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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王晨始终住在一孔做“磨房”的窑洞里。
北京知青王岐山在这里和一个女知青结识并恋爱。北京知青林达和当地青年路遥结识并恋爱。
因为“出身问题”当年在少管所被管教的习近平，成为大队书记，他带领队员建成了陕北第一个沼气池。
时已寒冬，记者经由西安去延安拜访一个叫北京知青林的地方。
过八百里秦川，崎岖往北，一道道沟梁之后，大河套里，就是延安。在原来的延安县，现在的宝塔区一百里外的金盆乡，“北京知青林”的标示牌在一棵大树后赫然出现，那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地方——南泥湾。
记者在那里见到四个人：周福生、付和平、刘二顺、林树彬。
他们是一场运动后留在了这里的北京知青。
“这样的北京知青，在延安的角落里，”来自延安市劳动局北京知青处处长童刚说，“整个延安市还有346个。”
不过，就在记者即将离开的前一天，又过世了一个。
他们有家不可归，或如当事人所言，“不愿归”。
满载知青的火车
当1969年他们踏上西去的火车时，所有与生俱来的界限，诸如身份、地位、等级等等，都被抹灭干净。
那一刻，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带记者前往的，是素昧平生的在西安的三个北京老知青：邵华、刘静、连方正。
我们走的路，已经不是当年的老路了。同样是出西安，过铜川，我们历时只有五小时。
而四十一年前，北京知青们则要用整整三四天的时间。大规模的迁移始自1968年12月，以每天三趟“知青专列”的速度，在随后的一个月里，27211个北京“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有一部分社会人员），带着行李箱、铺盖卷，落户插队到延安1600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
起点，是1968年红旗漫卷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已经将整个北京闹得不可开交。这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响应号召，一种运动式的“上山下乡”就此开始。
北京火车站顷刻间挤满了前往全国各地插队的老三届学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青年郭路生以他的时间记录下，年轻人们“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后来被广泛传唱，年轻人们仿佛从诗句里“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不过，青年郭路生去的是山西杏花村。
当时，在火车站，数万知青中有个叫史铁生的，则去了延安，插队于延川县关家庄大队。他后来以一篇写当时生活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一举成名。
清平湾，就是关家庄。
在延安，他还遇到了一个叫王卫国的当地人。这个人后来以笔名“路遥”而广为人知。
当然，文学只是一种情怀。
史铁生后来也回忆说，他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当作家的。
在那西去的火车上，血统的成分要复杂得多。有众多高干子弟，或正掌权，或已经是黑五类。比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有刚从少管所出来的习近平（习15岁因其父问题成为“反动学生”，被关进少管所。毛的号召一下来，他就报名参加了赴延安的知青大军）。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王岐山，也有周福生、刘二顺这样的普通工人子弟。
在并不具备多少选择空间的大潮下，自愿还是被迫已经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当1969年他们踏上西去的火车时，所有与生俱来的界限，诸如身份、地位、等级等等，都被抹灭干净。
那一刻，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置身漫无边际的荒原”
“把你一下子就扔在那里了，躺也由你，跳也由你，哭也由你，笑也由你，没人管你死活。”
载满知青的火车从北京途经西安，停车几十分钟，民众夹路相迎。到了铜川，住了一夜，绑着防滑链的军用大卡车把知青们送到延安。在延安师范，各公社前来迎接的干部叫着分到自己公社的知青名字，扶他们坐上驴车，各自奔向新的起点。
年轻人总是充满着好奇，精力无限。
何况，去的是圣地延安。一个中国革命的神话就是在那里变成现实的。
虽然，这群北京来的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在进延安时，对咯吱作响的防滑链、满眼枯黄的高原，甚或传说中已经图腾化的宝塔山、延河水，有着些许的失望，但相较于之后心理的落差，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首先是一场大火，提醒着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
1969年1月14日晚，宜川县寿峰公社薛家坪大队，赶来插队的北京知青彭维克，误把藏在窑洞一角的火药当作取暖用的煤渣扔进炉中，引起大火，包括彭维克在内的三名知青被严重烧伤。
一时哗然。闹腾的结果是1月16日，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央派来直升飞机，将三名受伤的知青接到西安抢救。
这种偶然事故对大多数人来讲还并不构成威胁。
年轻狂躁的心被放置到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后，那种陡然间的手足无措，正如鲁迅所言，“置身漫无边际的荒原”。
11月初，在南泥湾北京知青林，带我前来的连方正，酒后躺在床上，一直絮语到凌晨两点，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再次重温：“把你一下子就扔在那里了，躺也由你，跳也由你，哭也由你，笑也由你，没人管你死活。”
