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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生活在过程之中。就像一幅习作阶段的画，被太浓或太淡的油彩、被过于生硬或过于脆弱的笔触所反复涂抹。这么一天蓦然回首，我发现它一切都恰到好处，甚至当时最懊恼的败笔，对于其形成都是必要的。
于是我不那么感叹了。
1989年1月，我还是武汉大学四年级学生，却不得不提前半年考虑分配问题了。我爱搞创作，现在要走向社会了，我当然知道扎根什么地点、什么单位对我所具备的意义。
寒假，我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下车，拿起交通图，头就开始发晕了：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那么多公共汽车和地铁的线路，密密麻麻。北京太大了，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地人都这么说。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北京，没和任何北京人有过较密切的联系，唯一的就是几年前在《诗刊》发过稿件，责任编辑的名字我还记得，但那些名字能成为我找工作的筹码么?
庆幸的是，这位《诗刊》编辑宽厚地接待了我，为我给他的报社朋友写了一封信。
这家报社坐落在一幢破落的小楼里。我找到了那个小头头，得到的是他一句“搞创作的人是不会安心于本职工作的”和一脸冷漠。当时，我真想痛骂他一句，但又有什么用呢?我克制了。
还有别的路可走。我拿着南京一位文学老师写的推荐信，按响了出版界的元老李先生的门铃。一位穿着黑坎肩的老人打开门，邀我到客厅里坐下。几分钟之后，他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一杯热咖啡，催我喝几口再说，温暖的水气蒸得我眼睛有点潮湿。
李先生打开台灯，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资料。“你在写作方面挺有才能，确实应该到北京来。”
我刚要讲述求职的困难，他微笑了一下：“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但我很喜欢想干点事业的年轻人。”他立即为我给几个出版社的同志写了信。我怀揣着这些温暖的信，万分感激地告别了李先生。
剩下的几天里我东南西北地跑。通过各种线索，找了十几家单位，大到中央部委，小到只有十几个人的皮包出版公司，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问一问。我清晰地记得每一次问路、进门登记、交谈情况以及兴奋或者失望地出门时的情景。怎么说呢，北京的许多胡同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有时一天跑四五个地方，转十几趟车，碰了数不清的冷脸，也因之而结识了一些师长和朋友。更使我高兴的是。有三家单位留下了我的材料，让我回去听消息……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我趴在茶几上香甜地睡了一天，觉得这一星期的劳累统统是必要的。
也许我把许多事想得太简单了。一个月过去，已经有两家单位給我回了信，表示爱莫能助。
仅仅是第二天，我又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四月份进京是我最为辛劳的一次。我仍住在师大那帮诗友处，早出晚归，他们说我上床一分钟后，再喊我就不见答应了。我白天跑单位，选择最适宜的方式与之交谈，头脑中深藏一个算盘，许多场合处理得很机智。在路上顿时松懈下来，体会到来自骨子里的一种累。感觉视线时常乱飘，迟钝而缺乏目的。我的眼中只有一个个单住所在的地点以及抵达和返回的路线，其他的一切都与我毫无瓜葛。我被机械的思维控制着。偶尔找一家街头餐馆吃东西，仅仅是为了把奔波时耗费的精力补偿或延续下去。晚饭时我可以喝点儿啤酒，使眼前的景物恍惚一些，无端地对自身滋长了几分怜爱。我要好好地跟自己相处，以便共同克服外界的压力。
我当然知道：此时在全国各地，为职业而奔波的大学生岂止我一个?是的，他们仍会做梦，却已懂得把梦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使自身与社会之间获得桥梁。他们为之付出的一切，都将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无论最终实现与否。
哪一本书里说过：抛一百颗种子到空中，至少有一颗会落地开花的。五月中旬，我收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一封信，说他们很慎重地开会讨论过了，考虑到我家不在北京，而该单位暂时没有集体宿舍，如果我有什么亲戚可以提供住房担保，这事才存留着一线希望。我不由得想到了在北京求职时认识的朋友小栗。
