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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在她的《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中把“异”这个概念视为进入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指针,认为“有关奇异、鬼怪、非常、不平凡的形象和事件的描写”不断衍生嬗变,“像一条红线贯穿中国古代中短篇叙事文学创作的始终”,“它是开启中国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又是反映这一文化阴面的镜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早就指出过,“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灵异”叙述虽然不断受到正统经史文学观念的抵制和排斥,却又不绝如缕,从庄子到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再到宋代话本和明清神魔小说,它们经由对鬼魅、奇异之事与物的渲染,使子不语的“怪力乱神”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审美经验,甚至堪称一种诗学传统。其实不止古代,晚清以降,不论文学的主潮如何流转,启蒙、革命或改革的叙事如何弹压,志异叙事依然与新文学相伴而行,构成别具特色的文学景观——作为中国本土相对庞杂、流布也相当广泛的一种小说叙事资源,它的创造性转化及其对现当代文学叙事类型的丰富非常值得探究。
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文化语境中,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发动在很长时间内被既有的知识框架解读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欧美现代派文学冲击和启发之下,中国文学以“向内转”的方式所进行的回应与模仿,但其实也不可小觑这一过程中本土文学传统的浸润之功。在寻根文学那里,这似乎很好理解,虽然批判的对象与批判的资源常常扭结在一起,但“寻根”一词本身就隐含着与传统的对话关系,不论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重造还是民族惰性基因的检讨,都会指向传统的文化资源。先锋文学就不同了,由于这一概念本身自西方而来,总是以“反”为特征,而且其背后的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与现代性还有着复杂的同源关系,因此在惯性的理解中,它似乎是新时期文学诸多形态中受传统影响最少的一个,甚至是要与传统全面断裂的。事实是,在叙事革命、暴力美学和话语狂欢等几个人们熟知的向度之外,对鬼魅和幻象的描写也构成先锋文学表述的一个重心,从1980年代一直到今天,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杨炼、残雪、韩少功、叶兆言、吕新等都写了为数不少的怪诞神秘的小说,说阴风阵阵、鬼影幢幢亦不为过。先锋文学为何会对鬼魅抱有如此的兴趣?王德威先生尝论,文学中的“鬼之所以有如此魅惑的力量,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在大去与回归间,一股徘徊悬宕的欲念”,鬼的有无可以“点出我们生命情境的矛盾,它成为生命中超自然或不自然的一面”,反而“衬托出生命想像更幽缈深邃的层面”( 王德威:《魂兮归来》,《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先锋文学的志怪述异,其意义庶几近似——借由通向“异”的行旅,先锋作家激活了相应的传统资源,并加以挪移转化,建构起超逾出工具理性的叙述谱系和现实主义之外的超验空间。
新世纪以来,先锋文学颇有卷土重来的架势,不但老将频频亮剑,新锐先锋亦不遑多让,志异叙事依然是先锋写作的焦点之一,先锋小说努力从传统文学中找寻叙事资源和方法,以独特的中国叙述和故事,表达对全球化、均质化审美理解的不同看法,彰显本土文学传统开陈出新的“魅”力。其中曲折,颇堪玩味。
