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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小说《边城》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意义上的地域范畴，而上升为人类永恒栖居与寻找的家园。在与现实的冲突下，在想象的象征升华中，我们不仅读到了湘西家园的原型意义，也试图探索沈从文在构筑文学“家园”过程中经历的在“现代化”洪流中的矛盾与挣扎，“家园”的这一文化内涵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边城；家园；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6.10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4-0007-01
“家园”这一原型在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学中具有两种意义，或者说是分裂为现实与理想两个极端的概念。
首先，“家园”有现实的意义。所谓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文人理想，其实就是昭示着在自然经济为支柱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就是家园的生活，出世的背弃“家园”就是背弃“现实”，这里的“家园”和“现实”基本上可以等同。
《边城》中的现实家园就是作为沈从文故乡的湘西。作者用混合着抒情、感伤而忧郁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笼罩着浓郁水气的世界，它构成了弗莱所说的那种“天真世界”。湘西家园，还真切的体现在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中，对于湘西普通生命充满着炽热的感情，所以才抒发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湘西情结。柏子们的野性健壮和吊脚楼上娼妇们的多情，以及那些满河飘荡的浑厚船歌……不断地丰富着沈从文的“家园”，甚至是点滴的环境和细节，比如乡下人笑骂的粗野，码头上的肮脏……我们从中深深的感受到了那份原乡的亲切、熟悉和可爱。
其次，这个存在于文本中的美丽的家园，其实是存在于作者心中的湘西，所以“家园”也有理想的意义。“还乡”、“归家”这些文学主题，无不在宣告着人类对于家的依恋与憧憬。作为人的生命和理想的归宿地，“家园”在文学中往往蕴含着安全、稳定、和谐的含义，它通常是人类集体意识中最贴近于心灵的地方，它也是精神的寄托，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抚慰着世人的灵魂。
当沈从文从偏僻的湘西土壤来到现代都市，故乡的人和事物在记忆中不断闪现，他选择在精神上回到了一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年的文化土壤。当他以一种逃避“现代化”都市的姿态，用美妙的笔调为湘西谱写恋歌时，其实，《边城》中美好的“家园”原型已经不再是作家现世中的故乡，也不再是儿时记忆中的童年乐园。而具有了以下两种深化：
一方面，沈从文在小说中贯穿着追寻精神家园的母题，他努力地将荒蛮的乡村家园化和理想化。湘西世界是作者寻觅家园的心境外化的结果，这是对理想的追求和记忆中乡村世界相遇后而形成的似真似幻的理想境界，是他寄托灵魂的乐园。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也在遭受着现代化的冲击，不和谐的东西往往被沈从文隐藏于深处，而用笔于湘西自然的美丽和民风的纯朴。少女翠翠似乎就是作者心中理想的美丽的化身，作者不仅是美化翠翠的形象，更是为了美化心中的家园。
另一方面，“理想”却又并不是虚幻的乌托邦，也不是廉价的对于光明的狗尾续貂，而是立足于现实，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渴望。荣格说原型“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对后人而言，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弗莱指出原型是一种集体仪式，这种仪式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的模仿，而不是被看成对某一个个别行为的模仿。无论是荣格说的“类型”、“经验”，還是弗莱说的“集体仪式”，都足以说明“原型”并不是个人感受的体现，而是群体的甚至是全人类的普遍的共性的经验凝结，即“集体无意识”。因而《边城》中的理想家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全人类的精神家园。从沈从文对精神家园、乡土人情及其所象征的理想归宿的向往和留恋，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这种向往和依恋根源于人类的文化恋母情节，一种深刻的具有再造功能的‘文化记忆’。在寻找家园与重造家园的征程中，传统的坚守文学土壤的作家们往往演变为“寻根”创作，“家园”也就是成为了作者对于存在于人类记忆深处的纯真、善良、美好的书写与追寻。《边城》中自然而独特的生命感悟不仅体现出一种远离“现代文明”回归本真的奢望，同时也借此来表现对于生命本意的追寻，因而“人类的精神家园”，还可以上升为存储生命意识的宝盒。
湘西很大程度上是非现实性的，但由于通过诗意化创造，《边城》对家园的回归意识带有了人类的集体经验，因而给现实中的人们以精神的慰藉，从而具有了一种本体上的意义。当这一本体意义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无法避免的与“现代化”潮流狭路相逢。人类想象中永恒的精神归宿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冲击该何去何从？
一、追寻“家园”的执着与无力
美国汉学家艾凯认为“现代化”指的是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的运用过程。人们既希望追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期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传统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这是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共同面对的共通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家园承载着的自然文化，张扬着的健全人性虽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也因此更加吸引人们去追寻。
