终保持着“狂热的眼光”，这也是他始终保持着主体性战斗姿态的外在表现。鲁迅在1925年3月2日也即写完《长明灯》的第二天写的《过客》中，给“疯子”指明了道路，过客“我只得走”的命运，也即“疯子”始终是坚持自我、绝不妥协的一名现代主义者的命运。
a 姜振昌：《〈长明灯〉微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1年第5期。
b 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见《后现代主义的诸种不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页。
c 王本朝：《污名化与游戏化：反抗者的荒诞处境及命运——重读〈长明灯〉》，《鲁迅研究月刊》 2017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鲁迅.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2]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 者： 韩慧锦，青岛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