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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5年抗日救亡运动中，知识界改进历史教学的呼声不断高涨，如何以历史课程唤起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是讨论的重点。南京正中书局《教与学》杂志推出的“历史教学专号”集中刊登了傅斯年、吕思勉、顾颉刚等20位名家的讨论文章，被时人认为是这轮讨论中“最显著”的篇章。本文通过一手史料梳理这次讨论的来龙去脉，认为其发起背景既有顺应历史教学改革呼声的需要，也有官方意志的因素;而以民族主义为尺度反思过往历史教育的失败，讨论改善之方法是讨论的主要内容。专号推出后，其他刊物纷纷效仿，国民党政府也有回应，影响十分广泛。
关键词历史教学专号，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46-06
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历史之于国家、民族的作用渐为国人熟知，被奉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①1935年，日本继吞并东北之后又策划“华北自治”。国难当头，广大史学工作者对历史教育的功用、目标、方法等问题有一番新的审视。如何革新中小学历史教学以培育民族精神、应对民族危亡，成为思考的主题，相关讨论文章不断涌现。其中，《教与学》杂志以“历史教学专号”（以下简称“专号”）形式组织的大讨论，汇集了傅斯年、吕思勉、顾颉刚等史学大家，以及孙正容等中小学教学名师，成为这一轮讨论中最显著的篇章。②对此，前人研究民国史地教育或史学理论的文章常有提及。③不过，到目前为止，局限于摘引专号中若干人物的零星言论，未免有割裂之感，这次大讨论的来龙去脉至今仍不太清楚，尚有做通盘考察之必要。本文即以梳理本次历史教学大讨论之前因后果为基础，窥探抗日救国与历史教学之因应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讨论之由来与“历史教学专号”的推出
近代意义上的历史教育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不过，很长时间内，受制于政局动荡、师资不足等原因，历史教学未能走出“由经入史”的旧学门径，尚不具备学科特色。④教学实务之不昌，自然限制了学理及方法上的讨论。故清末民初，教育类报刊与论说大量涌现，但面向历史教学的文章凤毛麟角。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教育杂志》曾将该刊1～23卷（对应时间为1909—1930年）目录制成分类索引，其中有关历史教育者（包含“史地课程”和“历史教学法”）只寥寥三五篇，远少于“语文课程”（25篇），也不及“艺术课程”（8篇）。⑤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种冷冷清清的局面出现改观，针对历史教学的讨论文章日漸增多，到1935年甚至形成一个小高潮，年内至少有30余篇期刊文章，10余篇报纸文章发表。推原其故，有两点最可注意，一是1927年北伐胜利后，民国教育进入一个十年稳定发展时期。历史教育亦得到长足发展，课程标准、师资情况和教学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①实务的进步亦推动了理论的探讨。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鸦片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国难当头，知识界每每痛心于国民之麻木不仁、汉奸之层出不穷，亟亟于唤醒民族意识，以全民族之力抗日救亡。因而，许多人注意到了历史在提倡民族主义方面的特殊功用。是以该时期讨论历史教育的文章，大多冠以《历史教育与民族之再生》《历史教育与边疆》等题目，深刻打上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烙印。②1935年日本策划冀东事变，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亡更甚于九一八之际。社会对历史教育的期待也更显急切，在历史教育中强调民族主义的呼声更加高涨，相关文章也就不断见诸报端。③报刊之善于经营者，都注意到了这一思想潮流，遂有一系列因势利导之编辑策划，此不独《教与学》为然。