初次进京时还是冬天，南京一位好友给了我小栗的地址，我找到了三里河一带，敲响了一扇很普通的门，这一动作后来大大地帮助了我。我和小粟一见如故，谈得来什么都好说了，他摆酒招待，我俩的生日居然是同月同日。趁热打铁就结拜为兄弟。他很希望我能来成北京，他说现在想干点事情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真希望搞艺术能搭个伴儿。最后他说：“如果来北京没地方住，你就在我这里搭张床。大话我不敢说，至少一两年内没问题。”他话说得很实在，反而比有些把胸脯拍得嘭嘭响的人更让我觉得可靠。我想小栗会帮助我的，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我于凌晨四点钟到达北京。
我几乎是在正常上班的时间来到这里，好在人事干部已在了。我拿出那封信，很诚恳地述说了一下匆匆前来的目的和心情，并说信中提及的那个障碍我可以克服。“我在北京有一家亲戚，他们住房比较宽敞，并且说好如果接收单位没宿舍，可以到他们那儿住。”我尽可能使语气平衡而肯定，
“你能不能让亲戚就此给我们写个协议书，以便我们向上级部门申报时有所依据。文化单位普遍住房紧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我答应第二天把亲戚的信送来。事情并不是很乐观的，我的心情没有办法不沉重。从农展馆到三里河，几乎要横穿北京，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有雨具，只好等，等待中我冷得直打战，头脑一片空白。还好老天有眼，雨说停就停，我蹚着人行道上一洼洼积水，走到小栗，家门前，小栗还没下班回来。此刻我已心力交瘁，腿已抬不起来，突然想到前面有家电影院，我灵机一动，不问什么片子就买了一张票。在电影院里美美地睡了一觉。流浪汉也有如此聪明的方法。真好。
我再次敲响小栗家门时，心情晴朗了许多，正如此刻的天气。
第二天我拿着小栗签名的一封信交给了单位，上面写着我几年之内可以住在他处，请单位不用为我的住房问题操心。单位也很诚恳地告诉我。只要我能做好克服几年困难的准备。如果有条件他们也会尽力为我着想的。其实我对这一切都能理解，我来北京是为了创业，根本没有资格苛求于生活。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我相信自己是不至于白来的。我目前缺乏的仅仅是一个可供驻扎下来、逐步发展自己的位置。
在生活如意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半年五味俱全的日子，那虽然涉世未深却苦苦追求的心，并且深深地为之骄傲。那青春的每一下心跳我都记得，因为它是多么真实而且值得怀念。
编辑 胡莉莉
于是我不那么感叹了。
1989年1月，我还是武汉大学四年级学生，却不得不提前半年考虑分配问题了。我爱搞创作，现在要走向社会了，我当然知道扎根什么地点、什么单位对我所具备的意义。
寒假，我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下车，拿起交通图，头就开始发晕了：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那么多公共汽车和地铁的线路，密密麻麻。北京太大了，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地人都这么说。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北京，没和任何北京人有过较密切的联系，唯一的就是几年前在《诗刊》发过稿件，责任编辑的名字我还记得，但那些名字能成为我找工作的筹码么?
庆幸的是，这位《诗刊》编辑宽厚地接待了我，为我给他的报社朋友写了一封信。
这家报社坐落在一幢破落的小楼里。我找到了那个小头头，得到的是他一句“搞创作的人是不会安心于本职工作的”和一脸冷漠。当时，我真想痛骂他一句，但又有什么用呢?我克制了。
还有别的路可走。我拿着南京一位文学老师写的推荐信，按响了出版界的元老李先生的门铃。一位穿着黑坎肩的老人打开门，邀我到客厅里坐下。几分钟之后，他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一杯热咖啡，催我喝几口再说，温暖的水气蒸得我眼睛有点潮湿。
李先生打开台灯，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资料。“你在写作方面挺有才能，确实应该到北京来。”
我刚要讲述求职的困难，他微笑了一下：“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但我很喜欢想干点事业的年轻人。”他立即为我给几个出版社的同志写了信。我怀揣着这些温暖的信，万分感激地告别了李先生。
