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帝王景春,“半透明体质”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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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每年都有票房高的电影, 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很可观,我们可以有更多好的作品。”王景春说。

  这一次,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凭借王小帅电影《地久天长》拿到影帝的“银熊奖”后,王景春也迎来了当年东京电影节封帝后的第二波采访井喷——身在巴黎的他,每一天都被填满了。
  尽管《新民周刊》专访的时间并不算长,记者仍然能够感到他话语里的实在;即使一直被经纪人催促挂电话迎接下一个采访,王景春依然会跟你尽量多聊一会儿,只要你聊的不是八卦,而是他喜欢的电影。

双A影帝:让人物长到自己身上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小帅常被人评价“关注现实”、“作品充满生活质感”。他最著名的作品,有“三线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而此次柏林擒熊的《地久天长》,又将拉开另一组三部曲的帷幕——“家园三部曲”。
  《地久天长》最初的故事梗概,是王小帅本人写就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82年到2012年。据说,开放二孩政策下来以后,王小帅就开始了创作——而直到《地久天长》在柏林首映,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关于“失独”的故事。
  电影中,王景春饰演的男主角刘耀军,连续失去了三个亲生孩子。他和妻子以及叛逆的养子,在内蒙古的包头市组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家庭,这个家庭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走过了三十余年,走到了“地久天长”。
  在王景春看来,王小帅是一个一直在关注当下生活状态和变化的导演,他能敏锐地抓住时代变化下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并且清晰地表达出来。
  8年前,王景春就演过王小帅带着点自传色彩的《我11》,演了王小帅的父亲。打从那时开始,他就觉得自己和王小帅在艺术上有非常相近的观点,合作默契。这回再次合作,彼此都信任得毫无废话:“大家围读剧本,敞开了聊,等到真正开拍就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尽情发挥去吧!”
  演员的即兴发挥,很多。一家人吃饭时的生活状态、台词,都是王景春和咏梅“现挂”的。还有一场上坟的戏,开拍之前,王小帅连山上是什么样都不知道,镜头就跟着知道路线的王景春一路走,拍了15分钟的长镜头。结果那个镜头拍完,摄制组都哭成了一片——被演员打动了。
  “小帅导演一直是个给演员空间非常大的导演,他给演员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把握人物的情感。”王景春說。好演员都会懂得让自己“下生活”,体验角色所处的环境和心理状态。“刘耀军这个角色就像是专门给我写的,没有隔阂;好多刘耀军会干的事儿都是我会干的,比如说电焊。”这回,他甚至不用刻意去体验刘耀军的生活,“我就在他的情境里生活,我让这个人物长到我自己身上。”
  这么一长,就是半年。杀青三个月之后,王景春仍然常常会在自己的梦中变回刘耀军。“年轻时一股冲劲,后来慢慢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这就是刘耀军的状态。”起初,王小帅想把刘耀军塑造得老实巴交,但王景春决定赋予他脾气,“老实人也有脾气”。“和小帅导演合作就是过瘾,他还能辨别什么是你演得好的,好的就留下,坏的他就撇掉不要。”
王景春和咏梅的表演如此默契,以至于“一个得奖了,另一个也得得奖”。

  尽管《地久天长》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故事,却因为情感的共通,深深打动了柏林的观众和评委。“很多国外观众碰到我,都说他们很感动,影片三个小时,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今年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团由法国著名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领衔,全员都是外国人,最终,经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提议,将影帝影后两座银熊奖杯都授予了中国演员,“他们见过银幕上的夫妻,没有像我们俩这样默契的,给了一个另一个也一定要给。”

