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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的一个大发现，证实了纳粹大屠杀中一个惊人逃亡故事的真伪。
1944年1月的一天，天刚破晓。一辆德军卡车离开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市中心，往西南方向行驶，目的地是距该市不远处大雾弥漫的博纳村。卡车在博纳村附近停下，双脚被铐着的18岁青年泽德尔被带下车厢。
一座万人坑旁，人们祭奠博纳大屠杀遇难者
在这之前两年，泽德尔住在被德军占领的维尔纽斯城中。确切地说，他是被限制居住在高墙包围的犹太人隔离区中。他目睹了首批是成百上千名、接着是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被卡车、火车送到，甚至是被迫徒步去往一个森林集中营的场面。极少数人得以逃离那个集中营，他们讲述了自己所见：一排又一排男性女性被机枪近距离扫射;母亲求刽子手放过她们的孩子;万人坑中堆满尸体;那个集中营的名字——博纳。
现在，泽德尔自己也到达了这片森林。纳粹卫兵带他穿过两道门，并且经过了一张告示牌：“严禁进入。有生命危险。地雷区。”透过松林间的缝隙，他看见前方的一些巨大土堆上覆盖着新鲜泥土。“这些肯定就是万人坑了，”泽德尔想，“我的死期到了。”
博納村的纳粹屠杀地点，被今天的考古学者视为“枪弹大屠杀”的首批例子之一。纳粹用枪弹屠杀了整个东欧的多达200万犹太人。与奥斯维辛等地的纳粹毒气室不同，这些屠杀都是用步枪和机枪近距离执行的。博纳村大屠杀还标志着向“最终解决”的过渡。按照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犹太人将不再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也不再被赶出欧洲，而是要被全部处死。
泽德尔等待着枪响，但枪没有响。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正面对一名纳粹卫兵。后者告诉他，他和其他犹太囚犯必须立即开始干活——砍掉集中营周围的松树，把松木运到万人坑。泽德尔当时很纳闷：这是为了什么？当时他没想出答案。
一周后，集中营司令对他和这群犹太人训话。这个司令才30岁，穿的靴子闪亮如镜，白手套一直套到手肘，浑身散发很浓的香水味。他对这些犹太人说：“只有9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处死，他们都躺在集体墓坑里。但是，这里不能留下蛛丝马迹。”他的意思很明显，不能让外界得到博纳村大屠杀（而且是平民被大规模屠杀）的任何证据。为此，所有被埋的尸体都要被挖出来焚烧。泽德尔及其他囚徒要干的活，就是提供火葬用的柴堆。
到了1月底，包括泽德尔在内的总共大约80名犹太人（被历史学家称为“焚尸队”）住进了由他们自建的营房——用木头铺壁的一个大地堡。其中4人是妇女，她们负责洗衣做饭。所谓的饭，就是把冰化成水煮土豆。焚尸队中的男性分成几组。其中，体力较弱的男性负责让火葬柴火整夜燃烧。空气中充斥着尸体燃烧所发出的很难闻的浓烟。体力最好的人负责把尸体从土中勾出来，工具是有弯钩的铁棍。焚尸队成员之一俄罗斯犹太人尤里后来回忆说，根据尸体所穿衣服的多少，他们能辨别这些人的死亡年代：被屠杀于1941年的人，都穿着外衣;1942和1943年，纳粹发动所谓的“冬季援助行动”，要犹太人“自愿”把自己的冬装捐给德军;从1942年开始，犹太人成群被迫脱光衣服被处决。
白雪覆盖的“焚尸队”住地遗址
焚尸队的地堡里建有双侧坡道。一名队员把装着尸体的担架拖上斜坡，另一名队员则把尸体推进火堆。一周里，焚尸队能处置超过3500具尸体。后来，德军强迫焚尸队用过滤器筛骨灰，筛出的碎骨被打磨成粉。
据历史学家统计，从1941～1944年，至少有8万人死于博纳村。但许多人相信，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在这些死者中，90%是犹太人。纳粹竟然命令犹太焚尸队挖掘和焚毁尸体，这只能加剧当时的恐怖。
泽德尔回忆说：“从纳粹强迫我们挖掘尸体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白自己不可能活着出去了。我们也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办。”他们的想法是——逃离。
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大学考古学家弗洛因德，致力于探索古今犹太历史。为此，他在过去近30年中踏遍全球。他工作过的地方，包括死海附近的谷木兰和波兰东部的索比堡集中营等等。对他的职业——考古学家来说不同寻常的是，他很少用铲子挖土，而是采用“非侵入性考古学”，即运用探地雷达和其他类型的手段，如用电脑、电子技术去发现和描述隐藏在地下的建筑结构等。
2016年秋季的一天，记者随弗洛因德及其几位同事走进了博纳森林，弗洛因德团队当时刚刚完成了对该地区的一次调查。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雪，但当天上午只是有冰冷的风和雨。除了当天早晨到达这里的大约10名以色列人之外，整片林地显得很空旷。这些以色列人都在维尔纽斯有亲戚，他们都通过造访博纳村大屠杀现场遗址来祭奠逝去的亲人。
