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1925-2006)是陌生的,虽然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奥斯卡的提名名单上,但他只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获得了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他说:“我对终身成就奖并不感兴趣。那个奖仅仅是给在这一行奋斗多年的人的,如果你80岁了,就有机会得奖。但是表彰影片本身的奥斯卡奖当然没错,不过我拍的电影都不像能得奖的,所以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在这位美国独立制片导演看来,似乎,所有这些功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忠实地表现着自己的体验和个人追求。1993年,他拍摄的《Short Cuts》获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影片,这部代表作展现了他的鲜明个性。
　　这部影片又被译为《银色·性·男女》,但这个译名实在和原片名相去太远,如果直译的话,应该叫做《短镜头》。这不仅是导演的真实表达,而且就是他独特的个人风格。罗伯特·奥特曼多年来的创作,不仅对声音有细致的处理和大胆实验,而且擅长运用快切的短镜头,同时展开多条线索,将故事、人物、情节交叉在一起,然后在重叠、递进中完成。这已成为他影片的标志性元素,《短镜头》是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作品。它更像是一种立体交叉的复杂叙事技巧,在调控众多人物时,以庞大的剧本结构多线发展情节,并在眼花缭乱的叙事中,层层拨开内涵,游刃有余地编织、理顺各种线索,使整部影片最后呈现出本来的面貌和严谨有致的结构。这使他的影片成为无数欧洲影迷心目中永远的经典。
　　罗伯特是一个习惯文学阅读的导演,他看很多短篇小说,希望在那里找到电影灵感。他看到雷蒙·卡佛的小说后,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把卡佛的9个短篇改编成《短镜头》,于是在影片里面,就有9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他们的故事和命运交织在一起,22个复杂个性的人物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美国文化和境遇。
　　这两年在中国作家中,卡佛是被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外国作家,以至于70后作家徐则臣都觉得再谈下去,卡佛就要被误读了。卡佛是跟随着爱读书、爱钓鱼的工人父亲一起长大的,最终这些也成了他的嗜好。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读过他为数不多的作品,虽然他的短篇在欧洲已被广为翻译,但当时还没有中文译本。翻开他的书,很难看见什么陌生的单词,文字朴实、简洁又很有修养,有一种卡佛的韵味。他说自己受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在他严酷的故事里,总会带上一点卡佛式的幽默。他创作得最多的,是美国东部的蓝领阶层,你会被他那坦然平静的文字一直逼迫到墙角,无处逃遁。在现实面前,不管你多么努力,残酷的现实还是没有给你希望,仅仅将一份无奈和盘托出。我最终没有力量去承受他更多的小说。
　　《短镜头》把原著小说的背景从东部移到了洛杉矶,把蓝领的身份提升为中产阶级(只有一两个家庭是底层的),把原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各个家庭,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似乎给了你更大的呼吸空间。也许罗伯特这么做,是考虑到电影观众的浅薄?很难想象的是,这个如此纽约气质的导演,竟然能让我们从《短镜头》里闻到洛杉矶的气息,体验到那些在灿烂阳光下的人们,被现实压得透不过气来。于是,一个西部的卡佛展现在大银幕上。
　　似乎导演和卡佛一样,都没有宗教信仰。在如此现实的影片中,在美国这样的宗教国家,看不到有人进入教堂,看不到他们在吃饭前祷告,看不到他们的宗教节日,只有一桩桩残酷的现实——车祸死去的儿子;抑郁自杀的大提琴手;欺骗妻子的警察丈夫;夜总会里唱着爵士歌曲的老女人;怀疑妻子有外遇的体面的外科医生;在家带着3个孩子,却以接打色情电话为生的年轻母亲;失业3个月的男人……一直到地震爆發,故事才像渔网一样猛地收紧,但生活还会继续下去……
　　我决定去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卡佛自选集》,中文也许会让我有一种间离感,让我读完卡佛的经典。在一个灿烂的清晨,我打开书的扉页。第一句话是中方出版社的提示:“本书在部分作品里做了删节……”我一下跳了起来,脑子都空白了,大街上的叫喊穿透了房间,那是收废报纸的声音。我冲上大街,热烈的阳光像一个巴掌,火辣辣地扇在我的脸上。我将中文版的《卡佛自选集》留在1角5分一斤的废纸堆里。我想,我们都是卡佛小说里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你什么也没有做错,可是你却被制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