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做人第一就是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家里，为人子要尽人子之责，为人夫必须尽人夫之责，为人父要尽人父之责；在社会上，要尽公民之责，要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这样你才会成功。
　　我们福耀公司经常要跟国外的公司打交道，谈判或者做生意，很多事情要跟外商接触。我们和他们很客气，但这种客气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建立在对方对中国的友好和尊重 的基础之上。我们最初和法国的圣戈班集团谈合作，谈了3年，中间有一年我们停掉不谈，为什么呢？
　　


　　那件事情大概发生在1994年，我们的张家坤副省长请他们圣戈班的人吃饭，在桌面上他们就很不友好地问我们：“你们中央跟地方的矛盾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吃过饭后，我送圣戈班的代表回酒店，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讲：“我们的事情就此为止，我们不谈了。”
　　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习惯，习惯把长官比成父母，你要是尊重我，你就不会当着我的面讲我父母的坏话了。所以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我极端不尊重，因此我们不谈合作这件事情了，你听懂了吗？”
　　后来圣戈班这个项目停了一年的时间，他们又来了，而且还要请我做总经理。原本我想请圣戈班进来，他们来管我这个厂，我退出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为了安排我退出去以后的生活，还特意学了打高尔夫球。
　　结果，圣戈班进来，就不让我走，要我给他们当董事长和总经理。我不想做，所以我就跟他们漫天要价，我说要200万的年薪。要知道，我原来自己做福耀的总经理一个月工资才400块，到了1993年以后才是10000元。哪里想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和我讲价，说200万就200万，当真用了200万工资雇我。他们说值这么多——200万港币，每年递增10%，我是因这样的条件给他们做总经理的，而且圣戈班还给了我很大的权力。
　　有外边的人传闻说我和圣戈班后来有矛盾，其实我们到现在关系还是很友好的。圣戈班对于我个人来说，他们做得无可挑剔。但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惟一的问题是，圣戈班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公司大了层次就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反应太慢了，我们适应不了他们，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双方有了分歧，最后的解决是很友好地解决——他们把股票出让给我，我把钱给他们退回去，相当于我用了几个亿买回福耀。
　　那年4月，我去了法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圣戈班的总裁爱生华，我们福耀的每个项目投产他都派人来参加剪彩，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互访的关系。爱生华先生对我说：“我理解你，我把股份还给你。”我认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大家是平等的，是互相尊重的。这样即使有分歧也没有关系，依然能够求同存异，如果不是平等的，是谁求谁的关系，那么即使是绑在一起，那种合作能被称为愉快的合作吗？所以我一直在说，不要看人家比咱们发达，就自卑。我现在已经把玻璃从中国出口卖给日本人、美国人，还远销到加拿大，并且打到了欧洲。外国人对我们很恼火，去年又去告我们，说我们倾销，事实上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的。
　　现在回忆起我这些年的发展，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热爱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财富，而且还会成为做事业的动力。我最早不是做汽车玻璃的，而是做水表玻璃的，1980年前后，在国内的汽车维修市场，从日本进口汽车玻璃，一块就要一二千元美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做这种高档汽车玻璃的技术，另一方面是那时中国本身普通玻璃供应就很紧张，都是根据国家统配指标来卖的。所以我想我应该去做汽车玻璃，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
　　1986年我开始做汽车玻璃，此后不久在汽车维修市场上，我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汽车玻璃替代了日本的进口汽车玻璃，从此中国高档汽车玻璃不用再到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去进口，我认为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出售汽车玻璃的价格一片要几千元，我只有他几分之一的价格。国内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我刚做的时候，一块挡风玻璃成本大约100元人民币就够了，我可以卖到1500～2000元一块，所以说，有人认为我从1986年开始到1988年这段时间，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不过，我认为我只卖了一个很合理的价格，我只卖了日本进口汽车玻璃的1/10价格，而且是我用了我生产的玻璃替代了进口。在我之后，许多人发现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于是做汽车维修玻璃的人多了起来，现在估计大大小小的也有十几家企业了。
　　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如果每个行业都有人执着地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联系起来，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汽车厂的厂长，我会认为中国人需要自己的一部汽车；如果我去生产摩托车，我会认为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摩托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国家一定会有最具竞争力的汽车、摩托车，而执着于这项事业的人，不但能够成为自己这个行业的领袖，为自己与社会创造财富，而且有机会跻身于世界这个大舞台，为世界创造价值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