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绕不开的话题。在认真观察和思考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后，有学者甚至直言，中国的周边环境总体上趋于恶化，这不仅仅是中日、中菲等关系倒退的结果，更是周边诸国全方位恐惧中国崛起的现实投影。因此，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策略。众所周知，在东北亚的历史中，“中央王朝”采用了被后人称做“朝贡体系”的制度建设来维持自身的绝对地位，同时安抚周边国家不再滋事，以求各方和谐发展。各国以自身身份地位上的追随和效忠换取中央王朝的支持和巨大的经济回报。但是如今，当中国再次崛起之时，这些国家均倾向于倒向美国，这一现象迫使我们深思，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也必然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问题。
　　春秋是终点，也是起点
　　笔者认为，既然历史的表象告诉我们朝贡体系厚往而薄来，即小国获得经济利益，中央王朝则可以安于地区稳定，那么这种关系的实际等同物理应可以在当代世界重现。但现实明显不符合逻辑的推断，因此我们必须去复原中央王朝的历史，看看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究竟如何。
　　说起中央王朝与周边关系，笔者则倾向于认为起点应该是春秋战国。因为如果按照今天的观点来说，中央王朝由此开始与周边势力打交道，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楚夷入华”一事，在各诸侯国的频繁战乱中，春秋战国最终奠定了中央王朝的主基调。由此，我们步入正题，中国自古便以所谓的大一统示人，但是周朝的统一仅仅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北有猃狁，西有犬戎，南有淮夷等外族并峙四境。而后春秋各国相互杀伐，最终形成大一统的秦，中央王朝的领土才有些模样。有人说，中国历史就是分裂和统一的历史，即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这是全世界的通则，并非中国所独有，正如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希罗多德对于古希腊与波斯战争所总结出来的精辟结论：“繁华都市的衰落和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证明了一点，好景从来不长久。”因此，笔者认同不能割裂中西历史的联系，保持中西方历史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的基本观点。
　　春秋是中国历史最有魅力的时间段之一，也是中国有据可考的第一个重要分裂时段，它既是中国封建制的终结点，又是中国实际步入中央王朝并进而与四邻交往的起始点。在本文中，笔者将为大家讲述一个看似乏味却充满内涵的问题——春秋为何出现。
　　自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之后，中国进入东周时代。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是公元前221年。在这漫长的550年中，史学家们习惯上把它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前368年称为春秋，后182年称为战国。春秋之名取自孔子所修鲁史《春秋》之名，春秋是中国历史上诸侯最多，征战最为频繁的年代。在这段堪称血腥的历史当中，“礼崩乐坏”成为春秋末期最显著的特征，也先后出现了多位名垂青史的诸侯霸主，他们从初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后来的惟我独尊，西周初期千余诸侯国最终只剩下百余。
　　诸侯大夫所为何物
　　自殷商开始，青铜器开始流行，并被普遍采用。但是这个事实主要限于宫廷、祭祀、少数战具。用于农耕的器具实际上还是主要以石质为主。问题在于石质耕具只能用于浅耕，因此限于技术能力，土地出产十分有限。人们不得不依靠畜牧和狩猎填补，因此人们的生活也经常出现迁徙，直至周朝武王以法令要求，以分封建制为基础，使人们安居于土地，才使得中国的农业大盛。但是农业的兴盛、定居的生活必然导致人口的增加，当习惯定居摒弃了迁徙的民众无法再依靠纯土地产出果腹，却也又因技能匮乏而无法像几百年前那样依靠狩猎来作为补充了。
　　周自武王伐纣（前1122年）至犬戎颠覆西周（前771年），周室用封建、宗法和井田三种制度联成一套统治之术：周王室分封各地诸侯以控制地方，诸侯再就其境内分封采邑于大夫；大夫再将其采邑分封于各级之士；最低级的武士获得的田土最少并役使庶民耕种土地。因此，当时的经济模式就是一种庄园型经济模式。但是这种稳定是暂时的，人口一直在硬性增加，而土地的产出能力并未能够与人口增长相适应，最先感到不适应的是诸侯大夫，随着贵族人数的增加，平均每个人可以分到的土地日益减少，同时周朝宗法制度亦为长子继承制，其他子嗣所获土地甚少，如果贵族后裔没有土地，则直接沦为平民。这样，没落的贵族既没有土地耕种，也没有庶民耕种土地的技能。同时，过去从事耕种的庶民人口也在膨胀，因此形成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西周末年，游荡失业的人数极高。换言之，井田制的崩溃使得闲人过剩，而这些人即是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也是未来从事军事征服的主要兵力来源。
　　据历史考证，中国步入铁器时代正是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王室衰微，但在耕地水平上却有所进步，土地进一步被驯服，之前石质耕具变成了铁质，土地也从浅耕步入深耕阶段，换言之每平方米土地的产出大大增加。于是土地的战略价值瞬间增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变成各诸侯矛盾的焦点，战争的诱因由此形成。
　　周朝的统治最初是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论功行赏，即时分封，而且由于当时的这些人屡立战功，因此王臣关系相对团结，并不是以律法规章来严格管控的，更被很多史学家称为“诚信朴野之遗风、与相助相救之美德”。周公知道这种战斗团结难以持久，因此创“礼制”制度以维系，这才有了三纲五常，长幼尊卑、亲疏远近之间的互爱互助义务，所谓“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义、朋友有信”等等。这其实一直是周朝封建统治的内在力量。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各方诸侯利益不出现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的基础之上。随着前述问题的频繁增加，诸侯兼并成为自然而然的现象。周武王曾经册封了1200多个诸侯国，而到了春秋初期，只剩下160多个，而到了战国七雄年代，举中国之数，不过十余。这便是古代中国走向强秦的真实历史。这种兼并即是自身生存的必要，也是时局艰危的结果。犬戎颠覆西周，王室暗弱，中枢王纲不振，中央王朝对于各方诸侯的控制力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而各方诸侯利益争夺，兼之时代久远，早已不复周朝建立时各诸侯之间的情义。
　　因此诸侯在这种混乱环境中，首要目标是自保，而自保就必须要求自强，也就是要内修军实，外并弱小。梁启超先生曾评价这段历史曰：“无兼并则无霸政。”在这个过程中，中原各诸侯国与当时所谓蛮夷频繁互动，从郑庄公“称霸”开始，到齐桓公“尊王攘夷”，再到晋楚称雄，而后是吴越争霸，中国彻底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时代。
　　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的相似何止一点点
　　在现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很多学者喜欢把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欧洲的群雄割据时代相比较，的确，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两者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经济上，春秋是地主佃户的庄园经济走向崩溃的年代，而刚刚经历了黑暗时代、走向文艺复兴的欧洲的庄园经济也开始解体。政治上，两者都是纯粹的封建制度，封建制本身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并以自己的服务交换对方的保护。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亲戚的加入不可避免，这一点两者也都有相似之处，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分封的诸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血亲，比如燕、鲁、卫、晋等。
　　在力量格局方面，春秋战国与近代西欧就更为近似，均为多极体系，只不过春秋时期更为复杂，而战国时期则最为明显。熟知历史的人会发现，两个时期内，各个行为体的行为极其类似，不论是推卸责任还是追随强者，又或者制衡行为，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一点，不论时间和空间如何，自助国家在多极体系内的行为趋势是一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诸侯国之间的尔虞我诈以及对蛮夷的唯我独尊的态度可能是今日周边国家对中国保持警惕的始作俑者。在后文中，笔者将就春秋时发生的著名典故阐述其与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