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医生殳儆，大部分时间活在战备状态。床头准备一套运动衣，随时准备三分钟出门。手机是真正的“手雷”，不敢不接，不敢静音。无数次做梦，以为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报警的监护仪、整排的微泵、护士递过来的早上第一拨血气分析化验单。
　　1米58的个头，天生娃娃脸，马尾随意地梳在脑后，却自带威严：眉头爱往中间蹙，眼神利如刀锋。和人初见，两三下便如拍X光，审视和判断对方的智商与能力。同行时，要疾走才能跟上她的脚步。
　　在殳儆的手机里，始终保存着一张照片：冯莉康复后，安静地坐在病床上。在《医述》一书中，主人公罗震中医生用瑞士军刀挽救了气胸的甲流孕妇冯莉，也让另外几名隔离区中的危重病人转危为安，她和团队因此成名。
　　罗震中正是殳儆的笔名。这名字透露着几分野心。在她前20年职业生涯里，精进的业务让她站在嘉兴ICU医生的顶尖之列，刚直骄纵的个性既让她出了风头，也带来了一些人际危机。在微博、微信、医学平台的写作，最终集结成书，她不仅初步完成了为医生群体发声的使命，也从目前的成功里窥到了未来的更多可能。
　　“看过电影《移动的迷宫》吗？诡异的迷宫，丧生的同伴，让多少人心生怯意，但总有人习惯于从暗夜奔向希望，总有人要去做这样的行者，去冒险，走在无人走过的小径上，经历无人知晓的危险和刺激，追寻希望。”
　　这个春天，殳儆也处在了职业旅程的迷径里。

“胃里的蝴蝶”

　　因为看不到医生的脸庞，有病人把重症科醫生叫作“蒙面天使”;殳儆更习惯把自己和同事称作“暗夜行者”——台风、地震、病毒、事故，什么事情都会碰上。这是一个总需要在半夜里飞车去医院的岗位，去应急，去救命。
　　殳儆的得意弟子沈鹏，微信ID是I see U（我看着你）：对待接收的危重病人，“看”即监护，是最重要的一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是所有ICU医生和护士的日常功课。
　　“如果把医生比作运动员，外科、骨科医生是跑100米的，重症这个专业就像跑马拉松的，不过，我们是抢救的时候陪着外科、骨科跑百米，下了手术台，病人送进ICU监护，我们继续跑马拉松。要等到病人安全离开ICU，马拉松才结束。”殳儆说。
　　她用“种花”来形容监护过程。“危重病人能够稳定需要关注三件大事：‘浇水’，水电解质保证平衡;‘施肥’，适当的营养补充;‘抓虫’，评估全身炎症状态。”
　　病情在任何一个晨昏都可能变化。无论此刻维护得多好，一个（日/夜）班的出入量，电解质没有调整好，第二天查房时就已经面目全非。
　　那种时时刻刻无法安心的感觉，像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跋涉。殳儆说，英语书里有个句子叫butterfly in stomachs（形容人心里七上八下，直译为“胃里有只蝴蝶”），正是如此。
　　技术和情商，就在这种百爪挠心的焦虑里一点点提升。
　　一位50岁的修理工，从三米高的梯子上不慎掉落。在三维重建的CT片上，病人的脊柱移位得如同一根斜向断裂的柱子，必须尽快处理——脊髓压迫超过六个小时，人就会截瘫，终生无法恢复。
　　做不做脊髓减压手术？这是外科大夫摆在殳儆面前的难题。
　　术前评估考验的是ICU医生的综合权衡能力。如若保守到底，是治疗上的不功不过，病人可能会醒，但是终身截瘫的痛苦在未来将成定局。
　　外伤后五个小时复查CT，显示脑内出血稳定，水肿没有继续加重。殳儆示意，可以动手术。
　　“有的医生讨论病情，往往为了稳妥，说得很模糊。她不怕，敢说。”殳儆的老搭档、经验老到的骨科大夫赵凯说。
　　一个患病毒性脑炎的青年，入院几小时后就开始剧烈抽搐。“像电流通过身体一样，手、脚、面肌，轮番交替，有时是全身一起抽，整日整夜地抽。”安定、咪达唑仑、丙泊酚、丙戊酸钠，一支又一支，维持后继续加负荷量。药剂科连连告急：“ICU在干什么？安定针剂400支，已经两次给你们用断货了！”
　　整整三个星期的日夜不停剧烈抽搐，连不明就里、还想和医生掐架的病人堂兄都受不了了，几天后不敢来探视。围在青年身边的，只有不停垂泪的老父老母。
　　抗癫痫药物逐渐轮替，做了三次腰椎穿刺，做了三次MRI（磁共振成像）。到第四个星期，病人竟然真从混沌中醒了过来。
　　“如果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对医生对家属，整个过程都还要好忍耐得多。”事后殳儆感叹。只是，谁又敢确定，一定能迎来这样的结果呢？
　　艰难、漫长、充满挫折感，才是ICU医生的日常生活。达到极限状态下的伙伴，会始终把视线投注到殳儆身上，希望在她身上借一点勇气和信心。

