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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15点55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就在几个小时前，万庆良前一天到天河区调研的报道刚在广东省政府网上发布。
据记者观察，十八大后，至少有23个地市以上的一把手或者曾长期担任地市以上一把手的高官“落马”，随其落马而来的则是其在公众舆论形象上的巨大反差，而这些反差也往往成了媒体在报道官员落马情况的时候，着重提及的新闻点。
比如万庆良落马前，见诸报端的多是其“曾分管外贸，力克金融危机”、履新广州，省委曾评价“廉洁自律”“拆除违建，新官上任三把火”“惯用排比句，下属专门准备唐诗宋词选”“住月租600元的公寓，也曾是足球健将”。
落马后，随即有《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查或因涉揭阳窝案》，新媒体“澎湃”则描述了彼时已在微博、微信中甚嚣尘上的中纪委抓人经过。万庆良“600帝”“乡下佬”“疯狂与狂妄”，甚至一些情色传言也开始流传。
以至于有媒体评论指出：官员不出事，一般就是一个新闻贫矿，他们有的只是考察、看望、讲话之类的例行公事。而官员一旦出事，就成为一座媒体竞逐的新闻富矿，其受贿统计、风流韵事、官场人脉之类，就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腐败传奇”。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这23名“一把手”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场景，多是参加或陪同会议或陪同调研，总之都是例行公务的报道。
比如，作为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个省部级官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出席四川省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并讲话，通报中共十八大精神。还有一些高官是在主持召开常务会议后“落马”，比如原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和原南京市长季建业。
然而，官员的腐败事件并非发生在落马的前夕，而恰恰是在他那些例行公事开会、看望、考察的普通日子里。以十八大后落马的23名一把手为例，他们都有在同一省份或同一领域长期工作的经历，同地任职的平均时长达31年。在同一地域或系统工作时间长，难免形成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网络。
这样的关系网络在贪腐官员处经常演变成为利益网。在他们盘踞多时的地方，没有任何所谓舆论监督报道和负面新闻出现。一些个性鲜明的官员甚至会在媒体上大谈特谈如何清廉、如何反腐，其个人爱好也会被媒体夸张放大。
比如，万庆良的运动天赋就被广东的媒体充分挖掘。一家广东当地的报纸在2011年7月报道称，“万市长总共用了15天便成功渡江。从一点也不懂，到5米、10米、50米、100米、200米，一直到800米，那么快地掌握技术，这得益于万市长的运动天赋，也归因于万市长的坚强意志”。
这类报道中跳出固有的新华社、党报通稿议程，刻画了个性稍微鲜明的官员，但亦没有舆论监督的内容。极少能够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也只能是官员自己。比如《南方日报》报道，万庆良2011年1月7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分组讨论中，时任广州市长的他曾自曝“工作20多年没买房”，“房价高企广州人能幸福吗？”万庆良沉思片刻，“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
当时珠江帝景每平米单价已近4万元，130平米的房子每月租金则通常超过4000元。讥讽他“何不食肉糜”的批评者给他封了个“600帝”的诨名。这算是官员落马前为数不多的讽刺性报道。
甚至还有一些旧的表彰性报道不合适宜地冒出来。比如，就在刘志军被免职的消息公布前几个小时，一条几年前的通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访谈：从不回家过年》，被重发在中国广播网上。
尽管官员落马前出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空窗期，但事实上官员落马前，坊间传闻早已经开始发酵。
只不过对于在任官员的传闻，流传范围往往较窄。一旦官员落马，外界少了很多顾忌，有关他们的段子便开始通过媒体采访广泛传播。还不乏存在一些曲折的特殊情况。有一些段子传开之后，官员并没有落马，但是在职务调整之后，官员最终还是落马了。
譬如原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在调任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之前，关于其落马的传言就已经流传。不过毛小平并没有随着传言而落马，反而进行职务调动。与之类似的还有去年9月落马的蒋洁敏。
分析人士称，当传言传播开来的时候，还要参考具体的职位调动来衡量落马的可能。若是由实权职务调一般职位，那么这名官员可能离落马不远了。不过也有例外，一些官员在职务调动后，很可能就平安着陆了。
