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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瑞典哥德堡市政厅的一项采购决定获得了当地法院的认可和赞赏。该市政厅拒绝从一家要价最低的企业采购办公产品，而选择了价格更高的一家供应商。在市政厅看来，如此低廉的价格完全可能是采取了不负责任的生产方式，如过分压低工人薪酬等。
通过公共采购价格影响商业行为，这正是包括哥德堡市在内的瑞典地方及区域政府促进本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这个过程中，瑞典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给予企业市场准入的行政机构、执行严格采购要求的消费者、负责任商业经营的监管者以及社区发展的推动者等。
瑞典地方政府及区域协会（以下简称SALAR）认为，奉行自治原则的地方和区域政府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决策的长短期效应，考量政策所能发挥的价值。对此，历时三年多时间起草、正处于最后意见征集阶段的瑞典本国社会责任指南（参照ISO 26000）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SALAR作为一家雇主联合组织，同时拥有瑞典所有290个地方及20个区域政府为其会员，也是这项“改良”版指南的发起方之一。
同在11月于青岛举行的第12届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培训期间，哥德堡市政厅战略协调官员JonasAndersson和SALAR高级顾问JonasFrykman分享了瑞典地方政府推动CSR的经验。青岛之行前，两位就行将公布的瑞典版ISO 26000指南、地方政府与本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拿掉C，留下了S和R”
《WTO经济导刊》：瑞典为什么要出台地方及区域治理视角下的ISO26000版本？
Jonas Andersson：对于任何类型的组织机构，ISO 26000都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会问自己，ISO 26000对于瑞典地方政府，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瑞典地方及区域的自治特点鲜明，在涉及利益相关方参与或公共采购需求时，公用事业单位面临的情况要比那些全球性企业更加复杂多样。因此，需要找到适合每个区域的工具，就有必要一起讨论出更本地化的ISO26000版本。
通常意义上的CSR，C是首字母，但我们认为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还应当是各种组织机构的。因此，我们拿掉e，留下了S和R。地方及区域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议题或挑战是，怎样在决策过程中融入不同的视角。政府在做出决策前，不单要考虑经济影响，还要考虑到环境与社会影响。
哥德堡市政厅所要做的就是，同其他地方政府一起，更全面地考虑市民、弱势群体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如何推进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也就是说瑞典版本的ISO 26000将更加细化、延展，更适用于瑞典地方及区域政府与企业等组织。
《WTO经济导刊》：目前，ISO26000瑞典版本的进展是怎样的？
Jonas Andersson：2009年，SALAR、瑞典环境管理协会，瑞典标准委员会共同发起了新版本的筹划。30个地方市镇和几个区域以及一些研究机构、SALAR都参与乐实际起草工作。现在，草稿本已经送至所有290个地方及区域政府征求意见，正在不断补充和完善。新版本将于2013年底发布，在2014年1月开始应用。SALAR还可能会组织这一主题的讨论会，探讨如何最有效地予以应用。
新的指南版本只是提供一种参考，使得地方及区域政府有可能有选择地、最有效地推进当地社会责任。整个标准的起草，汇集了各种组织机构的观点与争论，希望就社会责任这样宏大议题的标准化达成共识。也只有这样，以后标准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全面的执行。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
《WTO经济导刊》：SALAR是官方机构吗？如何代表地方及区域政府与中央政府沟通？
Jonas Frykman：在某种程度上，SALAR可以说是官方的，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我们首先是政府作为公用事业雇主的联合机构。要知道，他们拥有全瑞典25%的雇员。此外，SALAR代表着瑞典地方与区域城府的利益，在多个领域为会员政府发声。
举个例子，自治是地方政府极为珍视的，这样才可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但这有时与中央政府的意愿有所冲突，因为中央政府倾向于颁布一些全国性的法律或指令来限制更多。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代表他们与中央政府沟通以提升自治水平，特别是在医疗护理、社会服务、城市规划等领域。
