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诞生后流入读者视野，就成为了另一种生命体，因为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视域，那么个性化的解读又使作品的生命呈现出丰富性，作者赋予作品的原初意义随之被超越。然而，有些作品，尤其是史学作品，我们在解读时不但不能忽视而且要充分考虑作者的视域。作者的视域以历史的存在流淌于作品之中时，作品包涵了作者的世界观、人生经历、创作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从这些角度去研究作品，才有可能找到作品背后隐藏的密码，从而更好、更准确的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追寻到作品的真意。
　　基于此，笔者试从作者意义视角重新解读《曹刿论战》一文。
　　一、文本对战争描写的戏剧化追求
　　史书写战争，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相对客观的讲述战争的整个过程，另一种是侧重思想的论述，很显然《曹刿论战》的写法倾向属于后者。从其反常态化的表述上可见一斑。
　　1.战争谋略的片面化
　　曹刿战前的谋略只将注意力放在内部力量的分析探究上。他提出的取信于民，确实抓住了战争中人心向背这一核心问题，但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把一场恶仗的指挥权交给他？这当然有违常理。当我们放开眼光，将相关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变化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长勺之战时，也能够发现，左丘明借曹刿之口归纳出的胜利元素，其实经不住战争实际的推敲。
　　干时之战与长勺之战只间隔半年时间。半年前的鲁庄公，想来也是能够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却并未赢得战争的胜利。按理说，长勺之战，齐师大败，齐国元气大伤，应该无力在短时间内与鲁再次较量。但齐国偏偏就能在短时间内重组力量，并重创鲁军，打得鲁庄公不得不割地求和，这显然有违于《曹刿论战》中阐释的胜利之道。
　　2.战争过程的简单化
　　从文本情节看，作者只用了“齐人三鼓”“齐师败绩”和“遂逐齐师”三句，就概括出鲁军从防御到反击再到追击齐军的全过程。我们知道，战争力量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人为的也有非人为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所以战争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从现代军事角度讲，主要因素有军队和后备力量以及武器技术装备的数量与质量，经济状况，科学技术水平，战略资源及其储备状况，交通运输能力，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力，民族精神，民心士气，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水平，地理条件等。這些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战争指导者只有将战争力量的各种因素协调起来并密切配合，才能发挥战争力量的整体效能。
　　而文本完全避开了这些，因为故意避开，所以呈现出来的，便是超越逻辑，甚至反逻辑的戏剧化故事。
　　3.政治环境的透明化
　　“曹刿请见”和“乃入见”之间，消失了许多可能存在的障碍。于是，一种纯净得近乎透明的政治体制，便以极端理想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在此体制中，军民之间似乎全然没有森严的等级，朝堂的大门似乎永远为有志之士敞开。一切胸怀壮志的才俊，可以像逛菜市场一样地自由出入宫廷，就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边向自己的国君提出质疑，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国君总是那样的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志士总是那般的犀利睿智，才华横溢。
　　二、省略是创作背后的必然选择
　　左丘明当然了解“长勺之战”取胜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些因素跟他渴望表达出的“美政”思想并无太大关联，故而，他有意识地淡化了所有冲淡“美政”主题的内容，只留下大段论述。身为史官的左丘明，也不会不清楚现实政治的残酷，但他依旧幻想着用曹刿这样的人物和长勺之战这样的故事，为后世帝王们虚拟出一场平民英雄“挽狂澜于既倒”的美政喜剧。他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寄托到后来的阅读者身上，希望后世的执政者，能够因为他的作品，而成为敞开胸襟接纳天下贤士的明君贤相。更希望所有胸藏韬略的有志之士，能够像曹刿那样适时而出，坦然走向政治舞台。
　　左丘明的愿望是否在后世的某个时代成为了现实，难以考证。值得一提的，是他“提纯”出的这段历史，却成了后世读者心怀仰慕并翘首以盼的美政典范，后世那些挣扎于苛政重压之下，胸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仁人志士，在《曹刿论战》中寻找到了美政的桃花源，将其视为平民参政的经典例证和君王礼贤下士，取信于民的模本。
　　三、以作者意义视角读一本书，读一个人
