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总统选举中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相比，奥巴马在掌控世行行长选举上却分外有把握。当现任世行行长佐利克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同一天，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在几周内推出候选人接替佐利克。确实，是“接替”，而不是参选。美国国内公职的激烈竞争与国际机构领导人选举的走过场，在同一个国家内如此平顺地衔接在一起，又尽可能做到泾渭分明。内外有别的惟一界限就在于国籍。在提名截止的最后一刻，奥巴马推荐韩裔美国人金墉出任世行行长。美国的移民国家色彩，正用来涂抹一些可以任意解读的模糊形象。金墉的韩裔背景，似乎拉近了与发展中亚洲的距离，而他的医学和艾滋病救治经历，又与世界银行关注发展的特色相契合。形象的改变也表明一种态度，美国担心其他国家误读，要求勤勉的金墉尽快展开拜票之旅，完成其角色的转换。
　　金融危机后，美国作为“山巅的光耀之城”荣光不再，对美国信任感的流失，正在降低其推荐候选人的可信度，并损害世行的信誉。世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任人唯亲的丑闻，也令发展中国家质疑其推广的政府治理经验。世行的危机还远不止于此。即将卸任之际，佐利克没有展望世行的未来，而是担心其存废，并因此在《外交事务》撰文解释“我们为何还需要世行”。世行存续的疑问已经不是第一次产生了。世行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帮助欧洲和日本的战后复兴。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走上自主发展道路，世行适时地转型面向发展中国家，度过了第一次生存危机。而当前世行再次面临转型危机。新兴经济体已经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足够的资金，同时自身也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方。有数据显示，到2011年6月30日截止的财年中，世行面向中等收入国家发放的贷款规模不到80亿美元，而2011年私人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规模高达9100亿美元。最贫困国家也不再依赖世行，大部分国家更愿意直接以政府援助的形式帮助它们，就如同民众更愿意直接把捐款送到受助者手中，而不愿意再经过慈善机构的克扣。而诸如盖茨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机构的援助规模和能力，也远超过世行。世行似乎再次成为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
　　即使世行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即使跨国银行巨头发挥着名副其实的世界银行的作用，世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仍具有美国所看重的标志性意义。在国际社会讨论美国实力衰落的时候，世行作为美国担任领导人的惟一国际机构，奥巴马不会轻易放弃。显然，美国还停留在20世纪布雷顿森林时代，它一直认为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所以佐利克今天还在说，由美国人担任世行行长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利。然而美国已今非昔比。当年美国一家就能支撑西欧和日本的“复兴”；今天欧债危机发生后，美国只能鼓励欧洲“勇敢面对”，做好从头再来的准备。
　　发展中国家首次推出候选人参与世行行长竞选，尼日利亚现任经济统筹和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孔乔一伊韦拉和哥伦比亚前财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虽然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但恐怕依旧难以改变美国的主导地位。对此，国际社会还是主要从积极面予以解读，认为是“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正如欧洲糟糕的债务危机处置能力并没有影响法国人继续担任IMF总裁，美国推荐的金墉即便缺乏外交经验和经济管理经历，也没关系。据说美国的人选，代表了世行未来改革的方向。明年9月，世贸组织总干事法国人拉米的任期也将结束。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也主要由美欧人士把持，只有泰国人素帕猜担任过三年总干事。届时，新兴经济体的热情还要再折腾一回吗?
　　发展中国家过于看重世行和IMF等机构以及相关份额、投票权，然而它们的耐心能换来什么呢?2010年世行通过投票权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如此些微的变化，到底是“迈出历史性的一步”，还是几乎原地未动?
　　世界银行等机构最大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撬动当前国际治理机制的杠杆。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可以继续推动世行等机构的实质性变革，新兴大国不能仅仅充当发动机，还要执掌方向盘，把握演进的方向。另一方面，要谋划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理念和国际机制创新。金砖国家目前积极筹划的金砖发展银行，就代表了这种努力的方向。美欧主导的全球化，自西向东覆盖了世界，新兴经济体大都被动卷入，以较大的代价获得发展。新兴大国的继续崛起，已经明显受到既有框架的制约，而维持既有模式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难以弥补发展成本。发展中国家应该推动新型的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成为真正助力发展的工具，而不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