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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总会忍不住赞叹，何以有人突遭天塌一般的意外事故，就有那样一种定力面对。比如说潘光旦，1916年他十七岁时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事故，最终导致右腿截肢！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今为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于1913年考取“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潘光旦说，“家庭要我考清华（学堂），本指望着我出洋，在科举废除之后，这无疑是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兄对子弟唯一最高的期望，‘有志气’‘图上进’的子弟也必然以此自期。”潘光旦后来回忆道，清华学堂对于“学生的体育活动，几乎从开办之日起就用强迫的方式进行。学校规定下午四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全部课堂、自修室、寝室都给锁上，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敞开着”。更有硬性规定：学生要取得“留美”资格，还必须在以下项目上达标，“即跑得够快、跳得够高、游得够远……”而且这一条章程“执行得十分严格”。不言而喻，这样做可以使学生避免成为书呆子，“只會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但在潘光旦看来，“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入校不久的潘光旦好强，总想做到“文武双全”，他想在体育方面也让自己做好做强，于是选择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项目。但由于“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潘光旦在一次参加学校体育运动时受伤，付出了沉重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无论是潘光旦本人抑或家人，都没有向学校兴师问罪。相反，潘光旦更多的是自我反省：“是我由于醉心体育运动而不得其道，终于失落一条腿”；是我“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谁负次要责任呢？当然是学校。潘光旦说，“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面对不幸，只有理智对待，没有无理纠缠。这就是潘光旦及其家人的姿态。随即，为了治疗，潘光旦休学一年多，然后重新上学。他在学校曾受到褒奖，褒奖词说他“言动安详，殊堪嘉尚”。潘光旦对此不由自嘲道：“一条腿的人也自不得不‘安详’些了。”
然而，潘光旦骨子里就不是个耽于“安详”的人。他曾自述：“1916年初，我割掉了一条腿，照说应该知难而退，把（出洋留学）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收起来，或至少收得近些罢。不错，在病后回家休养期间，我也曾一度动摇过，但转念一想，一条腿上学、毕业、出洋，不更是稀罕么？物以希（稀）为贵，不更足以自豪么？这才复了学，从此，对出洋的热衷，当然不是减轻了，而是逐年加重。”考虑到自己已是残疾人，潘光旦还去找过当时的代理校长严鹤龄，问像他这样的残疾人还能不能出洋。结果不知是代理校长存心刺激他，或是真那样想，居然给了他这样的答复：“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
潘光旦果然不是个“安详”的学生，他偏不信邪，偏不放弃自己的向往。好在后来换了校长，而且潘光旦学习成绩合格，他想出国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他由此感叹道：“一条腿的人对出洋（留学）犹且如此不肯放松，其他长得更健全完整的人岂不是更多属分有应得，不甘交臂失之。”从这里不难看出潘光旦身上那种决不为“安详”所束缚的心性。还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1922年7月的一天，潘光旦和梁启超的一次交集。那天梁启超在清华学堂给一群学生讲授“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课后学生们纷纷交上作业，请梁先生阅批。其中潘光旦写的《冯小青》一文引起梁启超的格外关注，不仅阅毕大加赞许，还提笔批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泛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末句“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这是梁启超自谦，但他希望潘光旦将所学兴趣进行聚焦，“务成就其一”——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的期望，也是肺腑之言。但这时潘光旦再次显示了他身上不“安详”的心性，他没有听从梁先生教导，而是继续走广与博的学术道路。最后自成格局：一生学的是生物学，教的是社会学，讲演的题目则遍涉文史哲……
潘光旦拖着残疾的身躯留美，勤奋学习生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单细胞生物学……1926年学成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多所大学任职，后到北平清华大学，抗战开始又到西南联大任教。至于为作各种专题演讲，他撑着拐杖的足迹，更是遍涉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东以及北平等地。他1934年8月7日写的《欢送游美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道：“一个人能够起而行，也就是能够坐而思，能够开拓，也就能够发明，其结果总是一个‘制天而用’，总是一个‘人定胜天’。”从中我们能够理解他何以在右腿遭截肢后，即使撑着拐杖也要坚持出国的原因了。有这样“起而行”的意念，必然有他“坐而思”的深邃——不纠结不抱怨腿残的意外打击，不接受梁启超“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的规劝，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且行且思，学成归国，讲学各地，任教多校，成为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界具有渊博学问的学界巨擘。而受潘光旦先生的故事启发，我想到，人双腿走不到的地方，思想可以抵达。当然，前提是——你得有思想。