蒙面天使

　　常“借力”给同伴的殳儆，本不像今天这样强悍。只想着做好一个医生，单纯，不操心。
　　2009年的H1N1彻底改变了她。
　　那一年，甲流导致死亡的新闻已经在嘉兴市蔓延。清凉泻火功能的中成药全都炙手可热，本地八角茴香和南湖香醋的价格成倍翻涨。在离嘉兴第一医院大本营三公里远的南城荒郊野外，35岁的殳儆受命驻扎，一待一个月。
　　首要任务是把一幢从非典开始就闲置的简易平房，改造成重症监护病房。人力、物力奇缺，她戏称留守团队是“孤岛中的鲁滨逊”。
　　医疗物资和垃圾搬运工都不愿靠近“烈性传染病”隔离区，医生体力活猛增。没有一插即用的墙式氧气接头，需要旋转阀门，徒手更换比人还高的氧气瓶。X线机器闲置在病房五年，锈迹斑驳，不方便调放射科医生来，只能现学现用。老房子屡屡电路跳闸，自己绕电线，固定插座，建立一路备用电路。她打印出电路应急方案，教其他人使用。 　　事隔10年，再问起嘉兴第一医院ICU副主任朱建刚（《医述》前半部《蒙面天使》当中的方宇原型）对当时的印象，很多事都模糊了。“那时我还是个低年资医生。反正我有事就问她，大事都她扛着。”他笑笑。
　　但孕妇冯莉的事例，谁也忘不了。
　　当时冯莉缺氧和肺水肿到达极限，粉红色的痰液喷得呼吸机管道全是。凭学习过的文献里提到的“俯卧位呼吸可以改善肺泡通气”，殳儆第一次尝试这个方法，拖住病情。后来发生了危及生命的气胸，消毒包到期，她拿瑞士军刀泡碘伏做了胸腔闭式引流。在把PEEP（呼气末正压）数值果断下调之后，病人逐渐转危为安。

　　此前，在甲流隔离病区里，医生和护士都严格恪守防护规范，隔着N95口罩。出院的这一天，才是医患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书中另一个孕妇朱慧抓住罗震中的手臂，“罗医生，你让我看一看你的脸。我还没有见过你。”待后者揭下口罩，朱慧说出了一句，“你是蒙面的天使。”
　　但对殳儆，那一个月，却像是青年时代的结束。甲流之前，“反正有人罩着，摆平麻烦抵挡枪林弹雨”;那之后，升为ICU副主任的她要开始为团队谋划，做冲在前头的那一个，“被迫”成长。