上戏特招生:19岁从新疆远道而来


  王景春获得柏林影帝,也是上海的荣光,因为他正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19岁那年,王景春还在新疆百货大厦鞋帽部柜台卖童鞋。出生于新疆阿勒泰市的他,那会儿无论离影帝还是演员都十分遥远。但他对电影、对表演的感情,可是从小就打下的——每周都会到部队里看两次电影,喜欢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更是自己掏钱买电影票足足看了七次。“小学五年级我就上过电视,演小品。”王景春笑着说,“没别的,就是从小喜欢,天注定。”
  只是,远在新疆而想报考电影院校,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看好,父亲希望他踏踏实实的,他就老实工作,过平常人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朗辰。他说:‘景春你应该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你有这个素质,完全可以考虑艺术学校。’我说:‘我不太懂,你教教我?’朗辰说:‘行,我可以教你,但我要先去内地拍个纪录片,等我回来。’”
  这个名叫朗辰的导演,就这样成了王景春的启蒙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1995年,王景春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从新疆到山东济南考区报名。但是因为超龄半岁,差点连名都没报上。不过,到了正式的考试环节,上戏的考官却非常喜欢他的表演。“那会儿演的是个小品,题目叫《动物园》,基本上是即兴发挥。”
  终于,王景春被惜才的上戏作为“特招生”留下了,和陆毅、薛佳凝成了同学。
  “刚到上海大概有两年多时间非常不适应,尤其不适应上海的饮食和气候。只有每周末去浙江路的新疆餐厅才能吃一顿饱饭,要么吃一块清炖羊肉一个拌面,要么吃一个抓饭一个拌面,吃得肚子圆圆的才回去。在上海的第一年,我要盖四条被子,毛巾被、军大衣全部盖上去才能睡觉。”很快,他把陆毅、还有比他大两届的校友廖凡,都带得爱上了羊肉手抓饭。   “上了戏剧学院之后,我的眼界突然就开了,知道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戏剧表演是什么样子。”在上戏,王景春每年都拿奖学金,还是院级优秀毕业生。至今,他还是上影演员剧团的一员。

甘草绿叶:不让自己停下来


  1999年,王景春第一次在电影里演上了男一号——高峰导演的电影《旅途》,讲了一个解放军在新疆的长途客车上和各民族乘客一起勇斗抢劫歹徒的故事。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又是在新疆拍的,王景春“连空气都是最熟悉的”。这部影片還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可谓是王景春演艺生涯的开门红。
  然而好景不长,接下来十多年漫长的“北漂”生涯里,王景春似乎总是在一部部良莠不齐的电视剧、一些上不了院线的数字电影里打滚——有时演的是主角,更多时候是配角,演完了只能混个脸熟。演技也许不差,只是观众能够给予配角的垂注,本来就少。

