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卓异独具的审美价值日益为全世界所认同。系统呈现5000年（裴李岗和河姆渡文化遗存已有七八千年）中华艺术的精彩内容，弘扬中华艺术的恢宏精神，总结中华艺术的基本规律，传承中华艺术的宝贵财富，开启21世纪中华艺术新的锦绣篇章，应该说是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的院长李希凡先生牵头，集院内及全国各艺术门类数十位专家、学者，集体攻关，会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编撰《中华艺术通史》这一巨著。经报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立项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之一。
　　在《中华艺术通史》立项启动之先，各专门艺术门类史，如戏曲史、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书法史、建筑史，已出版多种。但综合各艺术门类，从宏观整体的高度审视中华艺术的发展走向，从通史的角度撰写艺术史，在我国尚属首次。《中华艺术通史》论述了自远古以来随着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华艺术生成演变的全过程。对历代各领风骚的诸艺术门类作了综合性的探讨和研究，囊括了音乐、舞蹈、杂技、说唱、戏曲、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等中国传统主要艺术门类。全书按中国历史发展顺序列卷，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依次为：原史卷、夏商周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上、下编）、五代两宗辽西夏金卷（上、下编）元代卷、明代卷（上、下编）、清代卷（上、下编）及年表索引卷，共计十四卷。全书文字七百余万字，图片近三千幅，可以说《中华艺术通史》是一部在国内外本领域内填补空白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鸿篇巨制。
　　本书总主编李希凡先生是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年鉴主编，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副总主编苏国荣、孟繁树、陈绶祥、秦序、刘峻骧及各卷主编均为我国各艺术门类造诣颇深的顶级专家。编写单位是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中国艺术研究院。本书代表了当前我国艺术研究的国家级水平。
　　纵观这部大书，其开创性成果随处可见，其艺术亮点比比皆是，下面仅择其要者而述之。
　　
　　一、开大型综合性艺术史之先河
　　
　　在我国专门的艺术史研究成果并不少见，诸如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王朝闻、邓福星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等等。但综合性的艺术通史，不单在中国，就世界而言，也还是空白。艺术门类史的研究固然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能推动本门类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为编撰综合艺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艺术门类史的研究，总还是更专注于微观地把握这一门类艺术史的发展和特有的规律，而实际上各门类艺术的任何变革和发展，包括兴起、发达、衰落和死亡，都不能不在微观特质中反映艺术的宏观规律，并且必然是社会总体艺术现象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艺术通史》虽然采取了断代分卷的形式，却决不是每一历史时期各艺术门类的简单重复和拼装，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立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总貌和艺术发展的总体把握，重视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着眼于概括和总结每个时代艺术的共同的和持久的发展规律，将共生于同一社会环境或文化氛围内的各门类艺术的成就科学的反映出来（本段文字内容参考了李希凡先生的《总序》）。例如隋唐卷在论及大唐艺术全面繁荣、迅速发展时，指出唐代的对外开放、睦邻友好的国策，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西域的音乐、舞蹈，印度的宗教对中原文化的巨大而深刻影响是其重要原因。从政治、经济、外交、宗教、哲学、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审视，描绘出时代的风貌、审美的时尚、文化的特色，从而勾勒出该朝代艺术存在和发展的大文化语境和总体特征，揭示出该时代艺术总体特征形成的深刻时代原因。
　　
　　二、集百年艺术研究成果之大成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我国艺术研究的最高学府。院内集中了我国不少艺术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各艺术门类领域均处于国内最高水平。正是以此为基础，并集成20世纪百年前人的研究成果、各种遗存及考古发掘最新成果，经总编委员会及全体作者10年深入研究，集体公关，保证了本书在编写指导思想上，对中华艺术精神的把握上，在处理史与论、中与外、雅与俗、汉民族艺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上，在总结各艺术门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上均进行了大量创新研究并做出了科学的结论，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品位。例如清代卷上编第二章，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翔实的史实为依据，从纵的方面，详细考察了梆子腔的源流、形成及其传衍和流变；从横的方面比较了梆子腔不同流派的成就、特点和异同，并论述了不同流派相互间怎样的竞争、借鉴和吸收。纵横捭阖，有述有评，据实而书，言无虚发，发必有据，达到了观点与材料、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显示了作者及书稿颇高的学术品味。
