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吉，掌管明王朝财政27年，为官清廉贤明，朝廷倚为砥柱。“遗直如公真大度，老成当国有深谋”，清代郭嵩焘谒夏元吉墓时的诗可谓一语中的。
　　建文帝在位时，夏元吉是户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进驻京城时，这位“财神爷”还浑然不知地在账房里扒拉着算盘算账呢。
　　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
　　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
　　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一心为公”的能臣，实在是凤毛麟角，朱棣当即决定放他一马，不但释放了夏元吉，还让他官复原职，两个月后，又将他扶正，成为户部尚书。事实证明，朱棣没有看错人。
　　身为“大账房”的夏元吉，恪尽职守，谨慎用权，革故鼎新，一心一意为国家节财、聚财、用财。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就连宫廷开支、修筑河道，接待外国使节，乃至练兵设防的用款，他都精心核算，从严审计，从不手软，该砍就砍，能减就减，能省就省。应该说，夏元吉出身民间，了解民生艰难，本能地反对铺张浪费，耗才劳民。为此，他时常与兵部、户部的官员发生争执，不少人背后叫他“夏刺头”。
　　永乐四年，夏元吉主持户部，奏请裁减冗员，平均赋役，严格执行盐法、钱钞等制度，以便商民；清理仓场，广加屯种，以富国库。这些改革，“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禁区”。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锐意改革之心，清廉自守之志。
　　永乐十九年，朱棣准备发动对鞑靼的第三次军事行动，就亲自找夏元吉要军费。夏元吉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竟将朱棣顶了回去，任凭朱棣怒骂，坚决不拨一两银子。这触怒了皇帝，朱棣不但免了夏元吉的职，还将他关进“内宫监”。幸好太子朱高炽深知夏元吉是个好官，从中斡旋，才算保住了小命。据《明史》载，夏元吉入狱后，家中“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别无它物，此事传出，朝野钦敬。朱棣也终于明白，夏元吉不听话不是与自己作对，而是为国家财政精打细算呢！所以，朱棣叹了一句“果然刺头也！”其实也算是另类褒奖。
　　北征的结果不幸被夏元吉言中：次年，成祖朱棣远征漠北，以粮尽退军。接着连年军事失利，退到榆木川，成祖忧劳成疾，悔不纳忠言，对左右说：“夏元吉爱我”。朱棣连续发动远征，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永乐十九年至朱棣病逝的永乐二十二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涨到59贯宝钞，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成祖死后3日，太子亲到监狱，泣诉噩耗，请夏出狱，官复原职，共议国事。
　　虽然吃了苦头，夏元吉仍不改“刺头”脾气。他谏言，治理国家就好比栽树一样，如果深埋地下的根不动摇，树就会枝繁叶茂。一国之君如果能“清静”不扰民，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皇帝知道这位“刺头”不好惹，却是出于忠心公心，因为他，铺张浪费的事自然少了许多，从永乐时代日益空虚的国库到后来的“日益充盈”，与这位敢于碰硬，一心为国理财的“刺头”不无关系。
　　治大国若烹小鲜，经不起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为阻止经济衰退，夏元吉就请求仁宗朱高炽多收钞、少发钞，缓解当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取消了郑和的海上远航，使国家财政很快恢复了元气。
　　作为掌管天下钱粮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在其任职生涯内，对经手的亿万国帑既不眼贪，更不手馋，为官持重守正，不怕犯众怒，不惧遭报复，令很多文武官员敬畏。终其一生，可谓“克己奉公，两袖清风”。对自己的家人和亲友，可谓是家教从严，对百姓却宽厚仁慈。有位仆人，不小心弄脏了皇帝赐给夏元吉的金缕衣，吓得准备逃跑。夏元吉知道后，淡然地对她说：“衣服脏了可以洗，怕什么？”夏元吉的弟弟从老家来看他，走时只给两石米，但对孤苦学子，却经常给予慷慨无私的资助。在夏元吉的眼里，自己既要干活，更要干净，只有钱用在了老百姓的身上，才是用在了“刀刃”上。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正是因为夏元吉既建勋于国而又施善于民，人们自然也不会将他忘怀。当他65岁离世时，“公卿大夫下及闾巷兵民莫不叹息有流涕者”。宣宗在《御祭文》中对他有独到而动情的评价：“有君子之风，有大臣之体，求之古人，亦未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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