不仅沈从文这样坚守心灵净土的理想作家有重回故园的向往，一代人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乞求回归到精神的家园，找到被“现代化”迷失的自我。于是，“返乡”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途径，似乎远离五光十色的灯红酒绿回到乡野就能够获得心灵的平静。《边城》是作家在想象中一厢情愿构筑的世界，然而中国社会现实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无情的击毁小农社会的鸟语花香，田园牧歌的吟唱被工业机器的轰鸣取代时无法避免的无奈。正如小说中原本滋养着翠翠和湘西人民无忧无虑生长的河流，最后绝情的冲倒了白塔，冲走了大老，“冲”走了二老，也冲毁了翠翠心中的梦。所谓家园的追寻并不能回到最初的梦想，在现实的面前，这种“追寻”显得那么的无力。但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立场对现代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发出了深深的追问和质疑，在审视乡村保守与愚昧的同时，家园的重构形成了对“现代化”的反省和批判。
二、回归“家园”的抗拒与压抑
沈从文对于湘西故园的回归与怀念，其实就是他对于现代化的抗拒。在《边城》以及其他作品中，沈从文一方面监视着在城市商业文明的包围、侵袭下，农村缓慢发生的一切，同时又在原始野性的活动中，显现都市人的沉落灵魂。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面临着崩溃的命运，这是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对于湘西世界即作者心中“家园”的无情挤压使作者感受到了压抑，这也是城市对乡村、现代化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压抑。厨川白村所谓“苦闷的象征”，就是在宣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
总之，有意识的把旧的最好的东西接个在一起的企图，无论是其动机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真正的精神家园只能在诗意的想象与审美中，沈从文执意要回归，只能是一种悲剧。沈从文最终舍弃了传统湘西而选择了现代文明，说明了他内心的矛盾。我们看到《边城》的结尾，其实是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自觉拆毁了湘西边城。原本被理解的回归家园与再造家园，在与现代化潮流的对抗中，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甚至也可以说依附在了这一潮流上。
人类在追寻永恒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一路上会遇到何止向“现代化”这样强劲对手。只要理想和信念并存，永远的“乌托邦”就并不会在人类的想象世界里消失。尽管诗意的家园往往会被现实颠覆，但是人类会执着的去追寻，因为“家园”已经远远的超出了避风港似的栖居地，而是承载了一代人心中的梦想，成为了集体记忆永恒的归宿。所以无论是当下网络文学如何的招摇过市，多元媒介纷繁复杂的信息以各种各样的渠道充斥占据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能从中寻找到人类向往“家园”与追求理想的蛛丝马迹。
【关键词】边城；家园；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6.10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4-0007-01
“家园”这一原型在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学中具有两种意义，或者说是分裂为现实与理想两个极端的概念。
首先，“家园”有现实的意义。所谓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文人理想，其实就是昭示着在自然经济为支柱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就是家园的生活，出世的背弃“家园”就是背弃“现实”，这里的“家园”和“现实”基本上可以等同。
《边城》中的现实家园就是作为沈从文故乡的湘西。作者用混合着抒情、感伤而忧郁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笼罩着浓郁水气的世界，它构成了弗莱所说的那种“天真世界”。湘西家园，还真切的体现在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中，对于湘西普通生命充满着炽热的感情，所以才抒发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湘西情结。柏子们的野性健壮和吊脚楼上娼妇们的多情，以及那些满河飘荡的浑厚船歌……不断地丰富着沈从文的“家园”，甚至是点滴的环境和细节，比如乡下人笑骂的粗野，码头上的肮脏……我们从中深深的感受到了那份原乡的亲切、熟悉和可爱。
其次，这个存在于文本中的美丽的家园，其实是存在于作者心中的湘西，所以“家园”也有理想的意义。“还乡”、“归家”这些文学主题，无不在宣告着人类对于家的依恋与憧憬。作为人的生命和理想的归宿地，“家园”在文学中往往蕴含着安全、稳定、和谐的含义，它通常是人类集体意识中最贴近于心灵的地方，它也是精神的寄托，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抚慰着世人的灵魂。
当沈从文从偏僻的湘西土壤来到现代都市，故乡的人和事物在记忆中不断闪现，他选择在精神上回到了一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年的文化土壤。当他以一种逃避“现代化”都市的姿态，用美妙的笔调为湘西谱写恋歌时，其实，《边城》中美好的“家园”原型已经不再是作家现世中的故乡，也不再是儿时记忆中的童年乐园。而具有了以下两种深化：
一方面，沈从文在小说中贯穿着追寻精神家园的母题，他努力地将荒蛮的乡村家园化和理想化。湘西世界是作者寻觅家园的心境外化的结果，这是对理想的追求和记忆中乡村世界相遇后而形成的似真似幻的理想境界，是他寄托灵魂的乐园。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也在遭受着现代化的冲击，不和谐的东西往往被沈从文隐藏于深处，而用笔于湘西自然的美丽和民风的纯朴。少女翠翠似乎就是作者心中理想的美丽的化身，作者不仅是美化翠翠的形象，更是为了美化心中的家园。