（常朔摘自《文汇报》2015年2月25日）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今为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于1913年考取“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潘光旦说，“家庭要我考清华（学堂），本指望着我出洋，在科举废除之后，这无疑是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兄对子弟唯一最高的期望，‘有志气’‘图上进’的子弟也必然以此自期。”潘光旦后来回忆道，清华学堂对于“学生的体育活动，几乎从开办之日起就用强迫的方式进行。学校规定下午四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全部课堂、自修室、寝室都给锁上，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敞开着”。更有硬性规定：学生要取得“留美”资格，还必须在以下项目上达标，“即跑得够快、跳得够高、游得够远……”而且这一条章程“执行得十分严格”。不言而喻，这样做可以使学生避免成为书呆子，“只會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但在潘光旦看来，“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入校不久的潘光旦好强，总想做到“文武双全”，他想在体育方面也让自己做好做强，于是选择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项目。但由于“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潘光旦在一次参加学校体育运动时受伤，付出了沉重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无论是潘光旦本人抑或家人，都没有向学校兴师问罪。相反，潘光旦更多的是自我反省：“是我由于醉心体育运动而不得其道，终于失落一条腿”；是我“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谁负次要责任呢？当然是学校。潘光旦说，“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面对不幸，只有理智对待，没有无理纠缠。这就是潘光旦及其家人的姿态。随即，为了治疗，潘光旦休学一年多，然后重新上学。他在学校曾受到褒奖，褒奖词说他“言动安详，殊堪嘉尚”。潘光旦对此不由自嘲道：“一条腿的人也自不得不‘安详’些了。”
然而，潘光旦骨子里就不是个耽于“安详”的人。他曾自述：“1916年初，我割掉了一条腿，照说应该知难而退，把（出洋留学）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收起来，或至少收得近些罢。不错，在病后回家休养期间，我也曾一度动摇过，但转念一想，一条腿上学、毕业、出洋，不更是稀罕么？物以希（稀）为贵，不更足以自豪么？这才复了学，从此，对出洋的热衷，当然不是减轻了，而是逐年加重。”考虑到自己已是残疾人，潘光旦还去找过当时的代理校长严鹤龄，问像他这样的残疾人还能不能出洋。结果不知是代理校长存心刺激他，或是真那样想，居然给了他这样的答复：“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
潘光旦果然不是个“安详”的学生，他偏不信邪，偏不放弃自己的向往。好在后来换了校长，而且潘光旦学习成绩合格，他想出国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他由此感叹道：“一条腿的人对出洋（留学）犹且如此不肯放松，其他长得更健全完整的人岂不是更多属分有应得，不甘交臂失之。”从这里不难看出潘光旦身上那种决不为“安详”所束缚的心性。还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1922年7月的一天，潘光旦和梁启超的一次交集。那天梁启超在清华学堂给一群学生讲授“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课后学生们纷纷交上作业，请梁先生阅批。其中潘光旦写的《冯小青》一文引起梁启超的格外关注，不仅阅毕大加赞许，还提笔批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泛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末句“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这是梁启超自谦，但他希望潘光旦将所学兴趣进行聚焦，“务成就其一”——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的期望，也是肺腑之言。但这时潘光旦再次显示了他身上不“安详”的心性，他没有听从梁先生教导，而是继续走广与博的学术道路。最后自成格局：一生学的是生物学，教的是社会学，讲演的题目则遍涉文史哲……
潘光旦拖着残疾的身躯留美，勤奋学习生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单细胞生物学……1926年学成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多所大学任职，后到北平清华大学，抗战开始又到西南联大任教。至于为作各种专题演讲，他撑着拐杖的足迹，更是遍涉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东以及北平等地。他1934年8月7日写的《欢送游美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道：“一个人能够起而行，也就是能够坐而思，能够开拓，也就能够发明，其结果总是一个‘制天而用’，总是一个‘人定胜天’。”从中我们能够理解他何以在右腿遭截肢后，即使撑着拐杖也要坚持出国的原因了。有这样“起而行”的意念，必然有他“坐而思”的深邃——不纠结不抱怨腿残的意外打击，不接受梁启超“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的规劝，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且行且思，学成归国，讲学各地，任教多校，成为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界具有渊博学问的学界巨擘。而受潘光旦先生的故事启发，我想到，人双腿走不到的地方，思想可以抵达。当然，前提是——你得有思想。
（常朔摘自《文汇报》2015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