当然，官员们还会充分利用媒体对于自己不利的传闻进行降温灭火。去年以来，数度身陷“落马”传言的万庆良每每需要通过媒体公开露面来证明自己的安全。刚开始传出刘铁男贪腐的消息，刘铁男也利用媒体来为自己说话，通过新闻发言人来辟谣，扬言追究举报者责任。
据《廉政瞭望》报道，有名市委书记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长期未在当地现身，以至于各种段子层出不穷。后来相关方面特别安排，书记趁周末休课的机会，专程回当地视察工作，接着还在北京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市委书记学习一结束，省委主要领导就来到当地调研，市委书记自然是全程陪同。在此期间，网上有关这名书记的各种段子也受到“重点关照”。
如果官员不落马，对于再吸引眼球的段子，媒体也很少闻风而动。《居间政治：中国媒体反腐的社会学考察》的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李东晓的统计显示，中国媒体报道的贪腐丑闻，有七成以上都是已经结案，即政府或司法部门已经处理过该丑闻。媒体所做的只是发布消息或做回溯性的解释报道。
对于贪腐丑闻的报道流行着“痛打落水狗”“打老鼠，不打老虎”“打死老虎、不打活老虎”的说法，在李东晓2010年于浙江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贪腐丑闻的媒介呈现与新闻生产研究》中得到证实。“在中国贪腐丑闻报道的角色构成上‘已落马、已查办、已结案’的官员占了绝大多数；丑闻报道数量与官员级别有着明显的相关，官员级别越高，丑闻数量越少。” 她的研究基于815个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媒体报道的贪腐丑闻中，涉及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只占9.1%；厅局级占23.6%，县处级占32.6%，县处级以下占到36.4%。
在十八大后落马的23名一把手中，根据记者统计，在他们落马前，从地方到中央媒体皆没有关于他们贪腐的报道。媒体能够报道的，是被抓起来的落马官员，而不是重权在握的高官。
李东晓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贪腐丑闻的报道中（评论除外），明确的来自官方的报道占据了72%的比例。有媒体介入调查的报道占据了16.44%的比例，首先由网民揭发、媒体跟进报道的有4.4%。在所有的贪腐丑闻报道中，媒介完全介入或者部分介入而促使贪腐丑闻得到曝光的案例占到总数的20%以上。
她在文章中认为，虽然强势的官方来源占据70%以上比例，但从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20%的比例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突破。通过对这20%的媒体调查报道的分析，李东晓发现，有相当的案例是当丑闻被揭露后，得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并形成某种一致的舆论，从而推动并支持了媒体的揭露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20%的报道中，更有超过4%的曝光是直接由网络揭露，并由公众力量促成的。
事实上，为了摆脱“痛打落水狗”的形象，越来越多媒体在报道落马官员时注意平衡其双面形象。
去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媒体报道中的廖少华就极具两面性。黔东南的干部说起廖少华，主要评价有两点，其一是说廖工作能力很强，他担任州委书记的七年，当地变化很大。其二是说此人虽然没什么架子，但在用人问题上爱搞小圈子，“进入他圈子的人，往往破格提拔，哪怕上面有不同意见，他都会努力争取，甚至找机会为此人创造政绩，没进他圈子的人，就是不用。”
同时，高官落马前还在提反腐倡廉的情景往往成为媒体挖掘放大的对象。比如，在被带走前几个月，陈安众作为江西总工会主席在该省总工会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时，要求干部坚守廉政底线，称“这是为官从政必须坚持的起码标准”。
新华社曾发文称，个别地方反腐流于形式，使一些贪腐官员热衷“嘴巴作秀”，宣扬的反腐论调“连自己都不相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赞誉，成为其“步步高升”的资本。
尽管如此，李东晓还在其论文中表示，贪腐丑闻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她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多方面合力的结果，包括媒体自身开展舆论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提高；政府对媒体的放松管制等。
“贪腐丑闻的报道能够揭开某些以前被认为是禁忌的话题，改变公众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和判断，培育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这些方面的改善能够为我国权力监督和反腐败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公民社会环境。”李东晓写道。