记者随弗洛因德走过一条短坡，经过一条堑壕。当初，囚徒们在这条堑壕前面站成行，然后被射杀。如今，这条堑壕变成了地上一条很不明显的浅沟。弗洛因德小心翼翼走在浅沟旁。远处，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几十年前，纳粹正是通过这些铁路线，把很多战俘运到了死亡集中营。弗洛因德一直等到这趟列车消失。他说，他花了近一个月来调查博纳村遗址，但只用了几天（因为这已经足够）来思考有多少人死在了这里，有多少鲜血抛洒在这里。的确，这样的往事不堪回首。
虽然弗洛因德是在距立陶宛大约8000千米的美国纽约长岛长大的，他却在立陶宛有很深的根。20世纪初，沙皇政府发动大屠杀。当时，他的曾祖父母逃离维尔纽斯（当时这座城市依然属于俄罗斯帝国）。大约两年前，弗洛因德在听说了由以色列考古学家塞利格曼主导的对维尔纽斯犹太教大会堂的一次新研究后，对维尔纽斯的兴趣更高了。这座大会堂曾经是一座高耸入云的文艺复兴-巴洛克风格建筑，其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30年代。大会堂里还曾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一些符合犹太教规定的肉摊和一口公共使用的井。大会堂一度是维尔纽斯城“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是东欧犹太人生活的中心地带，是“北方耶路撒冷”。据估计，20世纪初维尔纽斯的人口数量大约为20万，其中一半是犹太人。1941年6月，希特勒的军队占领维尔纽斯，随后就破坏了犹太教大会堂，犹太人被赶进由高墙包围的两个限制居住区，然后又被分批押往博纳村。战后，大会堂遗址化为平地。今天，这里是一所小学。 立陶宛考古学家发现了大会堂旧址的遗存，它们表明地面下有多个完整保留的房室。弗洛因德说，这些遗存中包括大会堂主大门、大托斯卡纳柱的一些部分、诵经坛和装饰的屋顶等。弗洛因德等一批美国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受邀来立陶宛做进一步调查。他们花了5天时间扫描这所小学及周围区域的地面下情况，得到了一幅详尽的数字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显示了大会堂的主要讲坛和座位区，而且显示了另一座独立建筑，该建筑中有一间包含两个庆典沐浴池的大澡堂、一口井和多个卫生间。随后，弗洛因德在一家当地犹太博物馆会晤大会堂考古团队。弗洛因德问当地考古学家：“你们还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免费帮忙。”
第二天，博物馆一位叫曼塔斯的负责人把弗洛因德团队带到了博纳森林，这里距维尔纽斯市中心只有20分钟车程。曼塔斯说，附近的大部分纳粹时期墓坑都已被发现，但立陶宛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区域，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未经辨认的万人坑，不知弗洛因德团队能否确定它？
曼塔斯一边带领弗洛因德走过森林，一边讲述一个惊人故事：据说，一些俘虏打穿地道奔向自由，还参加了隐藏在森林中的游击队。但当弗洛因德问及这些俘虏怎样做到这一点时，曼塔斯却耸了耸肩，表示没有答案。不仅没有找到这条传说中的地道，而且连这个传说的真伪也无法证实。
第二年即2016年的6月，弗洛因德带领两个专家团队及相关设备返回博纳森林，首次对大屠杀遗址的未经探索区域绘制地图，其中包括可能尚未被标记的万人坑。接着，使用纳粹侦察机在战争期间航拍的博纳森林照片（这有助于专家们更好地了解博纳集中营的布局），弗洛因德团队把注意力转向寻找传说中集中营幸存者怎样逃生的证据。
依赖一种被称为全站仪（全站型电子速测仪的简称，是一种智能型光电测量仪器。它的光学仪器被架在三脚架上，建筑勘测人员经常使用它）的装置，弗洛因德着手测量博纳森林中未知地带的轻微升高，搜寻渐变梯度和异常的迹象。他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看起来像是地堡土堆（早已被苔藓和其他植物覆盖）一侧的小丘，以及大约30米外的地面下沉。
尽管当地土壤中含沙多，对于探地雷达来说很适合，周围的密林却会严重干扰雷达信号，因此弗洛因德团队只能尝试另一种策略。团队中的地球物理学家采用了电阻率层析成像（简称ERT。该技术原本的开发目的是探测地下水位和潜在采矿地点）。通过连接在一个强力电池上的一些金属电极，ERT仪器向土壤中发射电流，测量不同类型土壤的不同电阻率，其结果是形成对地面下超过30米深度的一幅详细地图。专家对记者解释说，他们并非能实时获取读数，但滞后很少。他们从控制箱提取数据并转移到笔记本电脑，再用转换软件处理数据，接着就看到了蓝色背景中的一根红色长条——他们看见的，是一条地道。
据尤里回忆，这条地道的挖掘是从1944年2月第一夜开始的，挖掘地点是焚尸队地堡后面的储藏室。为避免暴露，囚徒们在地道口立起一面假墙。假墙由两张木板拼接，木板由钉子钉在一起，但钉得较松，以便很容易取开墙板。
采用从万人坑偷来的锯子、锉刀和汤勺，囚徒们轮班挖掘。在夜色掩护下，他们偷运厚木板到越来越长的地道里作支架。他们把挖出来的沙土带到地道外，分散铺在地堡地面上。在此过程中发出的所有噪声，都被其他囚徒的歌声掩盖。囚徒们经常被迫为集中营指挥官演唱。其中，由奥地利作曲家斯特劳斯创作的《吉普赛男爵》中的咏叹调，是指挥官的大爱。