一
莫言把蒲松龄叫“祖师爷爷”,他有篇小品叫《学习蒲松龄》,说的是某天老祖宗托梦于他,将他拉到淄川蒲家庄蒲松龄面前磕头拜师,蒲老头掷给他一支大笔,让他“回去胡抡吧”。小品写得戏谑,却不免是莫言的夫子自道,其实早在1987年,他就表示要告别两座“灼热的高炉”,即告别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告别他们代表的那个西方现代派的谱系,回到蒲松龄和齐文化的腹地认祖归宗,结果便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他写了一系列带有鲜明志怪成分的短故事,其中代表作是发表于1989年《北方文学》第9期上的《奇遇》。小说说的是,“我”某日从部队回东北乡探亲,因火车晚点错过了回乡的汽车,便决定连夜赶路走回家。月黑风高,“我”渐觉夜路阴森可怖,各种鬼的形象蹿进脑海,只好靠放声歌唱壮胆。走了一宿,到了村口,遇到邻居赵家三大爷,他执意要给“我”一个烟袋嘴算是还欠父亲的五块钱。等“我”回到家中,告诉父母此事,才知道三大爷两天前就死去了。小说篇幅不长,一副讲故事的说书人腔调,却又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戛然而止。不少评论将小说里鬼魂还债的细节解读为对活人的道德揶揄,所谓鬼且如此,人何以堪?笔者却以为,莫言谈鬼的兴致并不关涉道德,而更像是享受志异叙事带来的“神聊”快感,他借鬼来探勘叙事真幻的边界,在魔幻现实主义之外,找到一条本土的打破虚实的自由通道。因此,《奇遇》在莫言磅礴芜杂的小说创作中虽不起眼,意义却不容低估,它的“人鬼同途”的叙事结构日后被莫言不断搬用,放在诸如《夜渔》《怀抱鲜花的女人》《我们的七叔》《战友重逢》《拇指铐》等作之中,并对之踵事增华,成为莫言作品中具有强劲的叙事能量和破除成规意义的非常特别的一个系列。
莫言之外,以“人鬼同途”结构故事的先锋小说家还有几位,比如苏童和叶兆言。
苏童的作品素来鬼气缭绕,颇具辨识度。他有篇小说取名《仪式的完成》,小说中的民俗学家希望在一个僻远的小村中重演遴选鬼王的仪式,最后却导致自己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阴郁神秘的小说本身即如一场招魂的仪式,就像莫言一样,苏童也不断在作品里召唤各种幻魅的意象,设置人世与鬼域的对应,进而消泯生死的界限。典型的如《樱桃》,邮递员尹树总能在某家医院废旧的铁门旁边碰到一个穿白睡袍的叫樱桃的女孩,每次见到尹树,樱桃都要询问有无自己的信件。尹树对樱桃由好奇而同情,答应去医院探视她。等去医院那日,才知道樱桃自己所言的病区早改成了太平间,而她本人则是一具很久无人认领的冰冷的尸体,手里居然还紧握着尹树送给她的手帕。这个小说与《奇遇》非常相似,苏童也在生人洞悉死者真相的一刻悬置了鬼魂的身份,樱桃手里的手帕和三叔的烟袋嘴并没有像民间的鬼故事那样,在阳光下变成某种阴间的秽物,而是仿如一个通灵的媒介,提醒读者注意生死的辩证和日常生活的幽微;樱桃的化鬼作祟也并不像传统志怪小说那样有着明确的报复或者报偿的目的,她对尹树的召唤似乎只是要弥补自己落空的等待。
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文化语境中,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发动在很长时间内被既有的知识框架解读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欧美现代派文学冲击和启发之下,中国文学以“向内转”的方式所进行的回应与模仿,但其实也不可小觑这一过程中本土文学传统的浸润之功。在寻根文学那里,这似乎很好理解,虽然批判的对象与批判的资源常常扭结在一起,但“寻根”一词本身就隐含着与传统的对话关系,不论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重造还是民族惰性基因的检讨,都会指向传统的文化资源。先锋文学就不同了,由于这一概念本身自西方而来,总是以“反”为特征,而且其背后的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与现代性还有着复杂的同源关系,因此在惯性的理解中,它似乎是新时期文学诸多形态中受传统影响最少的一个,甚至是要与传统全面断裂的。