自由固然，任由你自生自灭的抛弃感却更为强盛。
农村生活的单调，以至于前去插队的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回忆说：“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
当然不只是心理。煎熬的还有身体。
在宜君县尧生公社郭寨大队，北京知青王晨始终住在一孔做“磨房”的窑洞里。“这一家房主每周要磨三四次面，有时也借给别人用，磨盘、磨道设在窑里边，我睡的土炕在窑门附近。每天早起，我赶忙把被褥卷起，主人家牵着小驴来磨面，等到我晚上回来，地上、炕上都是磨面留下的尘埃，窑里散出驴尿的臭味。”
“1969年冬，因为上级拨下为知青建房的款子，大队支书开始带着大家在村子为知青打窑洞。眼看五孔气派的大窑洞快打成，突然天降暴雨。大家赶紧收工，我也回到磨房。不到半小时，这时，突然传来闷雷一般的响声。五孔新窑全部塌方。原来刀削一样平整的窑面，现在成了一面斜坡。”
侥幸逃过一劫的王晨，现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住并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吃。
邵华回忆说，1971年一招进工厂，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去食堂打饭。而不用一天疲累之后，还要死拖着去弄吃的。
就吃而言，对当时知青心理威胁最大的，恐怕是分灶。因为不和而导致的分灶，并由此而引发的孤立感，是很多被孤立的知青后来找了当地人结婚而不再回京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一份材料说，在北京知青到延安吃完国家供应粮一年后，40%的人实现不了粮食自给。
习近平后来总结自己插队时“过四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
这样的苦，对于从北京来的知青，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适应。
有半路溜号的。1969年1月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大队插队的任志强，第二年开春，因为胳膊不慎骨折，只好回京养伤，两月后他就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
当然，还是有很多不幸的人。在大队做赤脚医生的张大力，出诊的时候跌下了山崖身亡。
据后来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插队十年间，延安地区死亡知青70多人，“在劳动中牺牲32人，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
这样的环境，在当时对每个知青都是一样的。
究竟是天将降大任，还是“扎根一辈子”，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填饱肚子。因为，饥荒是那些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位知青后来写道，“被飓风裹挟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功名利禄，只渴望享受一顿饱饭……”
恋爱谈得太早
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慢慢被农村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这些15-20岁的中学生，进入社会后总会鼓捣些事情出来。
在史铁生到延安后不久，就有一个人前来学习针灸。再不久，这个叫孙立哲的知青声名大噪。
在赤脚医生被大力推广的情况下，他后来成为当时青年人中最具光彩的典型。他在窑洞里成功做成了许多现在都让人惊讶的手术，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他获得四处做报告的机会。
赤脚医生之外，知青们在劳动之外多承担的另一项工作是教师。
在延安县河庄坪公社石窑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邵华就是在劳作七八个月后当上村里的小学教师的。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六十多人。
知青们也自然而然地担起了发展农村科技的任务。
1975年，各大队纷纷派人前往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在这里，因为出身问题当年在少管所被管教的习近平，已经成为大队书记，他带领队员建成了陕北第一个沼气池。
此举引起普遍关注。
逐渐融于农村的这些知识分子，农民化的同时也在收获属于他们的成熟。
罗点点曾经专门在《红色家族档案》中讲述自己性启蒙的过程。
北京知青王岐山在这里和一个女知青结识并恋爱。北京知青林达和当地青年路遥结识并恋爱。1978年元月25日，他们在延川县结婚。
但在那个年代谈恋爱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
到延长县黑家堡村插队落户的林岚，因为刚到村里不久就和一名女知青谈恋爱，为此被打成了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分子，并被捕判刑10年。1990年代的时候，他在摄影家黑明拜访时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恋爱谈得太早，浪费了10年的青春，要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他几经周折，终于在延长油矿管理局找到一个管锅炉的工作。
这里也有关于读书的记忆。
之后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大校的王晓建曾专门写有回忆文章，讲述当时跑几百里互相借书看的往事。
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是关于习近平当年读书的故事。他的房东的儿子吕侯生当年就经常陪着在煤油灯下读书的习近平。
读书，求知，这是那时许多知青的想法。只是，有人坚持，有人则在劳作中忘却了。