泽德尔在事发多年后回忆说，在一天的挖掘和焚烧尸体后，他們精疲力尽地回到地堡。但逃身的渴望支撑着他们。当地道中的氧不足以燃烧蜡烛时，原本是维尔纽斯一名电工的囚徒多吉姆，运用纳粹放在地堡里的一台发电机，设法照亮了地道内部。在假墙背后，地道逐渐延伸：3米，4米，5米……渐渐，整个焚尸队都得知了逃生计划。多吉姆和尤里承诺，任何一名同伴都不会被落下。
当然不可能没有挫折。到了3月，挖地道的人发现地道通往的竟然是一个墓坑，因此必须改道。这一过程导致白挖了好几天。不久后的一天，多吉姆在一个墓坑挖掘时挖到了妻子、母亲和两个亲姐妹的尸体。焚尸队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正在帮助焚烧的某些尸体属于自己的家族成员。但发现自己的妻子躺在万人坑中，却是完全不同的事。多吉姆当时极度悲愤。尤里后来回忆说，多吉姆当时说自己有一把刀，他要去杀死集中营指挥官。尤里则对多吉姆说，这样做是自私的，就算他能成功，其他囚徒也会因为纳粹报复而全部丢命。
多吉姆后退了一步，地道挖掘加紧推进。4月9日，他们已经挖到了集中营边上铁丝网附近一棵树的树根部位。3天后，尤里使用一个由铜管制作的试探器探查地道外情况。这一次，他闻到的不再是万人坑的恶臭，而是4月的新鲜空气。尤里后来回忆说：“我们亲眼看见，自由近在眼前。”
焚尸队成员们选定在4月15日夜（4月最暗一个夜间）逃亡。作为逃亡计划主要组织者，多吉姆第一个进入地道，按照计划，一旦他爬出地道，就会在附近铁丝网上切割出一个洞，并且用一张白布做记号，以便其他人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尤里第二个进入地道，泽德尔第六个。囚徒们知道，一个游击队组织躲藏在附近路德尼斯基森林中的一个秘密营地，不时袭击德军。尤里当时提醒他的难友们：“记住，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走回头路。战死比投降好，所以，必须一路往前爬。”
他们从晚上11时开始出发，10人一组。第一组人顺利爬出地道。泽德尔回忆说，他当时匍匐在地，向集中营边缘滑行。他不敢出一口粗气，他的心砰砰跳。后来，尤里推测是一根折断的树枝提醒了德军有人逃亡。多吉姆则把行动的暴露归因于爬动所留下的痕迹。
德军发现了逃亡的他们，森林里顿时枪炮齐鸣，火光汹涌。尤里说，他当时环顾四周，发现整条逃身通道上都有人在爬。一些人跳起来，开始往不同方向跑。尤里和多吉姆穿过铁丝网跑进森林，泽德尔和其他3人也接着跑进了森林。他们跑了一整夜，渡过了多条河流，穿越了多片森林，经过了多个村子。一周后，逃亡者们来到了路德尼斯基森林深处。尤里向游击队队长介绍了自己。游击队队长问：“你们从哪儿来？”尤里回答：“来自另一个世界。”游击队队长又问：“那是哪儿？”尤里回答：“博纳。” 博纳大屠杀纪念遗址现在由维尔纽斯一家犹太博物馆管理。那里有一面花岗石方尖碑，上面刻着苏军解放该地区的时间。在一个万人坑旁边的小祭庙里，一簇簇蜡烛闷烧着，祭奠数万死在那里的人。博纳遗址入口处有一家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来自这座集中营的照片和证物。走进该博物馆的参观者无不潸然泪下，无不愤怒：堑壕里那些互相纠缠的人类肢体的黑白照片，已经起皱的小孩尸体，堆在独轮手推车上、等待被焚烧的被挖出的尸骸，它们带给人的是挥之不去的深深震撼和惊骇。
在开始调查博纳遗址后不久，弗洛因德及其团队就证实了一个此前未被标记过的万人坑的存在。这个坑长约25米，深达4.6米。科学家估计，这个万人坑中有多达7000人的被焚烧过的尸骸。科学家发布了搜寻博纳逃身地道的初步结果，以及由ERT探测产生的一系列横截面图。这些图显示了逃身地道的深度（在一些地方深达4.6米）及其大小：地道中最宽的地方也仅宽0.9米，高0.9米，不比一个成人的躯干更粗。从地堡里的地道入口到集中营边上的地道出口（如今早已覆盖而不可见），地道长度超过34米。至此，终于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由很少数幸存者给出的相对模糊的作证。也就是说，科学调查证据将传说转变成了现实。这是对纳粹余孽否认纳粹大屠杀存在的最强有力驳斥。
2016年6月29日，以色列媒体报道了这一发现：“新技术揭示立陶宛被遗忘的大屠杀逃身地道”。全球许多媒体也纷纷报道这一发现。对弗洛因德来说，发现地道最终让我们有可能去透彻理解逃亡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他对记者说：“人们之所以对此（指博纳逃身地道传奇）着迷，是因为这是一段象征着希望的历史事实。它证明了人能有多么坚强和坚韧。”
弗洛因德和记者一起走在博纳逃身地道上方的地面上，走过大圆丘，走向外面的松林。这一路走来并不算远，但考虑到这条地道是由戴着脚镣、白天干着令人无法想象的重活、吃的不过是一点点冰水煮土豆的囚徒夜复一夜挖出来的，你就不能不感慨这是多么伟大的壮举。