有时候，在一些议题上我们也会意见一致，例如CSR、性别平等、儿童权利等，因为中央政府和SALAR都希望促进地方及区域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醒中央政府注意到，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
不同的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责任的议题选择方面，依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会有所区别。SALAR所做的只是为地方及区域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SALAR在斯德哥尔摩和地方都有网络，使得会员有机会商讨事务、分享经验。
Jonas Andersson：可能要补充的一点是，瑞典在地方自治方面是有特点的。比如，地方政府有完全的税收权并自由决定怎样使用，负责制定并监管商业用地规划。在涉及地方治理的法律与规则出台前，瑞典议会还会征询SALAR的建议。
《WTO经济导刊》：为什么所有的地方及区域政府都加入了SALAR？是自愿的吗？
Jonas Frykman：是自愿的。我们作为雇主及地方政府的联合机构，也是他们同中央政府的联络者。公用事业雇主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很是密切，他们很愿意加入SALAR。我想，这首先是雇主的实际需要，要有可靠的渠道同中央政府更好沟通，促进自治。另外，SALAR的管理团队也来自于地方及区域政府一级的政府代表。
Jonas Andersson：瑞典的290个城市及20个地区中的大部分都很小。对他们而言，在所有领域保持相当的竞争力往往不那么容易。比如说，薪酬水平并不是由中央政府划定，而是由联盟、工会和雇主代表协商决定。在地方及区域政府方面，SALAR正式雇主的发言人，代表其进行谈判。 《WTO经济导刊》：以SALAR服务会员的长期经验看，瑞典地方及区域政府在提升本地责任竞争力时。有什么样的成功之处和挑战？
Jonas Frykman：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主要的成功之处和地方自治原则相关。地方政府最直接地接触当地居民及大小事务，有效地提升了自治能力和水平。
挑战首先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很好地评估一些政策的长短期效应，不受财政预算过多限制。有时，这并不那么容易。比如说，学前教育或扶持弱势群体的一些工作，做起来可能要花十到十五的时间才看到实际成效，但财政预算不一定会给予这么长期的支持。而这些正可能是地方政府推进本地竞争力的具体成果。
另一个挑战就是，怎样科学地评定一些正在推行的措施是否有价值。这方面，地方及区域政府就需要投入一定的研究力量，尝试完成卓有成效的评定。
市政厅推进CSR的四种角色
《WTO经济导刊》：哥德堡市政厅如何鼓励更多本地或外来的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Jonas Andersson：哥德堡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拥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港口，深受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影响，沃尔沃汽车总部就在哥德堡。医疗业和旅游业也有很好的发展。
在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市政厅有不同的角色定位，这些角色与CSR联系紧密。我们首先是行政当局，有权给予企业市场准入许可。我们也是消费者，从企业那里采购了大量产品和服务，市政厅的一些要求就影响了本地企业做生意的方式。我们还是监管者，检查企业经营时是否遵循一定的环境标准。第四个角色是社区发展的推动者，因为市政厅有权规划城市社区、土地和征缴财税。
以消费者角色为例，除了价格作为影响因素之外，我们还设定了环境与社会标准，要求提供产品、服务的企业在采购时达到指定的环境、社会标准。比如，要求有意开设商店的企业达到相应的能效水准，营业场所靠近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以减少可能造成的交通拥堵。这样，我们有很多的途径在保持商业繁荣的同时，督促其负责任地经营。
《WTO经济导刊》：这个过程中，哥德堡市政厅遇到了怎样的挑战？是否得到了SALAR的建议或帮助？
Jonas Andersson：是的，既有政府内部的挑战，又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高要求。
内部挑战上，目前主要是性别平等、种族或阶层的多元化以及政府自身在雇佣人员时是否遵守无歧视的人权政策等。我们需要不断修正薪酬机制，平衡男女雇员的收入水平，在决策管理时纳入少数群体的利益考量，保证雇员比例的广泛性。
哥德堡市有五十万居民，公用事业单位就有5万雇员。如果说外来移民占全部居民的20%，那么公用事业单位需要雇佣20%的移民。要做到这一点，市政厅就要为移民提供充分的就业培训，使得他们有机会进入到所在企业的管理层。
外部挑战上，瑞典国家或城市层面，不同阶层人群的预期寿命、收入差别依然明显，就业、教育、生活的差距、壁垒还是存在的。这是市政厅所面临的利益相关方需求方面的重要挑战，是必须要履行的社会责任。我们要尽力为本地居民提供对等的受教育、住房权利。