作为延安历史上的第二次“闹红”，知青插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延安。
按老规矩，延安农村把女人叫“窑里人”，“窑里人”是不下地干活儿的。周总理在1970年3月26日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中就问：“现在的陕北女同志都下地劳动吗？”延安县河庄坪大队的北京女知青带头打破了旧风俗，与当地姑娘一起组建了延河畔上第一支女石匠队，在短短10个月时间里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长的水渠，当时有音乐家创作一首歌，歌名就叫“延河畔的女石匠”，流传了好一阵子。
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慢慢被农村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呆不住
呆不住成为一种必然。
当年，伟人的一句话，一个月的时间，两万余人进入了延安乡村。然后，他们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返回。
不过，革命的激情似乎从未真正解决过事实上的不平等。
而就在插队后不久，有消息传来，留京的68级初高中学生都分配工作了。
然后便是1971年副统帅林彪逃亡的消息。
呆不住成为一种必然。
当年，伟人的一句话，一个月的时间，两万余人进入了延安乡村。然后，他们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返回。
但在当时苛刻的户籍制度下，已经落户的知青们进城，和当时农民一样，困难重重。
招工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
1970年年初，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和向总理反映延安的生活情况。随后，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之后，北京决定对口延安援建一批“五小”工业，钢铁厂、水泥厂、化肥厂等相继开工。
这成为招工的一个重要来源。来自宝鸡、西安等地的招工信息也源源不断。
王岐山就是在1971年被招进陕西省博物馆的，从那里被送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毕业后又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在那里，他成为颇有影响的人物。据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的记录，“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据说，王曾做东将两人约在一起，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不幸未能如愿。”
在招工之外，还有征兵和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名额太少。这个时候，出身和家庭背景开始起到一些作用。
周秉和插队不久曾经被征兵，但是周恩来知道后又指示他退回延安插队。这使得周秉和被退回到河庄坪公社石窑大队，在那里，他成了邵华的队友。
几年以后，他才又被推荐上大学离开。大学毕业后的他不愿再回延安，再也不敢去见总理。
类似上大学的还有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西北革命的著名领导人，也是习近平当时所在公社党委书记白广兴亲娘舅的老领导。但是，因为涉及习仲勋当时的政治问题，推荐书最后一直送到县委书记的案上。县委书记最后拍板，“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习近平才进入清华大学。
插队时，习近平做过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
当然，有胆量者也可以选择任志强这样的逃亡。1970年冬季征兵开始了，任志强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后门关系，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再后来，任成为著名的地产大亨。
但是，对一般知青来讲，能招工，将农民身份转成工人身份，就是一种极大的梦想。
属于延安地区的安塞县资料表明，安塞县1969年接受的1857名知青，当年因病因事离开的有191人。1970-1971年间调迁、招工招干、升学、参军等原因离开518人。1973年，实际在册的北京知青为207人。
甩不掉的印记
如今，他还是改不了吃饭放白糖的习惯。在电视里，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出镜，他会抬头看很久。
1976年，就在这场下乡大幕即将拉上的时候，延安又来了一拨知青。
他们有102人，有11人到了之前因为条件更为艰苦就没安排人去的吴旗县。
大院里长大的刘小南就是到吴旗县插队的一分子。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由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典型丁爱迪、孙立哲组成的宣讲队到了学校，号召大家继承总理遗志。
当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刘晓南，正在考虑摆脱家庭的影响，像水浒中的好汉一样去重建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毅然报名到延安插队。这一去就三十多年，在北京知青纷纷把户口迁回北京之后，他仍把一家的户口留在了延安，如今已经是延安市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
历史在重复发生。
不过，这已经是一场运动的强弩之末。
“四人帮”被打倒，上山下乡被停止。
孙立哲一度受到牵连。在1983年时他选择了出国留学，后弃医从商，成为美籍华人，成为美国万国数据通讯公司总裁、美国万国国际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美迪亚公司、华商公司、先知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对留下来的人来说，机会也是有的。