记者问弗洛因德：“能不能发掘这条地道？”他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这样肯定会破坏地道的完整性。弗洛因德向负责管理博纳遗址的博物馆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只发掘地道的一段，用能防水防潮的树脂玻璃墙保护它。二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重建这条地道，就像最近完成的对埃及国王谷中少年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再现。对于第三种选择，弗洛因德承认它有点未来主义色彩：运用扫描数据创制3D电影，让观众体验当初囚徒们的逃亡经历。
逃亡者们在森林里藏身了好几个月。1944年7月初，已经对德军发起新一轮攻势的苏联红军包围了维尔纽斯。泽德尔加入游击队，和苏军一起战斗。到了7月中旬，德国人被赶出了维尔纽斯。战争结束后，泽德尔来到了今天以色列所在地。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故土的6000万人之一。他没有家人幸存，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全都被纳粹及其同党杀害。1948年，他和几年前在维尔纽斯犹太人被限制居住区首次见到的一位女性结了婚。他2007年在睡梦中过世，此前他是焚烧队最后一位在世的队员。
2016年秋，记者找到了泽德尔的女儿哈娜，并且同她进行了多次网上交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家中，哈娜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当哈娜还很小时，泽德尔是一名卡车司机，经常很长时间不在家。就算在家，他也不和女儿及两个儿子谈自己的过去。哈娜对记者说：“我爸爸那一代人不谈论自己的感情，不谈论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感受。这是他们的应对机制：如果你忙于往前走，你就可能和你的记忆断开。”但有一些迹象表明，泽德尔并未忘记过去：他常做噩梦，对个人卫生很严苛——每天要洗很多次手。很明显，在恶臭万人坑中整天掘尸焚尸的可怕经历，给他打上了深深烙印。
当她17岁时，哈娜上了一堂講解纳粹大屠杀的课。课后她问泽德尔：“当时您是怎样逃身的？”泽德尔同意解释，但他回忆的大部分是技术性的细节：地堡的大小，被枪炮夺走的人命数量。他说，除了和他一道逃到路德尼斯基森林中的其他5人之外，还有6位焚烧队成员逃亡成功，其他人则全部死亡。
随着时间流逝，泽德尔的缄默也逐渐融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泽德尔向媒体披露了自己在博纳集中营的经历，包括逃亡历程。每一年的逃亡周年纪念日，泽德尔会与多吉姆和另一位焚尸队成员共进晚餐。泽德尔会说：“犹太人是最强壮的民族。看他们（纳粹）是怎么作践我们的！但是，我们依然活了下来！！”
哈娜告诉记者，泽德尔多次重返博纳，却从未找到让他得到自由的逃生地道。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去世前3年，一位立陶宛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到了这条地道的入口。但在拍摄了一些照片和记下了一笔记本的测量结果后，他用新鲜灰浆和石头封闭了洞口，并且不突出标注这块区域。
在纪录片《走出森林》中，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泽德尔环绕旧地堡所在区域，寻找地道入口处。他对着镜头摇头说：“所有都拆光了。但我关心的不是地道被拆了，而是我确信地道入口还在，就算它已被堵住。这样我才能让你们看地道。”实际上，泽德尔当时所站的地方距离地道很近，只是他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2016年夏，哈娜去商店返家后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个不停。她回忆说：“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是否从父亲那里听到了什么。”她打开电脑，发现一篇关于弗洛因德探索工作的文章。她对记者说：“当时我开始震颤。我想，要是他（指她的父亲泽德尔）现在还和我在一起，该多好！”
在2016年秋与记者的一次网上交谈中，哈娜哭泣着向记者描述泽德尔最后一次重返博纳，那是在2002年。他是和哈娜、她的一个兄弟及3个孙子一道去的，全家人当时聚集在一座万人坑旁边。对着纳粹刽子手的幽灵，泽德尔挥舞拳头，用意第绪语（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语言）和立陶宛语发出诅咒：“你们能看见我吗？我和我的孩子一起来了，我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也来了。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走在博纳纪念遗址，记者和弗洛因德一起来到了泽德尔及焚尸队其他成员当年所生活的地堡坑边缘。地堡直径近61米。在长满草的地堡地面上，管理遗址的博物馆立起了一个双侧坡道模型。当初，焚尸队被迫使用斜坡把尸骸倒进火葬柴堆。
弗洛因德指引记者：地堡东面墙壁上有一个轻微凹陷，那就是地道入口。与地堡一样，地道也没有被标记。开阔地面上扔着一些啤酒罐：一些人在这片区域聚会。弗洛因德用脚踢一只啤酒罐，然后摇了摇头，对记者说：“无论如何，都该把这些地方标记出来。人们应该含着泪来这里，来祭奠逝者，来祈祷和平，来痛恨刽子手。最糟糕的是置之不理，是忘记过去。”