作为瑞典290个地方及20个区域之一，哥德堡市需要同其他地方交流最佳的政策与实践，如多元化、性别平等、儿童权利等领域，SALAR正是最佳的平台和网络。哥德堡市政厅也参与了SALAR发起的多个网络会面和讨论。
编辑/李长海 changhai.li@wtoguide.net
通过公共采购价格影响商业行为，这正是包括哥德堡市在内的瑞典地方及区域政府促进本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这个过程中，瑞典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给予企业市场准入的行政机构、执行严格采购要求的消费者、负责任商业经营的监管者以及社区发展的推动者等。
瑞典地方政府及区域协会（以下简称SALAR）认为，奉行自治原则的地方和区域政府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决策的长短期效应，考量政策所能发挥的价值。对此，历时三年多时间起草、正处于最后意见征集阶段的瑞典本国社会责任指南（参照ISO 26000）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SALAR作为一家雇主联合组织，同时拥有瑞典所有290个地方及20个区域政府为其会员，也是这项“改良”版指南的发起方之一。
同在11月于青岛举行的第12届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培训期间，哥德堡市政厅战略协调官员JonasAndersson和SALAR高级顾问JonasFrykman分享了瑞典地方政府推动CSR的经验。青岛之行前，两位就行将公布的瑞典版ISO 26000指南、地方政府与本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拿掉C，留下了S和R”
《WTO经济导刊》：瑞典为什么要出台地方及区域治理视角下的ISO26000版本？
Jonas Andersson：对于任何类型的组织机构，ISO 26000都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会问自己，ISO 26000对于瑞典地方政府，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瑞典地方及区域的自治特点鲜明，在涉及利益相关方参与或公共采购需求时，公用事业单位面临的情况要比那些全球性企业更加复杂多样。因此，需要找到适合每个区域的工具，就有必要一起讨论出更本地化的ISO26000版本。
通常意义上的CSR，C是首字母，但我们认为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还应当是各种组织机构的。因此，我们拿掉e，留下了S和R。地方及区域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议题或挑战是，怎样在决策过程中融入不同的视角。政府在做出决策前，不单要考虑经济影响，还要考虑到环境与社会影响。
哥德堡市政厅所要做的就是，同其他地方政府一起，更全面地考虑市民、弱势群体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如何推进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也就是说瑞典版本的ISO 26000将更加细化、延展，更适用于瑞典地方及区域政府与企业等组织。
《WTO经济导刊》：目前，ISO26000瑞典版本的进展是怎样的？
Jonas Andersson：2009年，SALAR、瑞典环境管理协会，瑞典标准委员会共同发起了新版本的筹划。30个地方市镇和几个区域以及一些研究机构、SALAR都参与乐实际起草工作。现在，草稿本已经送至所有290个地方及区域政府征求意见，正在不断补充和完善。新版本将于2013年底发布，在2014年1月开始应用。SALAR还可能会组织这一主题的讨论会，探讨如何最有效地予以应用。
新的指南版本只是提供一种参考，使得地方及区域政府有可能有选择地、最有效地推进当地社会责任。整个标准的起草，汇集了各种组织机构的观点与争论，希望就社会责任这样宏大议题的标准化达成共识。也只有这样，以后标准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全面的执行。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
《WTO经济导刊》：SALAR是官方机构吗？如何代表地方及区域政府与中央政府沟通？
Jonas Frykman：在某种程度上，SALAR可以说是官方的，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我们首先是政府作为公用事业雇主的联合机构。要知道，他们拥有全瑞典25%的雇员。此外，SALAR代表着瑞典地方与区域城府的利益，在多个领域为会员政府发声。
举个例子，自治是地方政府极为珍视的，这样才可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但这有时与中央政府的意愿有所冲突，因为中央政府倾向于颁布一些全国性的法律或指令来限制更多。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代表他们与中央政府沟通以提升自治水平，特别是在医疗护理、社会服务、城市规划等领域。
有时候，在一些议题上我们也会意见一致，例如CSR、性别平等、儿童权利等，因为中央政府和SALAR都希望促进地方及区域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醒中央政府注意到，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