剩下的几天里我东南西北地跑。通过各种线索，找了十几家单位，大到中央部委，小到只有十几个人的皮包出版公司，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问一问。我清晰地记得每一次问路、进门登记、交谈情况以及兴奋或者失望地出门时的情景。怎么说呢，北京的许多胡同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有时一天跑四五个地方，转十几趟车，碰了数不清的冷脸，也因之而结识了一些师长和朋友。更使我高兴的是。有三家单位留下了我的材料，让我回去听消息……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我趴在茶几上香甜地睡了一天，觉得这一星期的劳累统统是必要的。
也许我把许多事想得太简单了。一个月过去，已经有两家单位給我回了信，表示爱莫能助。
仅仅是第二天，我又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四月份进京是我最为辛劳的一次。我仍住在师大那帮诗友处，早出晚归，他们说我上床一分钟后，再喊我就不见答应了。我白天跑单位，选择最适宜的方式与之交谈，头脑中深藏一个算盘，许多场合处理得很机智。在路上顿时松懈下来，体会到来自骨子里的一种累。感觉视线时常乱飘，迟钝而缺乏目的。我的眼中只有一个个单住所在的地点以及抵达和返回的路线，其他的一切都与我毫无瓜葛。我被机械的思维控制着。偶尔找一家街头餐馆吃东西，仅仅是为了把奔波时耗费的精力补偿或延续下去。晚饭时我可以喝点儿啤酒，使眼前的景物恍惚一些，无端地对自身滋长了几分怜爱。我要好好地跟自己相处，以便共同克服外界的压力。
我当然知道：此时在全国各地，为职业而奔波的大学生岂止我一个?是的，他们仍会做梦，却已懂得把梦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使自身与社会之间获得桥梁。他们为之付出的一切，都将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无论最终实现与否。
哪一本书里说过：抛一百颗种子到空中，至少有一颗会落地开花的。五月中旬，我收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一封信，说他们很慎重地开会讨论过了，考虑到我家不在北京，而该单位暂时没有集体宿舍，如果我有什么亲戚可以提供住房担保，这事才存留着一线希望。我不由得想到了在北京求职时认识的朋友小栗。
初次进京时还是冬天，南京一位好友给了我小栗的地址，我找到了三里河一带，敲响了一扇很普通的门，这一动作后来大大地帮助了我。我和小粟一见如故，谈得来什么都好说了，他摆酒招待，我俩的生日居然是同月同日。趁热打铁就结拜为兄弟。他很希望我能来成北京，他说现在想干点事情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真希望搞艺术能搭个伴儿。最后他说：“如果来北京没地方住，你就在我这里搭张床。大话我不敢说，至少一两年内没问题。”他话说得很实在，反而比有些把胸脯拍得嘭嘭响的人更让我觉得可靠。我想小栗会帮助我的，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我于凌晨四点钟到达北京。
我几乎是在正常上班的时间来到这里，好在人事干部已在了。我拿出那封信，很诚恳地述说了一下匆匆前来的目的和心情，并说信中提及的那个障碍我可以克服。“我在北京有一家亲戚，他们住房比较宽敞，并且说好如果接收单位没宿舍，可以到他们那儿住。”我尽可能使语气平衡而肯定，
“你能不能让亲戚就此给我们写个协议书，以便我们向上级部门申报时有所依据。文化单位普遍住房紧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我答应第二天把亲戚的信送来。事情并不是很乐观的，我的心情没有办法不沉重。从农展馆到三里河，几乎要横穿北京，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有雨具，只好等，等待中我冷得直打战，头脑一片空白。还好老天有眼，雨说停就停，我蹚着人行道上一洼洼积水，走到小栗，家门前，小栗还没下班回来。此刻我已心力交瘁，腿已抬不起来，突然想到前面有家电影院，我灵机一动，不问什么片子就买了一张票。在电影院里美美地睡了一觉。流浪汉也有如此聪明的方法。真好。
我再次敲响小栗家门时，心情晴朗了许多，正如此刻的天气。
第二天我拿着小栗签名的一封信交给了单位，上面写着我几年之内可以住在他处，请单位不用为我的住房问题操心。单位也很诚恳地告诉我。只要我能做好克服几年困难的准备。如果有条件他们也会尽力为我着想的。其实我对这一切都能理解，我来北京是为了创业，根本没有资格苛求于生活。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我相信自己是不至于白来的。我目前缺乏的仅仅是一个可供驻扎下来、逐步发展自己的位置。
在生活如意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半年五味俱全的日子，那虽然涉世未深却苦苦追求的心，并且深深地为之骄傲。那青春的每一下心跳我都记得，因为它是多么真实而且值得怀念。
编辑 胡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