摘自《经济观察报》
据记者观察，十八大后，至少有23个地市以上的一把手或者曾长期担任地市以上一把手的高官“落马”，随其落马而来的则是其在公众舆论形象上的巨大反差，而这些反差也往往成了媒体在报道官员落马情况的时候，着重提及的新闻点。
比如万庆良落马前，见诸报端的多是其“曾分管外贸，力克金融危机”、履新广州，省委曾评价“廉洁自律”“拆除违建，新官上任三把火”“惯用排比句，下属专门准备唐诗宋词选”“住月租600元的公寓，也曾是足球健将”。
落马后，随即有《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查或因涉揭阳窝案》，新媒体“澎湃”则描述了彼时已在微博、微信中甚嚣尘上的中纪委抓人经过。万庆良“600帝”“乡下佬”“疯狂与狂妄”，甚至一些情色传言也开始流传。
以至于有媒体评论指出：官员不出事，一般就是一个新闻贫矿，他们有的只是考察、看望、讲话之类的例行公事。而官员一旦出事，就成为一座媒体竞逐的新闻富矿，其受贿统计、风流韵事、官场人脉之类，就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腐败传奇”。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这23名“一把手”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场景，多是参加或陪同会议或陪同调研，总之都是例行公务的报道。
比如，作为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个省部级官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出席四川省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并讲话，通报中共十八大精神。还有一些高官是在主持召开常务会议后“落马”，比如原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和原南京市长季建业。
然而，官员的腐败事件并非发生在落马的前夕，而恰恰是在他那些例行公事开会、看望、考察的普通日子里。以十八大后落马的23名一把手为例，他们都有在同一省份或同一领域长期工作的经历，同地任职的平均时长达31年。在同一地域或系统工作时间长，难免形成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网络。
这样的关系网络在贪腐官员处经常演变成为利益网。在他们盘踞多时的地方，没有任何所谓舆论监督报道和负面新闻出现。一些个性鲜明的官员甚至会在媒体上大谈特谈如何清廉、如何反腐，其个人爱好也会被媒体夸张放大。
比如，万庆良的运动天赋就被广东的媒体充分挖掘。一家广东当地的报纸在2011年7月报道称，“万市长总共用了15天便成功渡江。从一点也不懂，到5米、10米、50米、100米、200米，一直到800米，那么快地掌握技术，这得益于万市长的运动天赋，也归因于万市长的坚强意志”。
这类报道中跳出固有的新华社、党报通稿议程，刻画了个性稍微鲜明的官员，但亦没有舆论监督的内容。极少能够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也只能是官员自己。比如《南方日报》报道，万庆良2011年1月7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分组讨论中，时任广州市长的他曾自曝“工作20多年没买房”，“房价高企广州人能幸福吗？”万庆良沉思片刻，“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
当时珠江帝景每平米单价已近4万元，130平米的房子每月租金则通常超过4000元。讥讽他“何不食肉糜”的批评者给他封了个“600帝”的诨名。这算是官员落马前为数不多的讽刺性报道。
甚至还有一些旧的表彰性报道不合适宜地冒出来。比如，就在刘志军被免职的消息公布前几个小时，一条几年前的通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访谈：从不回家过年》，被重发在中国广播网上。
尽管官员落马前出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空窗期，但事实上官员落马前，坊间传闻早已经开始发酵。
只不过对于在任官员的传闻，流传范围往往较窄。一旦官员落马，外界少了很多顾忌，有关他们的段子便开始通过媒体采访广泛传播。还不乏存在一些曲折的特殊情况。有一些段子传开之后，官员并没有落马，但是在职务调整之后，官员最终还是落马了。
譬如原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在调任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之前，关于其落马的传言就已经流传。不过毛小平并没有随着传言而落马，反而进行职务调动。与之类似的还有去年9月落马的蒋洁敏。
分析人士称，当传言传播开来的时候，还要参考具体的职位调动来衡量落马的可能。若是由实权职务调一般职位，那么这名官员可能离落马不远了。不过也有例外，一些官员在职务调动后，很可能就平安着陆了。
当然，官员们还会充分利用媒体对于自己不利的传闻进行降温灭火。去年以来，数度身陷“落马”传言的万庆良每每需要通过媒体公开露面来证明自己的安全。刚开始传出刘铁男贪腐的消息，刘铁男也利用媒体来为自己说话，通过新闻发言人来辟谣，扬言追究举报者责任。