1944年1月的一天，天刚破晓。一辆德军卡车离开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市中心，往西南方向行驶，目的地是距该市不远处大雾弥漫的博纳村。卡车在博纳村附近停下，双脚被铐着的18岁青年泽德尔被带下车厢。
在这之前两年，泽德尔住在被德军占领的维尔纽斯城中。确切地说，他是被限制居住在高墙包围的犹太人隔离区中。他目睹了首批是成百上千名、接着是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被卡车、火车送到，甚至是被迫徒步去往一个森林集中营的场面。极少数人得以逃离那个集中营，他们讲述了自己所见：一排又一排男性女性被机枪近距离扫射;母亲求刽子手放过她们的孩子;万人坑中堆满尸体;那个集中营的名字——博纳。
现在，泽德尔自己也到达了这片森林。纳粹卫兵带他穿过两道门，并且经过了一张告示牌：“严禁进入。有生命危险。地雷区。”透过松林间的缝隙，他看见前方的一些巨大土堆上覆盖着新鲜泥土。“这些肯定就是万人坑了，”泽德尔想，“我的死期到了。”
博納村的纳粹屠杀地点，被今天的考古学者视为“枪弹大屠杀”的首批例子之一。纳粹用枪弹屠杀了整个东欧的多达200万犹太人。与奥斯维辛等地的纳粹毒气室不同，这些屠杀都是用步枪和机枪近距离执行的。博纳村大屠杀还标志着向“最终解决”的过渡。按照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犹太人将不再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也不再被赶出欧洲，而是要被全部处死。
泽德尔等待着枪响，但枪没有响。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正面对一名纳粹卫兵。后者告诉他，他和其他犹太囚犯必须立即开始干活——砍掉集中营周围的松树，把松木运到万人坑。泽德尔当时很纳闷：这是为了什么？当时他没想出答案。
一周后，集中营司令对他和这群犹太人训话。这个司令才30岁，穿的靴子闪亮如镜，白手套一直套到手肘，浑身散发很浓的香水味。他对这些犹太人说：“只有9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处死，他们都躺在集体墓坑里。但是，这里不能留下蛛丝马迹。”他的意思很明显，不能让外界得到博纳村大屠杀（而且是平民被大规模屠杀）的任何证据。为此，所有被埋的尸体都要被挖出来焚烧。泽德尔及其他囚徒要干的活，就是提供火葬用的柴堆。
到了1月底，包括泽德尔在内的总共大约80名犹太人（被历史学家称为“焚尸队”）住进了由他们自建的营房——用木头铺壁的一个大地堡。其中4人是妇女，她们负责洗衣做饭。所谓的饭，就是把冰化成水煮土豆。焚尸队中的男性分成几组。其中，体力较弱的男性负责让火葬柴火整夜燃烧。空气中充斥着尸体燃烧所发出的很难闻的浓烟。体力最好的人负责把尸体从土中勾出来，工具是有弯钩的铁棍。焚尸队成员之一俄罗斯犹太人尤里后来回忆说，根据尸体所穿衣服的多少，他们能辨别这些人的死亡年代：被屠杀于1941年的人，都穿着外衣;1942和1943年，纳粹发动所谓的“冬季援助行动”，要犹太人“自愿”把自己的冬装捐给德军;从1942年开始，犹太人成群被迫脱光衣服被处决。
焚尸队的地堡里建有双侧坡道。一名队员把装着尸体的担架拖上斜坡，另一名队员则把尸体推进火堆。一周里，焚尸队能处置超过3500具尸体。后来，德军强迫焚尸队用过滤器筛骨灰，筛出的碎骨被打磨成粉。
据历史学家统计，从1941～1944年，至少有8万人死于博纳村。但许多人相信，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在这些死者中，90%是犹太人。纳粹竟然命令犹太焚尸队挖掘和焚毁尸体，这只能加剧当时的恐怖。
泽德尔回忆说：“从纳粹强迫我们挖掘尸体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白自己不可能活着出去了。我们也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办。”他们的想法是——逃离。
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大学考古学家弗洛因德，致力于探索古今犹太历史。为此，他在过去近30年中踏遍全球。他工作过的地方，包括死海附近的谷木兰和波兰东部的索比堡集中营等等。对他的职业——考古学家来说不同寻常的是，他很少用铲子挖土，而是采用“非侵入性考古学”，即运用探地雷达和其他类型的手段，如用电脑、电子技术去发现和描述隐藏在地下的建筑结构等。
2016年秋季的一天，记者随弗洛因德及其几位同事走进了博纳森林，弗洛因德团队当时刚刚完成了对该地区的一次调查。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雪，但当天上午只是有冰冷的风和雨。除了当天早晨到达这里的大约10名以色列人之外，整片林地显得很空旷。这些以色列人都在维尔纽斯有亲戚，他们都通过造访博纳村大屠杀现场遗址来祭奠逝去的亲人。
