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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化”,更不是单一向度的“传统化”,而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化”,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真正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4—0023—02
在我国,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最初为了克服理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倾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而完整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此后,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双向运动
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作为结合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都是处在不断发展中的相对稳定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完成的历史任务,而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历史过程。70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学者多年来一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也由过去的革命斗争转移到国内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来。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变化的“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注释的双向运动过程。作为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不断“诠释”的过程,而作为“具体实际”的中国社会本身,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把研究的重心转放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合”上。在今天,如何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深的层次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表现,也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首先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二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即寻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接合点。
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
按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实践的理论,理论的实践”,它不仅表现在理论学说、著作形态上,而且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运动。因此可以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是鲜活的、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美好共产主义理想,固然是震撼人心的理论理想,但是区别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理想,最根本的是在于它找到一条实现理想的实践道路或现实道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标准蓝图,人类美好的理想只能在当下社会的批判中去不断地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它区别于一切空想主义和宗教文化的人类理想。这也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是实践的理论,是理论的实践”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新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成果。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阶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但是理论界往往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而忽略它的创新性。实际上,创新才是作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因为发展必然是基于新的实践,新的历史创造。因此,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最重要的是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的基础上,既强调继承的一面又突出超越、创新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内在一致性”和“一脉相承”。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可能比任何各种具体的理论,更经典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尽管苏东剧变出现运动形势的一些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马克思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实践道路可能都是不能超越的。
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西马哲学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回复到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精神要素。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化”,更不是单一向度的“传统化”,而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化”。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真正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这也就是高清海先生所竭力主张的“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
实际上,在这里,“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号召,可以说自从中国近代有了“哲学”这个学科以来,它就是中国哲学的内在目的,是中国哲学或隐或显的最深层的内在冲动和渴望。在高清海先生看来。“当代中国哲学”就是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遇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高清海:《思想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这是一项艰苦而又复杂的任务,只能从本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生存领悟出发,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从本民族的生存实际出发,就是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的道路。所不同的是,这一理论本身包含的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和更新:一方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也不能固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圈子里,故步自封。只能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视界融合中选择我们的思想起点。
在我国,多年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这些构成了我们重要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中、西、马哲学的会通。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真正的“当代中国哲学”。同时,在实践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巨大成就也为我们创造自己的哲学理论奠定了最为有利的基础。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构建真正的“当代中国哲学”或者说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4—0023—02
在我国,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最初为了克服理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倾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而完整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此后,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双向运动
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作为结合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都是处在不断发展中的相对稳定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完成的历史任务,而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历史过程。70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学者多年来一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也由过去的革命斗争转移到国内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来。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变化的“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注释的双向运动过程。作为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不断“诠释”的过程,而作为“具体实际”的中国社会本身,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把研究的重心转放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合”上。在今天,如何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深的层次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表现,也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首先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二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即寻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接合点。
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
按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实践的理论,理论的实践”,它不仅表现在理论学说、著作形态上,而且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运动。因此可以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是鲜活的、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美好共产主义理想,固然是震撼人心的理论理想,但是区别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理想,最根本的是在于它找到一条实现理想的实践道路或现实道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标准蓝图,人类美好的理想只能在当下社会的批判中去不断地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它区别于一切空想主义和宗教文化的人类理想。这也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是实践的理论,是理论的实践”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新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成果。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阶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但是理论界往往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而忽略它的创新性。实际上,创新才是作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因为发展必然是基于新的实践,新的历史创造。因此,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最重要的是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的基础上,既强调继承的一面又突出超越、创新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内在一致性”和“一脉相承”。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可能比任何各种具体的理论,更经典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尽管苏东剧变出现运动形势的一些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马克思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实践道路可能都是不能超越的。
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西马哲学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回复到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精神要素。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化”,更不是单一向度的“传统化”,而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化”。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真正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这也就是高清海先生所竭力主张的“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
实际上,在这里,“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号召,可以说自从中国近代有了“哲学”这个学科以来,它就是中国哲学的内在目的,是中国哲学或隐或显的最深层的内在冲动和渴望。在高清海先生看来。“当代中国哲学”就是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遇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高清海:《思想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这是一项艰苦而又复杂的任务,只能从本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生存领悟出发,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从本民族的生存实际出发,就是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的道路。所不同的是,这一理论本身包含的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和更新:一方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也不能固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圈子里,故步自封。只能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视界融合中选择我们的思想起点。
在我国,多年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这些构成了我们重要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中、西、马哲学的会通。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真正的“当代中国哲学”。同时,在实践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巨大成就也为我们创造自己的哲学理论奠定了最为有利的基础。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构建真正的“当代中国哲学”或者说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