事实是,在叙事革命、暴力美学和话语狂欢等几个人们熟知的向度之外,对鬼魅和幻象的描写也构成先锋文学表述的一个重心,从1980年代一直到今天,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杨炼、残雪、韩少功、叶兆言、吕新等都写了为数不少的怪诞神秘的小说,说阴风阵阵、鬼影幢幢亦不为过。先锋文学为何会对鬼魅抱有如此的兴趣?王德威先生尝论,文学中的“鬼之所以有如此魅惑的力量,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在大去与回归间,一股徘徊悬宕的欲念”,鬼的有无可以“点出我们生命情境的矛盾,它成为生命中超自然或不自然的一面”,反而“衬托出生命想像更幽缈深邃的层面”( 王德威:《魂兮归来》,《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先锋文学的志怪述异,其意义庶几近似——借由通向“异”的行旅,先锋作家激活了相应的传统资源,并加以挪移转化,建构起超逾出工具理性的叙述谱系和现实主义之外的超验空间。
新世纪以来,先锋文学颇有卷土重来的架势,不但老将频频亮剑,新锐先锋亦不遑多让,志异叙事依然是先锋写作的焦点之一,先锋小说努力从传统文学中找寻叙事资源和方法,以独特的中国叙述和故事,表达对全球化、均质化审美理解的不同看法,彰显本土文学传统开陈出新的“魅”力。其中曲折,颇堪玩味。
一
莫言把蒲松龄叫“祖师爷爷”,他有篇小品叫《学习蒲松龄》,说的是某天老祖宗托梦于他,将他拉到淄川蒲家庄蒲松龄面前磕头拜师,蒲老头掷给他一支大笔,让他“回去胡抡吧”。小品写得戏谑,却不免是莫言的夫子自道,其实早在1987年,他就表示要告别两座“灼热的高炉”,即告别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告别他们代表的那个西方现代派的谱系,回到蒲松龄和齐文化的腹地认祖归宗,结果便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他写了一系列带有鲜明志怪成分的短故事,其中代表作是发表于1989年《北方文学》第9期上的《奇遇》。小说说的是,“我”某日从部队回东北乡探亲,因火车晚点错过了回乡的汽车,便决定连夜赶路走回家。月黑风高,“我”渐觉夜路阴森可怖,各种鬼的形象蹿进脑海,只好靠放声歌唱壮胆。走了一宿,到了村口,遇到邻居赵家三大爷,他执意要给“我”一个烟袋嘴算是还欠父亲的五块钱。等“我”回到家中,告诉父母此事,才知道三大爷两天前就死去了。小说篇幅不长,一副讲故事的说书人腔调,却又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戛然而止。不少评论将小说里鬼魂还债的细节解读为对活人的道德揶揄,所谓鬼且如此,人何以堪?笔者却以为,莫言谈鬼的兴致并不关涉道德,而更像是享受志异叙事带来的“神聊”快感,他借鬼来探勘叙事真幻的边界,在魔幻现实主义之外,找到一条本土的打破虚实的自由通道。因此,《奇遇》在莫言磅礴芜杂的小说创作中虽不起眼,意义却不容低估,它的“人鬼同途”的叙事结构日后被莫言不断搬用,放在诸如《夜渔》《怀抱鲜花的女人》《我们的七叔》《战友重逢》《拇指铐》等作之中,并对之踵事增华,成为莫言作品中具有强劲的叙事能量和破除成规意义的非常特别的一个系列。
莫言之外,以“人鬼同途”结构故事的先锋小说家还有几位,比如苏童和叶兆言。
苏童的作品素来鬼气缭绕,颇具辨识度。他有篇小说取名《仪式的完成》,小说中的民俗学家希望在一个僻远的小村中重演遴选鬼王的仪式,最后却导致自己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阴郁神秘的小说本身即如一场招魂的仪式,就像莫言一样,苏童也不断在作品里召唤各种幻魅的意象,设置人世与鬼域的对应,进而消泯生死的界限。典型的如《樱桃》,邮递员尹树总能在某家医院废旧的铁门旁边碰到一个穿白睡袍的叫樱桃的女孩,每次见到尹树,樱桃都要询问有无自己的信件。尹树对樱桃由好奇而同情,答应去医院探视她。等去医院那日,才知道樱桃自己所言的病区早改成了太平间,而她本人则是一具很久无人认领的冰冷的尸体,手里居然还紧握着尹树送给她的手帕。这个小说与《奇遇》非常相似,苏童也在生人洞悉死者真相的一刻悬置了鬼魂的身份,樱桃手里的手帕和三叔的烟袋嘴并没有像民间的鬼故事那样,在阳光下变成某种阴间的秽物,而是仿如一个通灵的媒介,提醒读者注意生死的辩证和日常生活的幽微;樱桃的化鬼作祟也并不像传统志怪小说那样有着明确的报复或者报偿的目的,她对尹树的召唤似乎只是要弥补自己落空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