工人出身的周福生被招工到延长油矿。在这里他曾经救过当时的矿长，这个矿长后来到延安市，把周福生也带了过去。再后来，这个矿长作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直做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在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也曾叫周福生同去，周福生却拒绝了。他解释说，“我生性不愿意往官场走。”他就一直在延安市炼油厂，做保卫科科长。
工人出身的刘二顺也曾经可以发一笔财。
1980年代，他所在砖厂倒闭时，他在下面发现了石油。那正是鼓励有水快流的年代，但是因为缺乏资金，他最终与财富擦肩而过。
后来得了大骨节、克山病的刘二顺，一度孤苦无依，退休金每月300元。在和人说话时，仍然风箱般的喘气，“肺气肿”，他解释说。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
刘晓南说，后来看到一本书，题目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不禁泪流满面。
除了一口北京话依然能够很地道，他们和当地人已经看不出任何差别。
不过，北京知青的意识依然存在。
2001年，周福生从炼油厂楼上摔下来，昏迷十几天。一些延安的北京知青纷纷前往看望。原本不关心北京知青这个群体的周福生大受感动。愈后，花了6万元钱，买成面粉、大米和油，分别送到了在延安各地的近300名贫困知青的手里。
陕西电视台的报道引起一些当年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注意，他们包括：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安、延安市市委书记李希。
2003年，在周福生的牵头下，延安的北京知青，通过政府无偿使用4座山头近千亩地营造了“延安风华北京知青林”。后来，这里成为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
知青林由此而来。
“我的梦想是建一个地方，所有的知青都可以去重温旧梦。”周福生说。
周福生还曾经设想过在北京也找一块地，建一个知青点，让所有无法回去的知青能够在那里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甚至为此去找过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不过进了市府，见到王岐山的秘书，他却又说不出口。最终没有提。
11月的冬天，天气寒冷，我们去北京知青林看他的时候，他开着猎豹轿车，在山路上艰难行驶半天之后，带我们去看长满草的桦树林。
他伸开双臂，赞叹树林的美丽，并且坐在一个树墩上表示这就是自己的生活理想。
如今，他还是改不了吃饭放白糖的习惯。在电视里，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出镜，他会抬头看很久。
（摘自《南方周末》2010.11.11）B①
北京知青王岐山在这里和一个女知青结识并恋爱。北京知青林达和当地青年路遥结识并恋爱。
因为“出身问题”当年在少管所被管教的习近平，成为大队书记，他带领队员建成了陕北第一个沼气池。
时已寒冬，记者经由西安去延安拜访一个叫北京知青林的地方。
过八百里秦川，崎岖往北，一道道沟梁之后，大河套里，就是延安。在原来的延安县，现在的宝塔区一百里外的金盆乡，“北京知青林”的标示牌在一棵大树后赫然出现，那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地方——南泥湾。
记者在那里见到四个人：周福生、付和平、刘二顺、林树彬。
他们是一场运动后留在了这里的北京知青。
“这样的北京知青，在延安的角落里，”来自延安市劳动局北京知青处处长童刚说，“整个延安市还有346个。”
不过，就在记者即将离开的前一天，又过世了一个。
他们有家不可归，或如当事人所言，“不愿归”。
满载知青的火车
当1969年他们踏上西去的火车时，所有与生俱来的界限，诸如身份、地位、等级等等，都被抹灭干净。
那一刻，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带记者前往的，是素昧平生的在西安的三个北京老知青：邵华、刘静、连方正。
我们走的路，已经不是当年的老路了。同样是出西安，过铜川，我们历时只有五小时。
而四十一年前，北京知青们则要用整整三四天的时间。大规模的迁移始自1968年12月，以每天三趟“知青专列”的速度，在随后的一个月里，27211个北京“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有一部分社会人员），带着行李箱、铺盖卷，落户插队到延安1600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
起点，是1968年红旗漫卷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已经将整个北京闹得不可开交。这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响应号召，一种运动式的“上山下乡”就此开始。
北京火车站顷刻间挤满了前往全国各地插队的老三届学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青年郭路生以他的时间记录下，年轻人们“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后来被广泛传唱，年轻人们仿佛从诗句里“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不过，青年郭路生去的是山西杏花村。
当时，在火车站，数万知青中有个叫史铁生的，则去了延安，插队于延川县关家庄大队。他后来以一篇写当时生活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一举成名。
清平湾，就是关家庄。
在延安，他还遇到了一个叫王卫国的当地人。这个人后来以笔名“路遥”而广为人知。
当然，文学只是一种情怀。