记者随弗洛因德走过一条短坡，经过一条堑壕。当初，囚徒们在这条堑壕前面站成行，然后被射杀。如今，这条堑壕变成了地上一条很不明显的浅沟。弗洛因德小心翼翼走在浅沟旁。远处，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几十年前，纳粹正是通过这些铁路线，把很多战俘运到了死亡集中营。弗洛因德一直等到这趟列车消失。他说，他花了近一个月来调查博纳村遗址，但只用了几天（因为这已经足够）来思考有多少人死在了这里，有多少鲜血抛洒在这里。的确，这样的往事不堪回首。
虽然弗洛因德是在距立陶宛大约8000千米的美国纽约长岛长大的，他却在立陶宛有很深的根。20世纪初，沙皇政府发动大屠杀。当时，他的曾祖父母逃离维尔纽斯（当时这座城市依然属于俄罗斯帝国）。大约两年前，弗洛因德在听说了由以色列考古学家塞利格曼主导的对维尔纽斯犹太教大会堂的一次新研究后，对维尔纽斯的兴趣更高了。这座大会堂曾经是一座高耸入云的文艺复兴-巴洛克风格建筑，其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30年代。大会堂里还曾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一些符合犹太教规定的肉摊和一口公共使用的井。大会堂一度是维尔纽斯城“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是东欧犹太人生活的中心地带，是“北方耶路撒冷”。据估计，20世纪初维尔纽斯的人口数量大约为20万，其中一半是犹太人。1941年6月，希特勒的军队占领维尔纽斯，随后就破坏了犹太教大会堂，犹太人被赶进由高墙包围的两个限制居住区，然后又被分批押往博纳村。战后，大会堂遗址化为平地。今天，这里是一所小学。 立陶宛考古学家发现了大会堂旧址的遗存，它们表明地面下有多个完整保留的房室。弗洛因德说，这些遗存中包括大会堂主大门、大托斯卡纳柱的一些部分、诵经坛和装饰的屋顶等。弗洛因德等一批美国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受邀来立陶宛做进一步调查。他们花了5天时间扫描这所小学及周围区域的地面下情况，得到了一幅详尽的数字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显示了大会堂的主要讲坛和座位区，而且显示了另一座独立建筑，该建筑中有一间包含两个庆典沐浴池的大澡堂、一口井和多个卫生间。随后，弗洛因德在一家当地犹太博物馆会晤大会堂考古团队。弗洛因德问当地考古学家：“你们还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免费帮忙。”
第二天，博物馆一位叫曼塔斯的负责人把弗洛因德团队带到了博纳森林，这里距维尔纽斯市中心只有20分钟车程。曼塔斯说，附近的大部分纳粹时期墓坑都已被发现，但立陶宛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区域，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未经辨认的万人坑，不知弗洛因德团队能否确定它？
曼塔斯一边带领弗洛因德走过森林，一边讲述一个惊人故事：据说，一些俘虏打穿地道奔向自由，还参加了隐藏在森林中的游击队。但当弗洛因德问及这些俘虏怎样做到这一点时，曼塔斯却耸了耸肩，表示没有答案。不仅没有找到这条传说中的地道，而且连这个传说的真伪也无法证实。
第二年即2016年的6月，弗洛因德带领两个专家团队及相关设备返回博纳森林，首次对大屠杀遗址的未经探索区域绘制地图，其中包括可能尚未被标记的万人坑。接着，使用纳粹侦察机在战争期间航拍的博纳森林照片（这有助于专家们更好地了解博纳集中营的布局），弗洛因德团队把注意力转向寻找传说中集中营幸存者怎样逃生的证据。
依赖一种被称为全站仪（全站型电子速测仪的简称，是一种智能型光电测量仪器。它的光学仪器被架在三脚架上，建筑勘测人员经常使用它）的装置，弗洛因德着手测量博纳森林中未知地带的轻微升高，搜寻渐变梯度和异常的迹象。他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看起来像是地堡土堆（早已被苔藓和其他植物覆盖）一侧的小丘，以及大约30米外的地面下沉。
尽管当地土壤中含沙多，对于探地雷达来说很适合，周围的密林却会严重干扰雷达信号，因此弗洛因德团队只能尝试另一种策略。团队中的地球物理学家采用了电阻率层析成像（简称ERT。该技术原本的开发目的是探测地下水位和潜在采矿地点）。通过连接在一个强力电池上的一些金属电极，ERT仪器向土壤中发射电流，测量不同类型土壤的不同电阻率，其结果是形成对地面下超过30米深度的一幅详细地图。专家对记者解释说，他们并非能实时获取读数，但滞后很少。他们从控制箱提取数据并转移到笔记本电脑，再用转换软件处理数据，接着就看到了蓝色背景中的一根红色长条——他们看见的，是一条地道。
据尤里回忆，这条地道的挖掘是从1944年2月第一夜开始的，挖掘地点是焚尸队地堡后面的储藏室。为避免暴露，囚徒们在地道口立起一面假墙。假墙由两张木板拼接，木板由钉子钉在一起，但钉得较松，以便很容易取开墙板。
采用从万人坑偷来的锯子、锉刀和汤勺，囚徒们轮班挖掘。在夜色掩护下，他们偷运厚木板到越来越长的地道里作支架。他们把挖出来的沙土带到地道外，分散铺在地堡地面上。在此过程中发出的所有噪声，都被其他囚徒的歌声掩盖。囚徒们经常被迫为集中营指挥官演唱。其中，由奥地利作曲家斯特劳斯创作的《吉普赛男爵》中的咏叹调，是指挥官的大爱。