　　今天的课堂阅读教学，存在一个不足，即对于节选经典作品的内容，在具体指导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安排、考试规律等原因，还只能引领学生读一篇文章，无法让学生通过一篇文章会读一类文章，会读一部书，会读一个人。就《曹刿论战》这样一篇经典可以创造条件引领学生去读《左传》，读左丘明。真正理解左丘明实以《左传》为蓝本，构建了属于他的“美政”大厦，这座大厦起码有四个根基支撑。
　　1.战争胜负的关键——德
　　同其他内容相比，《左传》记载战争的篇幅最多，除《曹刿论战》外，在春秋254年里共记载了大大小小的492起战争，其中大规模14起，无论大战小战，左丘明都是以德为标准来揭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评点战术得失的。总的来说，《左传》描写战争，必详述胜负双方道德上的原因，包括民心所向，战争的性质，政治的好坏，礼义的施行，将帅的因素等。从而让人明白，“德”是战争胜负的关键，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实行德政。
　　通读《左传》，发现德不仅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更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左丘明通过历史事实阐述了德之盛衰决定国家的兴亡。如《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郑重声明：天下共主的更迭，夏、商、周的替代，均由德决定，实行德政才是政治的根本。鼎虽然象征着权利和天下，但是得到鼎并不意味着就得到了天下，只有修行德才真正拥有天下。即使暂时得到了鼎也会因为无德而再次丢失。王孙满在这里暗示楚庄王觊觎鼎是行不通的，也没有意义。由此可见德之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
　　2.政治规范——礼
　　“礼”字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同时期的古书都要多。这是因为春秋时期仍是宗法社会，需要依靠礼来维护等级尊卑，需要礼来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 　　然而，左丘明在《左传》中要表达的礼并不仅是揖让进退之礼，还有更深的含义。《曹刿论战》中鲁庄公礼贤下士所体现出的“礼”是基于保护国家层面意义的做法，所以左丘明津津称道的礼是守国保民之礼，而不是外在的各种礼仪礼节。在此，他把礼的涵义又拓深了一步。
　　3.政治根基——民
　　《曹刿论战》中“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表现的是以民为本，把民作为国家政治的基础，因为君权的根本在民。例如，《左传》记载：吴伐楚，入其都城郢，楚几乎亡国。这时吴王夫差的兵力看样子比阖庐时更强，所以楚国的大夫们一见吴出兵就感到震惊。这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可是唯独子西看到了问题的深层实质。他指出，阖庐之强，全凭爱惜民力，从而得到人民的效力；夫差之“强”，则靠滥用民力，从而在实际上是在为其自身的失败准备了条件，当然对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威胁了。子西看到了一个国君的权力的盛衰存亡最后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说明了君权的真正基础在民。
　　《左传》中反映的“民本”“重民”的资料非常豐富，左丘明说明为政必须重民，提高民的地位，究其实质无非是对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他们保民，恤民，抚民，以收本固邦宁的效果。
　　4.辅助手段——刑
　　《左传》强调崇德、崇礼、重民，但是也不否定刑的辅助作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左丘明专门谈到刑的作用“政以治民，刑以正刑”，即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据《左传》襄公三年记，魏降因晋侯的弟弟扬干扰乱军纪而杀了他的驾车人，以惩戒扬干，“晋侯以魏降能以刑佐民矣”而“与之礼食，使佐新君”。
　　左丘明虽然主张用刑，但是他仍继承周代“慎罚”的原则，反对滥用刑罚。依如狐突所说的“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所载楚国声子的主张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德行得体为止，如不得体，宁多赏也不能滥刑，以免伤及无辜。“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兴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利其淫。”因为“无善人，则国从之”，没有善人，国家就跟着受害。
　　基于以上分析，在研读《曹刿论战》时，便需将关注的重心，从历史事件本身，转移到左丘明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诉求中，如此，就可以发现，《曹刿论战》的着力点，绝不在于论述一次战争的胜败得失，而是以此为依托，表述对理想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的憧憬与追求。可以说，在左丘明心中，藏了一个美政的梦，他需要借助一个典型历史事件，来含蓄的表述他的美政观，以此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一条抵达美政的路径，左丘明心中的美政既包含了对平民自由参政的政治憧憬，又体现了对王室与贵族阶级礼贤下士，取信于民的情感期待，还蕴藏着乱世之中横空出世，建功立业的价值渴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