史铁生后来也回忆说，他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当作家的。
在那西去的火车上，血统的成分要复杂得多。有众多高干子弟，或正掌权，或已经是黑五类。比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有刚从少管所出来的习近平（习15岁因其父问题成为“反动学生”，被关进少管所。毛的号召一下来，他就报名参加了赴延安的知青大军）。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王岐山，也有周福生、刘二顺这样的普通工人子弟。
在并不具备多少选择空间的大潮下，自愿还是被迫已经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当1969年他们踏上西去的火车时，所有与生俱来的界限，诸如身份、地位、等级等等，都被抹灭干净。
那一刻，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置身漫无边际的荒原”
“把你一下子就扔在那里了，躺也由你，跳也由你，哭也由你，笑也由你，没人管你死活。”
载满知青的火车从北京途经西安，停车几十分钟，民众夹路相迎。到了铜川，住了一夜，绑着防滑链的军用大卡车把知青们送到延安。在延安师范，各公社前来迎接的干部叫着分到自己公社的知青名字，扶他们坐上驴车，各自奔向新的起点。
年轻人总是充满着好奇，精力无限。
何况，去的是圣地延安。一个中国革命的神话就是在那里变成现实的。
虽然，这群北京来的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在进延安时，对咯吱作响的防滑链、满眼枯黄的高原，甚或传说中已经图腾化的宝塔山、延河水，有着些许的失望，但相较于之后心理的落差，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首先是一场大火，提醒着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
1969年1月14日晚，宜川县寿峰公社薛家坪大队，赶来插队的北京知青彭维克，误把藏在窑洞一角的火药当作取暖用的煤渣扔进炉中，引起大火，包括彭维克在内的三名知青被严重烧伤。
一时哗然。闹腾的结果是1月16日，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央派来直升飞机，将三名受伤的知青接到西安抢救。
这种偶然事故对大多数人来讲还并不构成威胁。
年轻狂躁的心被放置到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后，那种陡然间的手足无措，正如鲁迅所言，“置身漫无边际的荒原”。
11月初，在南泥湾北京知青林，带我前来的连方正，酒后躺在床上，一直絮语到凌晨两点，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再次重温：“把你一下子就扔在那里了，躺也由你，跳也由你，哭也由你，笑也由你，没人管你死活。”
自由固然，任由你自生自灭的抛弃感却更为强盛。
农村生活的单调，以至于前去插队的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回忆说：“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
当然不只是心理。煎熬的还有身体。
在宜君县尧生公社郭寨大队，北京知青王晨始终住在一孔做“磨房”的窑洞里。“这一家房主每周要磨三四次面，有时也借给别人用，磨盘、磨道设在窑里边，我睡的土炕在窑门附近。每天早起，我赶忙把被褥卷起，主人家牵着小驴来磨面，等到我晚上回来，地上、炕上都是磨面留下的尘埃，窑里散出驴尿的臭味。”
“1969年冬，因为上级拨下为知青建房的款子，大队支书开始带着大家在村子为知青打窑洞。眼看五孔气派的大窑洞快打成，突然天降暴雨。大家赶紧收工，我也回到磨房。不到半小时，这时，突然传来闷雷一般的响声。五孔新窑全部塌方。原来刀削一样平整的窑面，现在成了一面斜坡。”
侥幸逃过一劫的王晨，现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住并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吃。
邵华回忆说，1971年一招进工厂，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去食堂打饭。而不用一天疲累之后，还要死拖着去弄吃的。
就吃而言，对当时知青心理威胁最大的，恐怕是分灶。因为不和而导致的分灶，并由此而引发的孤立感，是很多被孤立的知青后来找了当地人结婚而不再回京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一份材料说，在北京知青到延安吃完国家供应粮一年后，40%的人实现不了粮食自给。
习近平后来总结自己插队时“过四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
这样的苦，对于从北京来的知青，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适应。
有半路溜号的。1969年1月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大队插队的任志强，第二年开春，因为胳膊不慎骨折，只好回京养伤，两月后他就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
当然，还是有很多不幸的人。在大队做赤脚医生的张大力，出诊的时候跌下了山崖身亡。
据后来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插队十年间，延安地区死亡知青70多人，“在劳动中牺牲32人，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
这样的环境，在当时对每个知青都是一样的。
究竟是天将降大任，还是“扎根一辈子”，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填饱肚子。因为，饥荒是那些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位知青后来写道，“被飓风裹挟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功名利禄，只渴望享受一顿饱饭……”