陷在齿轮里

　　殳儆理想中的ICU应该有四个功能分区：高治疗强度、全封闭的五到八张床;低治疗强度、仍需脏器支持、允许一个家属陪伴的开放区域，且这个区域中的独立房间可以让放弃有创治療的病人在家人陪伴下离开;不需脏器支持的ICU后病房，让治疗连续。“这样床位数量有缓冲，人力资源可借助家属，人文关怀更多。”
　　但现实骨感而残酷。入行时，没有一本有关重症医学的中文教材。殳儆参加的正高职称考试，直到考试当年才新增了这个科目。在这个“晚熟”专业，一个称职的医生需要10年成长期，抗压心态更需要天赋。急救医学天然艰苦，注定会有突发事件频繁打乱正常生活。还不算避不开的用药质量把控、行政会议、科研和晋升、医疗纠纷和引起的上庭，统统要占据精力。
　　她常常“一夜不睡，十夜不醒”，疲倦是脸上永远的底色：双眼干涩，颈椎肩膀酸痛，眩晕症、口腔溃疡终年发个不停。血压也经常处于临界状态。
　　“两个仙人球同时买来。家里的那个饱满墨绿，放在科室窗台上的这个要憔悴得多，可能，听了太多的监护仪报警，整天生活在哭声和紧张里，植物情绪欠佳，也不容易长得好。有生命力的细胞都会有情绪。”工作烦闷，她渐渐养成了拔仙人球刺的习惯。一根，两根，办公室的仙人球眼见半秃了。
　　一次开会时，她瞄了对面的急诊科医生一眼，便明白对方是同道中人。“眼睛是睁不开的，整个脸上的脸纹都往下。他是六天上两个通宵夜班，只有一天半的休息，他所有的生活全部陷在齿轮里，这个齿轮就是六天走一格。我看见他就明白了，其实当时我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就陷在格子里面，怎么样也走不出来的。”
　　“这种人手紧缺和疲于奔命的状况没法改变吗？”我问她。
　　她苦笑摇头。“无解。而且开会时你都没法说这个，因为各个科室都差不多。干行政的也累，领导也累。”
　　她的背部、脖子上曾经有数道抓痕，后来发展成神经皮炎。时过境迁，但那些伤痕终究还在某个角落，难以抹灭。
　　好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沈鹏处理一名重症肺炎患者，呼叫殳儆。入院时，这个41岁的女病人还能对答，神志清楚，只是因为氧饱和度略低，呼吸科床位已满，就收到了ICU。但很快，无创呼吸机也维持不住，凌晨时，做了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做了肺复张后，殳儆和沈鹏穷尽各种手段，都无法改善她肺内的渗出和血压。
　　早晨7点，病人死亡。
　　三四十个家属围在医务科和病房，哭闹，叫骂，抓头发，上拳头。很快，殳儆的衣服从肩膀到背上撕得稀烂，白色的T恤上渗出血印。沈鹏眉弓上挨了拳头，眼镜被打歪，手表带被扯断。

　　事后医学会鉴定医生方无过错，但家属不同意尸检。几个月之后，H7N9甲型流感（禽流感）病毒被证实——初期，该病毒引起的重症肺炎死亡率接近100%。
　　看到H7N9引起的影像学改变，殳儆和沈鹏都不约而同想到那个紧张而后混乱的夜晚。“是这个病毒（导致那位女病人死亡）吗？或许是，或许不是。但为了对疾病认知的进步，这样异常的死亡太需要尸检报告，太需要样本分离了。”这是复盘时，殳儆最不能释然的一点。
　　“我这个人也不太认命，体力上还能够吃得消，稍微努力一点日常的事情做得也挺好的，总体还撑得下去。但是到2013年的时候有点崩溃了。那年的禽流感特征跟甲流不一样，死亡率还很高。我们收治了一拨又一拨，上半年做完了，下半年还在做，今年完了明年又来了，治疗效果不好。”
　　“那年我们（嘉兴第一医院）跳槽了好几个。五官，麻醉，一拨都走了。他们还专门建了个群，叫‘我来自嘉兴一’。”
　　群里的人各有去处。殳儆的下一站，选择了刚刚新建的浙江新安国际医院。