不同的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责任的议题选择方面，依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会有所区别。SALAR所做的只是为地方及区域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SALAR在斯德哥尔摩和地方都有网络，使得会员有机会商讨事务、分享经验。
Jonas Andersson：可能要补充的一点是，瑞典在地方自治方面是有特点的。比如，地方政府有完全的税收权并自由决定怎样使用，负责制定并监管商业用地规划。在涉及地方治理的法律与规则出台前，瑞典议会还会征询SALAR的建议。
《WTO经济导刊》：为什么所有的地方及区域政府都加入了SALAR？是自愿的吗？
Jonas Frykman：是自愿的。我们作为雇主及地方政府的联合机构，也是他们同中央政府的联络者。公用事业雇主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很是密切，他们很愿意加入SALAR。我想，这首先是雇主的实际需要，要有可靠的渠道同中央政府更好沟通，促进自治。另外，SALAR的管理团队也来自于地方及区域政府一级的政府代表。
Jonas Andersson：瑞典的290个城市及20个地区中的大部分都很小。对他们而言，在所有领域保持相当的竞争力往往不那么容易。比如说，薪酬水平并不是由中央政府划定，而是由联盟、工会和雇主代表协商决定。在地方及区域政府方面，SALAR正式雇主的发言人，代表其进行谈判。 《WTO经济导刊》：以SALAR服务会员的长期经验看，瑞典地方及区域政府在提升本地责任竞争力时。有什么样的成功之处和挑战？
Jonas Frykman：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主要的成功之处和地方自治原则相关。地方政府最直接地接触当地居民及大小事务，有效地提升了自治能力和水平。
挑战首先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很好地评估一些政策的长短期效应，不受财政预算过多限制。有时，这并不那么容易。比如说，学前教育或扶持弱势群体的一些工作，做起来可能要花十到十五的时间才看到实际成效，但财政预算不一定会给予这么长期的支持。而这些正可能是地方政府推进本地竞争力的具体成果。
另一个挑战就是，怎样科学地评定一些正在推行的措施是否有价值。这方面，地方及区域政府就需要投入一定的研究力量，尝试完成卓有成效的评定。
市政厅推进CSR的四种角色
《WTO经济导刊》：哥德堡市政厅如何鼓励更多本地或外来的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Jonas Andersson：哥德堡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拥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港口，深受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影响，沃尔沃汽车总部就在哥德堡。医疗业和旅游业也有很好的发展。
在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市政厅有不同的角色定位，这些角色与CSR联系紧密。我们首先是行政当局，有权给予企业市场准入许可。我们也是消费者，从企业那里采购了大量产品和服务，市政厅的一些要求就影响了本地企业做生意的方式。我们还是监管者，检查企业经营时是否遵循一定的环境标准。第四个角色是社区发展的推动者，因为市政厅有权规划城市社区、土地和征缴财税。
以消费者角色为例，除了价格作为影响因素之外，我们还设定了环境与社会标准，要求提供产品、服务的企业在采购时达到指定的环境、社会标准。比如，要求有意开设商店的企业达到相应的能效水准，营业场所靠近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以减少可能造成的交通拥堵。这样，我们有很多的途径在保持商业繁荣的同时，督促其负责任地经营。
《WTO经济导刊》：这个过程中，哥德堡市政厅遇到了怎样的挑战？是否得到了SALAR的建议或帮助？
Jonas Andersson：是的，既有政府内部的挑战，又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高要求。
内部挑战上，目前主要是性别平等、种族或阶层的多元化以及政府自身在雇佣人员时是否遵守无歧视的人权政策等。我们需要不断修正薪酬机制，平衡男女雇员的收入水平，在决策管理时纳入少数群体的利益考量，保证雇员比例的广泛性。
哥德堡市有五十万居民，公用事业单位就有5万雇员。如果说外来移民占全部居民的20%，那么公用事业单位需要雇佣20%的移民。要做到这一点，市政厅就要为移民提供充分的就业培训，使得他们有机会进入到所在企业的管理层。
外部挑战上，瑞典国家或城市层面，不同阶层人群的预期寿命、收入差别依然明显，就业、教育、生活的差距、壁垒还是存在的。这是市政厅所面临的利益相关方需求方面的重要挑战，是必须要履行的社会责任。我们要尽力为本地居民提供对等的受教育、住房权利。
作为瑞典290个地方及20个区域之一，哥德堡市需要同其他地方交流最佳的政策与实践，如多元化、性别平等、儿童权利等领域，SALAR正是最佳的平台和网络。哥德堡市政厅也参与了SALAR发起的多个网络会面和讨论。
编辑/李长海 changhai.li@wtoguid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