但以讨论的发起之早、声势之大，《教与学》仍明显强于其他报刊。究其原因，则不得不谈到该杂志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相比《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中华书局主办）等教育名刊，《教与学》创刊甚晚，1935年7月才推出第1期，主办方系陈立夫创立的“正中书局”，主要经营者叶楚伧、吴大钧都在国民党高层任职，在政、商两界都有很深的人脉。由此，《教与学》创刊不久就取得了教育部“部令”发行的特权，发行量迅速从3000份暴增至15000份，一跃而成为当时教育界第一大刊。④也正是由于这一人脉，该刊对官方意志的反应较一般刊物灵敏。该刊创刊之际，正是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之时，蒋介石、陈立夫等政要也在焦虑历史教育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蒋在日记中常感叹“华北倭寇谋危宜迫，而国人又不识大体”，又谓“国人毫无组织，不知奋勉”。⑤故这一年内，蒋介石多次出席教育活动，在演讲中屡屡强调教育对救亡之责任，希望各界发“教育救国之大愿”。史地教育因契合蒋提倡的四维八德和救亡所必须之爱国心，尤被多次申说。⑥主管宣传文教的陈立夫也有类似言论。作为蒋和陈身边的红人，叶楚伧自然对此心领神会。所以，1935年发起一个历史教育的专题讨论，既顺应思想界之潮流，又迎合官方之意志，一举多得。于是，在组织这次讨论之际，叶楚伧显得十分积极，很多安排亲自操刀。1935年8月初，叶以信函方式向文教界发出邀请，希望围绕“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发扬民族精神”问题各抒所见。各方反响十分积极。至9月底，“不但收到很多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是非常的名贵精彩”，⑦非专栏所能容纳，遂决定将10月份出版的《教与学》第4期冠以“历史教育专号”，以集中刊载讨论文章。
二、讨论内容和重要观点
《教与学》创刊号中标榜其旨趣为沟通“学校教育”与“国家社会需要”，做“理论”与“实行”之间的媒介，⑧其发行对象主要是各地中小学校。由此，文章的选择自然受到这两个编辑方针的影响。见诸于“专号”者，共有20位作者的20篇文章。从所附的“作者小传”来看，这20位作者主要来自四个群体：一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大学教授，如傅斯年、顾颉刚、李则纲等;二是中小学的一线教师，如孙正容、张暮骞等;三是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或图书编辑，如吕思勉、缪凤林、金兆梓等;四是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人员，如教育部编审处官员郑鹤声。他们也恰好代表了历史教育最重要的几个领域。“专号”中从事“理论”与“实务”者大体各半，可谓历史研究与中小学历史教学的一次对话。而且作者之领域不同，观察之角度与论说之重点亦不同，所以主题虽同是“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发扬民族精神”，但各家申说却不似一种简答式的被动回应，而是就各自专长和经历各抒所见，有呼应也有质疑，内容十分丰富。至于具体的论题，通过目录已可看出大概，见表1（下文凡出自专号之文章，不再出注）。大而言之，可划分为三个方面。 （一）反思过往历史教育之失败
各方论及“如何发扬民族精神”之前，都对过往之历史教学先有一番检讨，且都言之痛心。20位作者中，无一人持肯定态度者。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任教的梁园东，其文章冠以《历史程度低落问题》，开篇即痛陈中学毕业生“往往连最普通的常识都答不出来”。张慕骞更是指出：“近几年来，尤其是每况愈下;中学会考闹出不少笑话，大学入学试验，也留下不少的谈资。怪不得有人大声疾呼说我国历史教育的失败了。”大学任教者同样有共鸣，李则纲引用吴晗的一个统计感叹：“投考清华的学生，还是高中毕业优秀分子。纵把小学除外，从初中算起，已经是受过六年中等历史教育。照讲成绩不至那样的低劣。但据吴先生的统计，4000投考学生中，能及格者，只四分之一。尤其者，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民国几年、西历几年一题，能及格的还不到半数。”①因此，以普及常识的尺度衡量，历史教育即称一塌糊涂;以国难当头亟须唤起民族意识的尺度衡量，历史教育更属无可辞咎。
至于失败之原因，各位作者的反思十分近似，大略可归结为三个方面。（1）师资之不足。李季谷指出：中学历史教员“往往由其他教员兼任之。史学本非其所长，自无一定之历史观”。顾颉刚文章也首先谈历史教员素养之不足，国家人才缺乏，许多历史工作者是“迫为人师”，焉能负起民族大义之责任？（2）教科书之不适用。教科书问题堪谓这次讨论中的热点，半数以上的学者都有论及。傅斯年、李则纲、李季谷、罗香林、吴景贤等5人的文章还属专论。普遍的观点是，近代以来教科书编写本就稀少，其方式又是各书局各自邀请作者编写，商业化因素浓而质量不高，历史教科书尤其等而下之。李季谷痛斥“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大率由书肆雇用之人员草率编辑而成。编者对于历史，未必有何等素养”，“与历史教育之目的，实相其甚远”。吴绳海则认为学生历史程度低劣“至少有一半原因在这（教科书）上面”。（3）教学法之不善。历史教员许多本属兼职，又无合适的教科书，如何教就大成问题。李季谷批评说，许多兼职教员，讲课前临时备课，上课时手忙脚乱，听者自然“兴味索然”。至于最常见的课堂讲授之法，则是照着教材或讲义“直念”，甚至还对着小学生朗诵教材，这种照本宣科的做法“最足使学生催眠的”。