心愿

　　坐落在秀洲区的这家医院，红瓦黄墙，窗明室净，看不出已有10年历史。殳儆领着我走进一期的急诊楼和通往二期的长廊。“你看，环境还是蛮好的吧。还有三期、四期，布局很大。”2014年，她成为了新安重症医学科主任。 　　殳儆在急诊科工作的丈夫，早在她跳槽前，也离开了公立医院。刚到民营医院两个月，“他耳朵里已经听不到120的警报声，也不吃代文降血压了。”
　　殳儆的工作量也调整到了此前的三分之一。“终于可以放慢脚步，聆听表达能力衰退的90岁老人慢慢说完他的主诉。可以自己拿着探头做完重症病人的超声评估，可以从头到尾查完一次房。可以在门诊的过道上放慢脚步为询问的人指路。可以在查房过程中向我的学生好好讲明一个临床问题。”
　　脸色好看起来，脑细胞就开始自动活跃。她希望把那些从前盘桓在脑子里的有心无力的愿望，一样一样拾起来达成。
　　在新安急诊楼三层的ICU大间里，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墙壁上铺着杏色的墙纸，曾经还有皮质沙发椅。我进去那天，房间没有病人。里头堆放着一些急救仪器供实习生练习。殳儆介绍，这并不是一个VIP房间，也不是为了收住隔离病人。
　　“如果家属放弃了有创的抢救，又不能回家，可以让已经接近衰竭状态（生命不超过24小时）的病人待在那里。允许家属陪伴亲人离世，允许在病房内用一种比较接近生活的方式等待病人的死亡。”
　　有关ICU慢性危重病人和家属的心理关怀，殳儆和朱建刚都表示，“还很薄弱。专注点始终还是放在抢救上。（心理关怀）这个没收益。而且大家意识还不够。有很多病人，在ICU昏迷多日，家属没法进来，最后一面可能就几十分钟。”
　　病人老董的85岁生日，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隔间度过。十几个儿女（包括他出资供读书的养子养女），拿着香槟色的玫瑰围着他，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停止所有治疗，陪伴到他离开的最后一刻。
　　每天早晨上班，殳儆会在电梯里遇到去第一班血透的尿毒症病人。百多个血透病人，每个星期要到楼上治疗三次。
　　“夏天，清晰可见他们手臂上狰狞的动静脉瘘。看见他们皮肤上洗之不去的色素沉着。看见肾性贫血带给他们的青灰的面色。看见血透之前的片刻才敢好好大喝几口水的放纵行为。他们平均要等待七年，才有可能等到一个无偿捐献的健康肾脏。”殳儆在文章《血透君》中写道。
　　另一边，当一个病人脑死亡后，如果不在一周内作出捐赠的决定，他的脏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走向衰竭状态。
　　从三四年前起，殳儆都会谨慎地问这类病人的家属：“您是否愿意考虑脏器捐赠，让亲人身体的一部分在别人身上继续活下去？”
　　把这话问出口并不容易。即便受过专业沟通技巧训练的殳儆，也只能小心地和红十字会的脏器捐献协调员一起，仔细掂量过后才好开口。
　　2013年，最初的尝试，话都没有讲完，年轻的协调员被家属愤怒地痛骂：“要不是看你是个姑娘，说这种话，你小心给我们打。”
　　殳儆告诉我，她遇到的捐献者中有思想境界很高的知识分子，也有非常贫困拮据的家庭，但嘉兴本地人不多。一来，本地经济殷实，而能接受器官捐献理念的人还是少数。二来，捐献是无偿的，但政府和红十字会会补助贫困家庭丧葬费、医疗费。有些病人家属对未来很茫然，他们会觉得，那就做点好事吧，留点念想只当亲人还活着，也为自己省点麻烦。
　　截至2019年4月7日，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上，全国志愿捐献登记的人数为1188408人，实现捐献23059例，捐献器官65808例。
　　殳儆很自豪，嘉兴市的第一例器官捐献是她在工作中促成的。“到民营医院后，完成了历史性的这一例。几年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八例器官捐献。”
　　“你们呢？”她问还在公立医院的朱建刚。
　　“好像是两例吧。”后者回答。

任性

　　殳儆常自比令狐冲，“自由散漫，任性义气，喝酒打架，好不逍遥。”
　　她还真的打过架。在嘉兴第一医院时的一个值班之夜，和身高1米9的脑外科医生因为意见不合，干了一架，瘸了一个星期。后来想起来，她觉得自己还蛮可爱的。“从来和佛系不沾边，如果啥都无所谓、不在乎，人生還有什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