恋爱谈得太早
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慢慢被农村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这些15-20岁的中学生，进入社会后总会鼓捣些事情出来。
在史铁生到延安后不久，就有一个人前来学习针灸。再不久，这个叫孙立哲的知青声名大噪。
在赤脚医生被大力推广的情况下，他后来成为当时青年人中最具光彩的典型。他在窑洞里成功做成了许多现在都让人惊讶的手术，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他获得四处做报告的机会。
赤脚医生之外，知青们在劳动之外多承担的另一项工作是教师。
在延安县河庄坪公社石窑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邵华就是在劳作七八个月后当上村里的小学教师的。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六十多人。
知青们也自然而然地担起了发展农村科技的任务。
1975年，各大队纷纷派人前往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在这里，因为出身问题当年在少管所被管教的习近平，已经成为大队书记，他带领队员建成了陕北第一个沼气池。
此举引起普遍关注。
逐渐融于农村的这些知识分子，农民化的同时也在收获属于他们的成熟。
罗点点曾经专门在《红色家族档案》中讲述自己性启蒙的过程。
北京知青王岐山在这里和一个女知青结识并恋爱。北京知青林达和当地青年路遥结识并恋爱。1978年元月25日，他们在延川县结婚。
但在那个年代谈恋爱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
到延长县黑家堡村插队落户的林岚，因为刚到村里不久就和一名女知青谈恋爱，为此被打成了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分子，并被捕判刑10年。1990年代的时候，他在摄影家黑明拜访时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恋爱谈得太早，浪费了10年的青春，要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他几经周折，终于在延长油矿管理局找到一个管锅炉的工作。
这里也有关于读书的记忆。
之后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大校的王晓建曾专门写有回忆文章，讲述当时跑几百里互相借书看的往事。
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是关于习近平当年读书的故事。他的房东的儿子吕侯生当年就经常陪着在煤油灯下读书的习近平。
读书，求知，这是那时许多知青的想法。只是，有人坚持，有人则在劳作中忘却了。
作为延安历史上的第二次“闹红”，知青插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延安。
按老规矩，延安农村把女人叫“窑里人”，“窑里人”是不下地干活儿的。周总理在1970年3月26日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中就问：“现在的陕北女同志都下地劳动吗？”延安县河庄坪大队的北京女知青带头打破了旧风俗，与当地姑娘一起组建了延河畔上第一支女石匠队，在短短10个月时间里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长的水渠，当时有音乐家创作一首歌，歌名就叫“延河畔的女石匠”，流传了好一阵子。
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慢慢被农村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呆不住
呆不住成为一种必然。
当年，伟人的一句话，一个月的时间，两万余人进入了延安乡村。然后，他们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返回。
不过，革命的激情似乎从未真正解决过事实上的不平等。
而就在插队后不久，有消息传来，留京的68级初高中学生都分配工作了。
然后便是1971年副统帅林彪逃亡的消息。
呆不住成为一种必然。
当年，伟人的一句话，一个月的时间，两万余人进入了延安乡村。然后，他们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返回。
但在当时苛刻的户籍制度下，已经落户的知青们进城，和当时农民一样，困难重重。
招工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
1970年年初，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和向总理反映延安的生活情况。随后，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之后，北京决定对口延安援建一批“五小”工业，钢铁厂、水泥厂、化肥厂等相继开工。
这成为招工的一个重要来源。来自宝鸡、西安等地的招工信息也源源不断。
王岐山就是在1971年被招进陕西省博物馆的，从那里被送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毕业后又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在那里，他成为颇有影响的人物。据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的记录，“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据说，王曾做东将两人约在一起，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不幸未能如愿。”
在招工之外，还有征兵和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名额太少。这个时候，出身和家庭背景开始起到一些作用。
周秉和插队不久曾经被征兵，但是周恩来知道后又指示他退回延安插队。这使得周秉和被退回到河庄坪公社石窑大队，在那里，他成了邵华的队友。