此外，部分作者还提及政府和社会的因素。梁园东指出，教科书之所以不善，重要原因是教科书所依据的部颁“课程标准”“很成问题”。傅斯年也说，教育部的课程标准“颇不敢恭维”。孙正容、李季谷则对“五四”以来“科学救国”的口号多有抱怨，认为受这种社会心理驱使，历史一科既不受学校重视也不受学生重视，成了一种不足轻重之“点缀”。这些痛心疾首的反思背后，又包含着必须要对历史教学有一番大改进的潜台词。
（二）探討历史教学与民族主义之学理
自梁启超以来，历史之于民族主义的功用被反复申说，是历史教育理论中的热门话题之一。诸如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米舍勒（Michelet）
的“历史是民族的武器”等言论，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九一八事变后，此类论说尤其多见。诚如傅斯年所云，既有如此之多论说，“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但事实上，诸位作者在此次讨论中仍不惜笔墨，继续疾呼历史教育对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此类文字占专号篇幅的2/3左右。这反映出1935年这个特殊年代，历史教育者更深的焦虑。各家的主要观点，先前之研究多有介绍，不再赘述。①不过，除了共识之外，各方在讨论中也呈现出一些分歧，特别是几组学理问题的争议，恰是本次讨论之亮点。
首先是关于民族主义的尺度问题。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固然有增强凝聚力、唤醒爱国心的一面，也容易导致狭隘的排外主义和狂热的国家主义。专号讨论中，诸位作者都赞同将提倡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教学的基本目标，分歧在于要不要有所限制。傅斯年指出，提倡民族主义要注意真实性这个边界，“若是说过了火，既害事实，亦失作用”，“如造纸、印刷诸事，诚当大书特书，然若以为价值与发明蒸汽机相等，则近于妄”。金兆梓则指出民族主义并非灌输得越多越好，要注意“正面的培养”与“反面的刺激”之别。当前提倡后者太过，学生听得多了，反表现出“麻木”之状，“情感的刺激原不是可当家常便饭来受用的，只能做一种临时的兴奋剂”。刘真如、傅斯年则强调民族主义当与世界主义相调和，“我们是不能纯粹的建设国家精神而忘记了世界精神”。但这类声音在讨论中相对微弱，大多数文章还是一再呼吁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有恨铁不成钢之势。个别作者已表现出狂热苗头，鼓吹“忠于领袖”和“英雄史观”。
其次，“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区分问题。二者从价值取向到内容、方法有相近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这次讨论中，多位作者都论及二者的差异性，呼吁历史教学应有自己的考量，这一点并无争议。但对于二者共性的一面，历史教学该如何处理，则有明显分歧，比如真实性问题。顾颉刚、傅斯年强调历史教学的“求真”，提倡民族主义也不能有悖于客观、科学的原则。金兆梓、孙正容、刘真如等人则强调历史教学的“求用”，真实性固当遵守，但为了民族主义的目标，可以有所变通。金指出：“历史研究”态度应当是“科学的”，历史教学的态度却是“教育的”，其立场、内容的选择不能套用“科学上”的“金科玉律”。他举例说，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在“科学”的意义上无可指责，但在“教育”的意义上却有悖于“培养民族精神和理解民族统一性”。刘真如则用外国的实例指出，诸如欧洲史学家兰克、格林等曾以“唇枪舌剑的花样”去提倡国家、民族观念，“在客观的科学地位上也许有他们的错误，可由教育的观点上这正是历史家的态度”。