  “演员就是一个职业,演配角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左右不了这些。”王景春一直保持着高产,哪怕演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毕业十多年后,他才终于碰上了张艺谋——在2011年的电影《金陵十三钗》里,王景春早早就出场,只是,一句台词都没有。去年,张艺谋新片《影》又想到了戏好的王景春,这回终于有了台词,和王千源演了一段精彩的对手戏,只是,仍然是配角,连第二主角都称不上。
  不只是张艺谋,许鞍华、刁亦男、李仁港、刘伟强,诸多名导都用过这位实力派演员,尤其拍摄《建军大业》时,吴樾说自己想演贺龙,导演刘伟强嘿嘿一笑:贺龙已经有王景春了,他不用化妆就可以演贺龙。
  2013年,女导演宁瀛根据鄂尔多斯东胜市警察局局长郝万忠的真实故事,拍摄了影片《警察日记》,这部影片不仅选择王景春担纲主演,还让他获得了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40岁的王景春,成了继张艺谋、牛振华、朱旭、王千源之后,第五个获得东京电影节影帝的中国内地男演员。
  但名导的认可、影帝的加持,仍然没有改变王景春在圈中近似“半透明”的体质——观众也许记得他的脸,却常常忘记他的名字;媒体采访他“二度合作张艺谋”的心得,却非要在报道里带上“郑恺没偶像包袱”,显然认为景春流量不够,还得郑恺来凑。最啼笑皆非的,是王景春的婚礼上,一张李亚鹏谢顶的照片反而登上头条,配以感慨岁月催人老的话——好歹也是影帝的婚礼啊,却被王菲前夫的发量抢了风头,唯流量论的娱乐圈,真的够荒诞。
  回头再看王景春,演技好,又肯拼,拍《警察日记》增肥20斤,拍《地久天长》减肥30斤,也曾因为拍追逐戏掉下摩托车右膝盖骨裂,简单包扎之后又继续工作——这么敬业,可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二三流影视剧里打着酱油。
  有没有觉得市场一边倒地偏向流量明星很不理性?有没有因为名导演都不得不屈从这些规则大量使用鲜肉演员而感到难过?
  “有些东西没办法。”王景春的回答很实在,“演员就是一个职业,演配角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左右不了这些。”他一直保持着高产,哪怕演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我让自己别停下来,一切的合作都是机缘巧合,停下来就会慢慢生疏。”
  即便得了东京影帝,王景春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一些评分很低的影视剧字幕里。“有时候也是人情,比方说大学同学,睡在一个寝室的兄弟,第一部戏要拍了,让我帮个忙,最后就出现在演员表的小配角里了。”戏拍出来不好,别人会说他:“你怎么这样的戏也开始串了?太不爱惜羽毛了。”但王景春也不介意:“我演了就演了,不在意别人说是主角还是配角。帮忙也是双刃剑,我自己问心无愧就行,并不是说拿奖了就非主演不演。我经纪人都常常骂我,不过拿我没办法。”
  所以,哪怕“双A影帝”在握,你今后还是会在众多影视剧里看到王景春的身影,因为市场的无奈,因为个人的选择,因为热爱演戏。
  得知柏林获奖的消息,王景春上戏的同学喻恩泰写了一篇《王景春 庐山人民喊你回家吃饭》,回忆当年他带着王景春上美丽的庐山许愿——当时,王景春伸出一根食指——现在喻恩泰回过神来:你伸出一根手指许愿,为什么能拿两次影帝?“景春的答案是,小声说的:影帝,不能只拿一次,要一直拿……”
  王景春笑:“他那是编排我呢!”
  其实当时他的许愿只有四个字:好好演戏。
柏林电影节现场,获奖的男女主演与导演王小帅一起庆祝。

政协委员:为艺术电影呼声


  王景春不是第一次去柏林。2014年,他就和廖凡、刁亦男一起去过,那一年,廖凡因为《白日焰火》成为了柏林电影节的第一位中国影帝。
  当年还有过这么一段插曲:获奖以后中国媒体一哄而上采访廖凡,被他拒绝,气的是平时踏实演戏却无人问津。
  相似的情绪,王景春在2013年获得东京影帝时已经体验过一次,这次柏林应该算是二度体验了。
  “这种风气就像北京的雾霾一样。”他举了个例子,“都知道雾霾对身体不好,但大家走到街上也不戴口罩,还是正常生活。”
  他的意思是,大风气如此,个人很难改变。但他也怀念从前,当关注度不都聚集在流量明星琐碎小事时的岁月。
  很多人不知道,2015年王景春就和廖凡携手成立了“春凡艺术电影”,想推广中国的艺术电影。2019年的柏林,让王景春感叹是四年来最好的时候——今年柏林的舞台上不仅有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还有王全安的《恐龙蛋》、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相梓的《再见,南屏晚钟》、白雪的《过春天》、王丽娜的《第一次的离别》等多部中国电影。
  “现在我们每年都有票房高的电影,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很可观,我们可以有更多好的作品。”王景春说。
  去年,他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以前不知道有那么多利好的文化政策,当了政协委员后了解了。比如说去年上海的‘文创50条’,对电影就有非常大的扶持力度。我们的《地久天长》也是受益者,获得了文化基金的支持。”
  作为政协委员,王景春最关注的是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和上海电影的发展。去年的政协会议上,他曾建议影院排片为艺术片留出空间,因为“法国每部电影排片都不能超过30%,每部电影都有排片,而《白日焰火》在柏林获奖后,在国内的排片却并不多。”
  王景春认为,中国的艺术片自有受众:“每年上海电影节票秒光,证明上海观众欣赏水平较高,我们应该在电影节外做长展,应该有一些电影院长期放映好电影,打通更多平台、渠道。”他希望中国电影不要仅仅追着票房走,“老是追票房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在艺术水准和价值观上有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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