　　
　　三、纳中华多民族艺术源流之百川
　　
　　 “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虽然是20世纪才逐渐明确起来的自觉的民族观念，但“中华”之得名，却由来已久。中华艺术不仅是汉民族，同时也是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宝贵文化财富。但在以往撰写的历史、文学史以及艺术史中，往往忽视反映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成就。《中华艺术通史》则弥补了这一缺憾，注重了“中华”二字，即注重了中华各民族在艺术史上的共同贡献。例如，本书总主编李希凡先生在《总序》中专门辟出一节阐释民族艺术的融合与中外艺术的交流。他指出，中华艺术像中华文化一样，是以汉民族艺术为骨干，融合着中国境内历史上的多民族的艺术创造。经考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文化就存在着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的不同源头与差别。到了汉代，中华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在文化上互动渗透影响。汉灵帝本人就“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兢为之”。这一切都说明，汉文帝的囊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宏大气魄，同样也表现在民族艺术的融合与中外艺术的交流中。汉以后，经过数次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中华艺术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四、汇数千年遗存典藏之宝库
　　
　　 《中华艺术通史》规制恢宏，上起原始社会，下迄辛亥革命（1911年），时空数千年，中华艺术宛如长江大河，璀灿晶莹，奔流不息。《中华艺术通史》虽洋洋14卷，也难以尽收其中。虽然如此，本通史仍不失为遗存之总汇，典藏之宝库。全书参考借鉴文献近2000种，引文注释近万条。仅《清代卷?上编》就涉及文献130件，人物30余位，直接引用史料115条，插图200余幅。可以看出本书的写作是广泛吸纳了近现代以来学界的研究成果，吸纳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如近年发现的墓砖、墓画、竹简等等，使论述定之有据，持之有故。足见作者的治史态度严肃，学风严谨。史料的丰富详赡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书中有关诗、文、赋、小说、杂曲的旁征博引，提高了本书的文化品位，古今相关专著、论文的广搜详引，增加了本书的学理性和可信度。
　　
　　五、历十年甘苦铸就艺术奇葩
　　
　　 《中华艺术通史》自1996年正式启动，至今已历十年。十年编辑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6年到2002年，主要是撰稿。编写如此一部大书，而且没有先例，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乃至苏国荣等两位先生中途辞世。此中情节总主编李希凡先生已在《总序》和《总后记》中满怀深情地作了表达。第二阶段从2002年至今，首先是审稿。出版社聘请了潘国琪先生等十位资深专家对书稿前后进行了三次审读，每次均写出详细的审读报告和修改意见书，之后退作者进行认真修改。在此基础上开始编校工作。《中华艺术通史》洋洋洒洒七百余万字，涉及图照近三千幅，引文数千条，数据（人物生卒年、朝代、年号起止及公元年对照等）万余组，人物、古今地名、作品、各种遗存等文献资料不计其数。对此须一一核查订正，工作十分浩繁艰苦。加之书稿在引文注释方面存在某些不足，这就更加增加了编辑加工的难度。在此期间，本书全体责任编辑、审稿专家以及我校近二十位古籍、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复一日，频繁往返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等馆藏机构，查阅了上千种文献资料，对书稿中的引文、数据、文献资料逐一进行了核对补正。为确保本书质量，我们在编校工作的最后阶段，还特别聘请了新闻出版总署所属的中国版协校对工作委员会主任周奇先生、智福和先生、江达飞先生、杜维东先生等专家对全书逐卷进行了审读。正是由于全体作者、专家、出版社领导及全体同志们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地精雕细刻，才使《中华艺术通史》卓然矗立于世人面前。虽然编辑同志不是作者，但在《中华艺术通史》这座丰碑里应该说也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中华艺术通史》的出版，将在学术性、文献性、实用性、审美性四个方面体现其魅力和价值。作为一部代表当前国家级水平的艺术史研究著作，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或许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保持其稳定性和权威性。它虽说是史著，但具有艺术百科的性质。它既是国内各级图书馆必藏、专业研究者案头应备之书，又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华艺术的重要窗口，还是各艺术院校、大学文科、师范院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学参考文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