再者，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1922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教育界出现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潮，历史教学亦不例外。其时修订的“壬戌学制”和次年颁布的初高中历史“课程纲要”，都以美国教育为楷模，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教育”，教科书也开始打破国家和朝代之别，从全人类文化的演进着眼。②1930年代的中小学历史教育，一直受这种潮流的影响。但这次讨论中，部分作者对此提出强烈批评，用民族主义的尺度重新看待历史教学中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个人与国家之关系。郑鹤声痛斥“近年教育当局以为中国近来因西洋文化迅速输入，不暇作审慎之抉择”，“国民忘其民族固有之文化”而失去“民族自信”。孙正容指责：“新文化运动以来，群众的心理骤然得了解放，遂极端的趋向于个人自由主义;而昔日的伦理观念，完全受其破坏，于是遂形成今日散漫无秩序的现象。”于是相应地出现鼓吹“固有文化本位”，又鼓吹“国家本位”，提倡个人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服从的论调。对于这种倾向，也有作者提出异议。刘真如提醒道：“历史家应该有国家本位的精神，同时要有由国家本位的精神走入世界精神的理想。”吕思勉强调民族主义之养成当“改善社会组织”，不能只对个人求全责备。 （三）提出历史教学中贯彻民族主义具体方法
相对于学理上强调民族主义的教学目标，更重要的是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方法。这也正是当时《教与学》发起讨论的初衷所在。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文章对此都有回应。好几位作者都在申说了一番过往历史教育之失败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后就此停笔，有方法上之讨论者约占六成。这也突出反映了该话题是这次讨论中的难点所在。从回应的这些文章看，诸位作者还是充满了诚意和热情。围绕以民族主义改进历史教学之目标，他们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简而言之，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概括。
一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当反思“科学救国”之弊端，改变对历史教育的轻视。当前首应着手者，是改进中小学历史的“课程标准”，提高本国历史的分量，强调民族主义的目标。其次要组织编写合用之教科书，尤其是适合“国民教育”需要的本国通史。教科书的内容要精心编排，多歌颂为国为民的名臣勇将，贬斥汉奸以儆效尤。
二是学校和教师层面，当大力改进教学法。顾颉刚、张慕骞、梁园东、唐卢锋等人一再强调历史教学中“趣味性”的重要。因提倡民族主义容易陷入说教，若不在趣味性上多下功夫，恐适得其反。顾颉刚倡导历史教师多用“演讲法”教学，“不必跟着念书本”。张慕骞提倡历史教师要将课本外的“新资料补充进去”，“很好地活用”。历史图表、挂图、模型等教具也要尽量使用。此外，许多作者还强调了历史教学中的互动和体验。张慕骞指出，历史教学法有“注入式”和“启发式”之分，历史教员更当注意后者，课堂上要“常常发问”，带动学生参与。唐卢锋则呼吁，小学历史教育要注意儿童的特点，设法让儿童亲眼观察、亲自制作、亲自记载。这些方法在今天都不失借鉴意义。
三、影响和评价
因正中书局实力雄厚，专号出版后，在《申报》等大报上大做宣传，①加之发行方面又有官方人脉，所以很快流传全国，造成很大声势。1936年，北京的中学教师刘炎评价道，近年来“教育杂志和历史刊物”的类似讨论中，专号之影响“最为显著”。此言并不夸张。首先，它促进了1935年以来历史教学问题的讨论热潮，带动了新一轮专题讨论。专号推出不久，其他期刊纷纷效仿，也组织历史专家讨论近似主题，推出了一批专栏或新专号。如1936年，《勷大旬刊》（勷大为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推出“国难时期的历史教学”专栏;②1937年，《浙江青年》推出“历史教育专号”;③同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临时编写出版《历史教育》专刊。这些专栏、专号都标榜“实现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培植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等口号，与《教与学》“专号”异曲同工。前者的很多文章是对后者的呼应或争鸣。其次，它引起了官方对历史课程的重视，提高了历史教学的地位。专号出版后，很快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对它和其他专栏、专号中呼吁的改进建议，国民政府多有回应。最重要者，1935年后，国民政府对历史一科的重视程度大为提升。1938年，蒋介石甚至训示“史地教育是一切课程的中心”，“过去我们一般学校，只注重教授外国文和理化数学等功课，对于史地教学，教师与学生都不注重……以后，大家不可再蹈以前的覆辙。