几年以后，他才又被推荐上大学离开。大学毕业后的他不愿再回延安，再也不敢去见总理。
类似上大学的还有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西北革命的著名领导人，也是习近平当时所在公社党委书记白广兴亲娘舅的老领导。但是，因为涉及习仲勋当时的政治问题，推荐书最后一直送到县委书记的案上。县委书记最后拍板，“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习近平才进入清华大学。
插队时，习近平做过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
当然，有胆量者也可以选择任志强这样的逃亡。1970年冬季征兵开始了，任志强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后门关系，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再后来，任成为著名的地产大亨。
但是，对一般知青来讲，能招工，将农民身份转成工人身份，就是一种极大的梦想。
属于延安地区的安塞县资料表明，安塞县1969年接受的1857名知青，当年因病因事离开的有191人。1970-1971年间调迁、招工招干、升学、参军等原因离开518人。1973年，实际在册的北京知青为207人。
甩不掉的印记
如今，他还是改不了吃饭放白糖的习惯。在电视里，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出镜，他会抬头看很久。
1976年，就在这场下乡大幕即将拉上的时候，延安又来了一拨知青。
他们有102人，有11人到了之前因为条件更为艰苦就没安排人去的吴旗县。
大院里长大的刘小南就是到吴旗县插队的一分子。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由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典型丁爱迪、孙立哲组成的宣讲队到了学校，号召大家继承总理遗志。
当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刘晓南，正在考虑摆脱家庭的影响，像水浒中的好汉一样去重建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毅然报名到延安插队。这一去就三十多年，在北京知青纷纷把户口迁回北京之后，他仍把一家的户口留在了延安，如今已经是延安市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
历史在重复发生。
不过，这已经是一场运动的强弩之末。
“四人帮”被打倒，上山下乡被停止。
孙立哲一度受到牵连。在1983年时他选择了出国留学，后弃医从商，成为美籍华人，成为美国万国数据通讯公司总裁、美国万国国际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美迪亚公司、华商公司、先知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对留下来的人来说，机会也是有的。
工人出身的周福生被招工到延长油矿。在这里他曾经救过当时的矿长，这个矿长后来到延安市，把周福生也带了过去。再后来，这个矿长作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直做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在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也曾叫周福生同去，周福生却拒绝了。他解释说，“我生性不愿意往官场走。”他就一直在延安市炼油厂，做保卫科科长。
工人出身的刘二顺也曾经可以发一笔财。
1980年代，他所在砖厂倒闭时，他在下面发现了石油。那正是鼓励有水快流的年代，但是因为缺乏资金，他最终与财富擦肩而过。
后来得了大骨节、克山病的刘二顺，一度孤苦无依，退休金每月300元。在和人说话时，仍然风箱般的喘气，“肺气肿”，他解释说。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
刘晓南说，后来看到一本书，题目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不禁泪流满面。
除了一口北京话依然能够很地道，他们和当地人已经看不出任何差别。
不过，北京知青的意识依然存在。
2001年，周福生从炼油厂楼上摔下来，昏迷十几天。一些延安的北京知青纷纷前往看望。原本不关心北京知青这个群体的周福生大受感动。愈后，花了6万元钱，买成面粉、大米和油，分别送到了在延安各地的近300名贫困知青的手里。
陕西电视台的报道引起一些当年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注意，他们包括：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安、延安市市委书记李希。
2003年，在周福生的牵头下，延安的北京知青，通过政府无偿使用4座山头近千亩地营造了“延安风华北京知青林”。后来，这里成为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
知青林由此而来。
“我的梦想是建一个地方，所有的知青都可以去重温旧梦。”周福生说。
周福生还曾经设想过在北京也找一块地，建一个知青点，让所有无法回去的知青能够在那里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甚至为此去找过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不过进了市府，见到王岐山的秘书，他却又说不出口。最终没有提。
11月的冬天，天气寒冷，我们去北京知青林看他的时候，他开着猎豹轿车，在山路上艰难行驶半天之后，带我们去看长满草的桦树林。
他伸开双臂，赞叹树林的美丽，并且坐在一个树墩上表示这就是自己的生活理想。
如今，他还是改不了吃饭放白糖的习惯。在电视里，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出镜，他会抬头看很久。
（摘自《南方周末》2010.11.11）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