泽德尔在事发多年后回忆说，在一天的挖掘和焚烧尸体后，他們精疲力尽地回到地堡。但逃身的渴望支撑着他们。当地道中的氧不足以燃烧蜡烛时，原本是维尔纽斯一名电工的囚徒多吉姆，运用纳粹放在地堡里的一台发电机，设法照亮了地道内部。在假墙背后，地道逐渐延伸：3米，4米，5米……渐渐，整个焚尸队都得知了逃生计划。多吉姆和尤里承诺，任何一名同伴都不会被落下。
当然不可能没有挫折。到了3月，挖地道的人发现地道通往的竟然是一个墓坑，因此必须改道。这一过程导致白挖了好几天。不久后的一天，多吉姆在一个墓坑挖掘时挖到了妻子、母亲和两个亲姐妹的尸体。焚尸队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正在帮助焚烧的某些尸体属于自己的家族成员。但发现自己的妻子躺在万人坑中，却是完全不同的事。多吉姆当时极度悲愤。尤里后来回忆说，多吉姆当时说自己有一把刀，他要去杀死集中营指挥官。尤里则对多吉姆说，这样做是自私的，就算他能成功，其他囚徒也会因为纳粹报复而全部丢命。
多吉姆后退了一步，地道挖掘加紧推进。4月9日，他们已经挖到了集中营边上铁丝网附近一棵树的树根部位。3天后，尤里使用一个由铜管制作的试探器探查地道外情况。这一次，他闻到的不再是万人坑的恶臭，而是4月的新鲜空气。尤里后来回忆说：“我们亲眼看见，自由近在眼前。”
焚尸队成员们选定在4月15日夜（4月最暗一个夜间）逃亡。作为逃亡计划主要组织者，多吉姆第一个进入地道，按照计划，一旦他爬出地道，就会在附近铁丝网上切割出一个洞，并且用一张白布做记号，以便其他人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尤里第二个进入地道，泽德尔第六个。囚徒们知道，一个游击队组织躲藏在附近路德尼斯基森林中的一个秘密营地，不时袭击德军。尤里当时提醒他的难友们：“记住，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走回头路。战死比投降好，所以，必须一路往前爬。”
他们从晚上11时开始出发，10人一组。第一组人顺利爬出地道。泽德尔回忆说，他当时匍匐在地，向集中营边缘滑行。他不敢出一口粗气，他的心砰砰跳。后来，尤里推测是一根折断的树枝提醒了德军有人逃亡。多吉姆则把行动的暴露归因于爬动所留下的痕迹。
德军发现了逃亡的他们，森林里顿时枪炮齐鸣，火光汹涌。尤里说，他当时环顾四周，发现整条逃身通道上都有人在爬。一些人跳起来，开始往不同方向跑。尤里和多吉姆穿过铁丝网跑进森林，泽德尔和其他3人也接着跑进了森林。他们跑了一整夜，渡过了多条河流，穿越了多片森林，经过了多个村子。一周后，逃亡者们来到了路德尼斯基森林深处。尤里向游击队队长介绍了自己。游击队队长问：“你们从哪儿来？”尤里回答：“来自另一个世界。”游击队队长又问：“那是哪儿？”尤里回答：“博纳。” 博纳大屠杀纪念遗址现在由维尔纽斯一家犹太博物馆管理。那里有一面花岗石方尖碑，上面刻着苏军解放该地区的时间。在一个万人坑旁边的小祭庙里，一簇簇蜡烛闷烧着，祭奠数万死在那里的人。博纳遗址入口处有一家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来自这座集中营的照片和证物。走进该博物馆的参观者无不潸然泪下，无不愤怒：堑壕里那些互相纠缠的人类肢体的黑白照片，已经起皱的小孩尸体，堆在独轮手推车上、等待被焚烧的被挖出的尸骸，它们带给人的是挥之不去的深深震撼和惊骇。
在开始调查博纳遗址后不久，弗洛因德及其团队就证实了一个此前未被标记过的万人坑的存在。这个坑长约25米，深达4.6米。科学家估计，这个万人坑中有多达7000人的被焚烧过的尸骸。科学家发布了搜寻博纳逃身地道的初步结果，以及由ERT探测产生的一系列横截面图。这些图显示了逃身地道的深度（在一些地方深达4.6米）及其大小：地道中最宽的地方也仅宽0.9米，高0.9米，不比一个成人的躯干更粗。从地堡里的地道入口到集中营边上的地道出口（如今早已覆盖而不可见），地道长度超过34米。至此，终于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由很少数幸存者给出的相对模糊的作证。也就是说，科学调查证据将传说转变成了现实。这是对纳粹余孽否认纳粹大屠杀存在的最强有力驳斥。
2016年6月29日，以色列媒体报道了这一发现：“新技术揭示立陶宛被遗忘的大屠杀逃身地道”。全球许多媒体也纷纷报道这一发现。对弗洛因德来说，发现地道最终让我们有可能去透彻理解逃亡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他对记者说：“人们之所以对此（指博纳逃身地道传奇）着迷，是因为这是一段象征着希望的历史事实。它证明了人能有多么坚强和坚韧。”
弗洛因德和记者一起走在博纳逃身地道上方的地面上，走过大圆丘，走向外面的松林。这一路走来并不算远，但考虑到这条地道是由戴着脚镣、白天干着令人无法想象的重活、吃的不过是一点点冰水煮土豆的囚徒夜复一夜挖出来的，你就不能不感慨这是多么伟大的壮举。
记者问弗洛因德：“能不能发掘这条地道？”他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这样肯定会破坏地道的完整性。弗洛因德向负责管理博纳遗址的博物馆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只发掘地道的一段，用能防水防潮的树脂玻璃墙保护它。二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重建这条地道，就像最近完成的对埃及国王谷中少年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再现。对于第三种选择，弗洛因德承认它有点未来主义色彩：运用扫描数据创制3D电影，让观众体验当初囚徒们的逃亡经历。