一定要特别注意历史、地理的教育”。④这是民国以来，历史教育不曾有过的社会地位。对于修改课程标准的建议，教育部也在1932年课标的基础上修訂颁布1936年版《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⑤对于编写教科书的呼吁，教育部1936年后也开始着手组织人力编写部颁历史教科书。⑥从这些反响来看，专号的讨论并非少数专家学者的坐而论道，而是对民国历史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实际推动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次讨论毕竟发生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论者的许多判断都带着强烈的焦虑，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如众人所强调的历史教育之失败，以今人的研究来看，1935年之前的几年，正是历史教育稳步发展的时期，进步是明显的。但在救亡的尺度下，这些进步却被一笔抹杀。再如众人认为无一合用的历史教科书，今天有不少被作为经典反复翻印，如夏曾佑、陈恭禄、吕思勉的中国史。再比如大多数人痛心疾首的“民族主义”问题，其实政府、社会何尝不重视？早在1928年南京政府第一次教育会议，即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原则，对“民族主义”强调有加。1932年的课程标准中，也大书特书“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⑦但在1935年看来，这些远不够。孙正容在讨论中亲承：“国难期间，一切均失其平衡的理智。”平时所不宜提倡者，现在则可以变通。但问题是这种失去理智的论说能否实现方法和目的的统一？特别是唤醒民族主义、激发民族精神这个核心问题，是否靠历史教学所能解决？吕思勉曾提醒众人注意：“日本有所谓‘代耕’之俗焉。一夫出征，则其所荒弃之田，其邻里代为之耕;而凡征人之妻子……医者或不取费，为之疗治……中国有之乎？”在他看来，“鼓吹训练人民、标榜一二英雄”只是“庸浅的功夫”。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个复杂问题。个人、国家、社会均有责任。个人固当爱国，但国家也要给予个人以国民的权利，社会也要负起公益的职责，如此国民方知家国一体、共赴国难。若仅依靠单方面的灌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故激发民族精神，断非历史教学所能独任。历史工作者固然当努力，但国家、社会的作为似更重要。遗憾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对历史教学的责任一再强调，而于国家、政府之应尽责任未见有何改观，反倒是趁着民族主义的呼吁贩卖“忠于领袖”等论调，国民的民族意识也就继续“失败”下去，历史界也就继续痛心国民之散漫、汉奸之多出，于是也就不断有新一轮的民族主义与历史教学的讨论。①这是抗战时期民国历史教育的一个怪圈。
【作者简介】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王瑞莹，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历史教学专号，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46-06
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历史之于国家、民族的作用渐为国人熟知，被奉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①1935年，日本继吞并东北之后又策划“华北自治”。国难当头，广大史学工作者对历史教育的功用、目标、方法等问题有一番新的审视。如何革新中小学历史教学以培育民族精神、应对民族危亡，成为思考的主题，相关讨论文章不断涌现。其中，《教与学》杂志以“历史教学专号”（以下简称“专号”）形式组织的大讨论，汇集了傅斯年、吕思勉、顾颉刚等史学大家，以及孙正容等中小学教学名师，成为这一轮讨论中最显著的篇章。②对此，前人研究民国史地教育或史学理论的文章常有提及。③不过，到目前为止，局限于摘引专号中若干人物的零星言论，未免有割裂之感，这次大讨论的来龙去脉至今仍不太清楚，尚有做通盘考察之必要。本文即以梳理本次历史教学大讨论之前因后果为基础，窥探抗日救国与历史教学之因应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讨论之由来与“历史教学专号”的推出