另一方面，“理想”却又并不是虚幻的乌托邦，也不是廉价的对于光明的狗尾续貂，而是立足于现实，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渴望。荣格说原型“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对后人而言，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弗莱指出原型是一种集体仪式，这种仪式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的模仿，而不是被看成对某一个个别行为的模仿。无论是荣格说的“类型”、“经验”，還是弗莱说的“集体仪式”，都足以说明“原型”并不是个人感受的体现，而是群体的甚至是全人类的普遍的共性的经验凝结，即“集体无意识”。因而《边城》中的理想家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全人类的精神家园。从沈从文对精神家园、乡土人情及其所象征的理想归宿的向往和留恋，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这种向往和依恋根源于人类的文化恋母情节，一种深刻的具有再造功能的‘文化记忆’。在寻找家园与重造家园的征程中，传统的坚守文学土壤的作家们往往演变为“寻根”创作，“家园”也就是成为了作者对于存在于人类记忆深处的纯真、善良、美好的书写与追寻。《边城》中自然而独特的生命感悟不仅体现出一种远离“现代文明”回归本真的奢望，同时也借此来表现对于生命本意的追寻，因而“人类的精神家园”，还可以上升为存储生命意识的宝盒。
湘西很大程度上是非现实性的，但由于通过诗意化创造，《边城》对家园的回归意识带有了人类的集体经验，因而给现实中的人们以精神的慰藉，从而具有了一种本体上的意义。当这一本体意义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无法避免的与“现代化”潮流狭路相逢。人类想象中永恒的精神归宿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冲击该何去何从？
一、追寻“家园”的执着与无力
美国汉学家艾凯认为“现代化”指的是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的运用过程。人们既希望追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期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传统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这是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共同面对的共通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家园承载着的自然文化，张扬着的健全人性虽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也因此更加吸引人们去追寻。
不仅沈从文这样坚守心灵净土的理想作家有重回故园的向往，一代人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乞求回归到精神的家园，找到被“现代化”迷失的自我。于是，“返乡”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途径，似乎远离五光十色的灯红酒绿回到乡野就能够获得心灵的平静。《边城》是作家在想象中一厢情愿构筑的世界，然而中国社会现实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无情的击毁小农社会的鸟语花香，田园牧歌的吟唱被工业机器的轰鸣取代时无法避免的无奈。正如小说中原本滋养着翠翠和湘西人民无忧无虑生长的河流，最后绝情的冲倒了白塔，冲走了大老，“冲”走了二老，也冲毁了翠翠心中的梦。所谓家园的追寻并不能回到最初的梦想，在现实的面前，这种“追寻”显得那么的无力。但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立场对现代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发出了深深的追问和质疑，在审视乡村保守与愚昧的同时，家园的重构形成了对“现代化”的反省和批判。
二、回归“家园”的抗拒与压抑
沈从文对于湘西故园的回归与怀念，其实就是他对于现代化的抗拒。在《边城》以及其他作品中，沈从文一方面监视着在城市商业文明的包围、侵袭下，农村缓慢发生的一切，同时又在原始野性的活动中，显现都市人的沉落灵魂。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面临着崩溃的命运，这是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对于湘西世界即作者心中“家园”的无情挤压使作者感受到了压抑，这也是城市对乡村、现代化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压抑。厨川白村所谓“苦闷的象征”，就是在宣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
总之，有意识的把旧的最好的东西接个在一起的企图，无论是其动机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真正的精神家园只能在诗意的想象与审美中，沈从文执意要回归，只能是一种悲剧。沈从文最终舍弃了传统湘西而选择了现代文明，说明了他内心的矛盾。我们看到《边城》的结尾，其实是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自觉拆毁了湘西边城。原本被理解的回归家园与再造家园，在与现代化潮流的对抗中，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甚至也可以说依附在了这一潮流上。
人类在追寻永恒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一路上会遇到何止向“现代化”这样强劲对手。只要理想和信念并存，永远的“乌托邦”就并不会在人类的想象世界里消失。尽管诗意的家园往往会被现实颠覆，但是人类会执着的去追寻，因为“家园”已经远远的超出了避风港似的栖居地，而是承载了一代人心中的梦想，成为了集体记忆永恒的归宿。所以无论是当下网络文学如何的招摇过市，多元媒介纷繁复杂的信息以各种各样的渠道充斥占据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能从中寻找到人类向往“家园”与追求理想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