逃亡者们在森林里藏身了好几个月。1944年7月初，已经对德军发起新一轮攻势的苏联红军包围了维尔纽斯。泽德尔加入游击队，和苏军一起战斗。到了7月中旬，德国人被赶出了维尔纽斯。战争结束后，泽德尔来到了今天以色列所在地。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故土的6000万人之一。他没有家人幸存，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全都被纳粹及其同党杀害。1948年，他和几年前在维尔纽斯犹太人被限制居住区首次见到的一位女性结了婚。他2007年在睡梦中过世，此前他是焚烧队最后一位在世的队员。
2016年秋，记者找到了泽德尔的女儿哈娜，并且同她进行了多次网上交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家中，哈娜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当哈娜还很小时，泽德尔是一名卡车司机，经常很长时间不在家。就算在家，他也不和女儿及两个儿子谈自己的过去。哈娜对记者说：“我爸爸那一代人不谈论自己的感情，不谈论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感受。这是他们的应对机制：如果你忙于往前走，你就可能和你的记忆断开。”但有一些迹象表明，泽德尔并未忘记过去：他常做噩梦，对个人卫生很严苛——每天要洗很多次手。很明显，在恶臭万人坑中整天掘尸焚尸的可怕经历，给他打上了深深烙印。
当她17岁时，哈娜上了一堂講解纳粹大屠杀的课。课后她问泽德尔：“当时您是怎样逃身的？”泽德尔同意解释，但他回忆的大部分是技术性的细节：地堡的大小，被枪炮夺走的人命数量。他说，除了和他一道逃到路德尼斯基森林中的其他5人之外，还有6位焚烧队成员逃亡成功，其他人则全部死亡。
随着时间流逝，泽德尔的缄默也逐渐融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泽德尔向媒体披露了自己在博纳集中营的经历，包括逃亡历程。每一年的逃亡周年纪念日，泽德尔会与多吉姆和另一位焚尸队成员共进晚餐。泽德尔会说：“犹太人是最强壮的民族。看他们（纳粹）是怎么作践我们的！但是，我们依然活了下来！！”
哈娜告诉记者，泽德尔多次重返博纳，却从未找到让他得到自由的逃生地道。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去世前3年，一位立陶宛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到了这条地道的入口。但在拍摄了一些照片和记下了一笔记本的测量结果后，他用新鲜灰浆和石头封闭了洞口，并且不突出标注这块区域。
在纪录片《走出森林》中，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泽德尔环绕旧地堡所在区域，寻找地道入口处。他对着镜头摇头说：“所有都拆光了。但我关心的不是地道被拆了，而是我确信地道入口还在，就算它已被堵住。这样我才能让你们看地道。”实际上，泽德尔当时所站的地方距离地道很近，只是他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2016年夏，哈娜去商店返家后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个不停。她回忆说：“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是否从父亲那里听到了什么。”她打开电脑，发现一篇关于弗洛因德探索工作的文章。她对记者说：“当时我开始震颤。我想，要是他（指她的父亲泽德尔）现在还和我在一起，该多好！”
在2016年秋与记者的一次网上交谈中，哈娜哭泣着向记者描述泽德尔最后一次重返博纳，那是在2002年。他是和哈娜、她的一个兄弟及3个孙子一道去的，全家人当时聚集在一座万人坑旁边。对着纳粹刽子手的幽灵，泽德尔挥舞拳头，用意第绪语（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语言）和立陶宛语发出诅咒：“你们能看见我吗？我和我的孩子一起来了，我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也来了。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走在博纳纪念遗址，记者和弗洛因德一起来到了泽德尔及焚尸队其他成员当年所生活的地堡坑边缘。地堡直径近61米。在长满草的地堡地面上，管理遗址的博物馆立起了一个双侧坡道模型。当初，焚尸队被迫使用斜坡把尸骸倒进火葬柴堆。
弗洛因德指引记者：地堡东面墙壁上有一个轻微凹陷，那就是地道入口。与地堡一样，地道也没有被标记。开阔地面上扔着一些啤酒罐：一些人在这片区域聚会。弗洛因德用脚踢一只啤酒罐，然后摇了摇头，对记者说：“无论如何，都该把这些地方标记出来。人们应该含着泪来这里，来祭奠逝者，来祈祷和平，来痛恨刽子手。最糟糕的是置之不理，是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