据《廉政瞭望》报道，有名市委书记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长期未在当地现身，以至于各种段子层出不穷。后来相关方面特别安排，书记趁周末休课的机会，专程回当地视察工作，接着还在北京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市委书记学习一结束，省委主要领导就来到当地调研，市委书记自然是全程陪同。在此期间，网上有关这名书记的各种段子也受到“重点关照”。
如果官员不落马，对于再吸引眼球的段子，媒体也很少闻风而动。《居间政治：中国媒体反腐的社会学考察》的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李东晓的统计显示，中国媒体报道的贪腐丑闻，有七成以上都是已经结案，即政府或司法部门已经处理过该丑闻。媒体所做的只是发布消息或做回溯性的解释报道。
对于贪腐丑闻的报道流行着“痛打落水狗”“打老鼠，不打老虎”“打死老虎、不打活老虎”的说法，在李东晓2010年于浙江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贪腐丑闻的媒介呈现与新闻生产研究》中得到证实。“在中国贪腐丑闻报道的角色构成上‘已落马、已查办、已结案’的官员占了绝大多数；丑闻报道数量与官员级别有着明显的相关，官员级别越高，丑闻数量越少。” 她的研究基于815个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媒体报道的贪腐丑闻中，涉及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只占9.1%；厅局级占23.6%，县处级占32.6%，县处级以下占到36.4%。
在十八大后落马的23名一把手中，根据记者统计，在他们落马前，从地方到中央媒体皆没有关于他们贪腐的报道。媒体能够报道的，是被抓起来的落马官员，而不是重权在握的高官。
李东晓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贪腐丑闻的报道中（评论除外），明确的来自官方的报道占据了72%的比例。有媒体介入调查的报道占据了16.44%的比例，首先由网民揭发、媒体跟进报道的有4.4%。在所有的贪腐丑闻报道中，媒介完全介入或者部分介入而促使贪腐丑闻得到曝光的案例占到总数的20%以上。
她在文章中认为，虽然强势的官方来源占据70%以上比例，但从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20%的比例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突破。通过对这20%的媒体调查报道的分析，李东晓发现，有相当的案例是当丑闻被揭露后，得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并形成某种一致的舆论，从而推动并支持了媒体的揭露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20%的报道中，更有超过4%的曝光是直接由网络揭露，并由公众力量促成的。
事实上，为了摆脱“痛打落水狗”的形象，越来越多媒体在报道落马官员时注意平衡其双面形象。
去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媒体报道中的廖少华就极具两面性。黔东南的干部说起廖少华，主要评价有两点，其一是说廖工作能力很强，他担任州委书记的七年，当地变化很大。其二是说此人虽然没什么架子，但在用人问题上爱搞小圈子，“进入他圈子的人，往往破格提拔，哪怕上面有不同意见，他都会努力争取，甚至找机会为此人创造政绩，没进他圈子的人，就是不用。”
同时，高官落马前还在提反腐倡廉的情景往往成为媒体挖掘放大的对象。比如，在被带走前几个月，陈安众作为江西总工会主席在该省总工会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时，要求干部坚守廉政底线，称“这是为官从政必须坚持的起码标准”。
新华社曾发文称，个别地方反腐流于形式，使一些贪腐官员热衷“嘴巴作秀”，宣扬的反腐论调“连自己都不相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赞誉，成为其“步步高升”的资本。
尽管如此，李东晓还在其论文中表示，贪腐丑闻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她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多方面合力的结果，包括媒体自身开展舆论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提高；政府对媒体的放松管制等。
“贪腐丑闻的报道能够揭开某些以前被认为是禁忌的话题，改变公众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和判断，培育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这些方面的改善能够为我国权力监督和反腐败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公民社会环境。”李东晓写道。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