近代意义上的历史教育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不过，很长时间内，受制于政局动荡、师资不足等原因，历史教学未能走出“由经入史”的旧学门径，尚不具备学科特色。④教学实务之不昌，自然限制了学理及方法上的讨论。故清末民初，教育类报刊与论说大量涌现，但面向历史教学的文章凤毛麟角。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教育杂志》曾将该刊1～23卷（对应时间为1909—1930年）目录制成分类索引，其中有关历史教育者（包含“史地课程”和“历史教学法”）只寥寥三五篇，远少于“语文课程”（25篇），也不及“艺术课程”（8篇）。⑤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种冷冷清清的局面出现改观，针对历史教学的讨论文章日漸增多，到1935年甚至形成一个小高潮，年内至少有30余篇期刊文章，10余篇报纸文章发表。推原其故，有两点最可注意，一是1927年北伐胜利后，民国教育进入一个十年稳定发展时期。历史教育亦得到长足发展，课程标准、师资情况和教学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①实务的进步亦推动了理论的探讨。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鸦片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国难当头，知识界每每痛心于国民之麻木不仁、汉奸之层出不穷，亟亟于唤醒民族意识，以全民族之力抗日救亡。因而，许多人注意到了历史在提倡民族主义方面的特殊功用。是以该时期讨论历史教育的文章，大多冠以《历史教育与民族之再生》《历史教育与边疆》等题目，深刻打上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烙印。②1935年日本策划冀东事变，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亡更甚于九一八之际。社会对历史教育的期待也更显急切，在历史教育中强调民族主义的呼声更加高涨，相关文章也就不断见诸报端。③报刊之善于经营者，都注意到了这一思想潮流，遂有一系列因势利导之编辑策划，此不独《教与学》为然。
但以讨论的发起之早、声势之大，《教与学》仍明显强于其他报刊。究其原因，则不得不谈到该杂志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相比《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中华书局主办）等教育名刊，《教与学》创刊甚晚，1935年7月才推出第1期，主办方系陈立夫创立的“正中书局”，主要经营者叶楚伧、吴大钧都在国民党高层任职，在政、商两界都有很深的人脉。由此，《教与学》创刊不久就取得了教育部“部令”发行的特权，发行量迅速从3000份暴增至15000份，一跃而成为当时教育界第一大刊。④也正是由于这一人脉，该刊对官方意志的反应较一般刊物灵敏。该刊创刊之际，正是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之时，蒋介石、陈立夫等政要也在焦虑历史教育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蒋在日记中常感叹“华北倭寇谋危宜迫，而国人又不识大体”，又谓“国人毫无组织，不知奋勉”。⑤故这一年内，蒋介石多次出席教育活动，在演讲中屡屡强调教育对救亡之责任，希望各界发“教育救国之大愿”。史地教育因契合蒋提倡的四维八德和救亡所必须之爱国心，尤被多次申说。⑥主管宣传文教的陈立夫也有类似言论。作为蒋和陈身边的红人，叶楚伧自然对此心领神会。所以，1935年发起一个历史教育的专题讨论，既顺应思想界之潮流，又迎合官方之意志，一举多得。于是，在组织这次讨论之际，叶楚伧显得十分积极，很多安排亲自操刀。1935年8月初，叶以信函方式向文教界发出邀请，希望围绕“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发扬民族精神”问题各抒所见。各方反响十分积极。至9月底，“不但收到很多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是非常的名贵精彩”，⑦非专栏所能容纳，遂决定将10月份出版的《教与学》第4期冠以“历史教育专号”，以集中刊载讨论文章。
二、讨论内容和重要观点
《教与学》创刊号中标榜其旨趣为沟通“学校教育”与“国家社会需要”，做“理论”与“实行”之间的媒介，⑧其发行对象主要是各地中小学校。由此，文章的选择自然受到这两个编辑方针的影响。见诸于“专号”者，共有20位作者的20篇文章。从所附的“作者小传”来看，这20位作者主要来自四个群体：一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大学教授，如傅斯年、顾颉刚、李则纲等;二是中小学的一线教师，如孙正容、张暮骞等;三是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或图书编辑，如吕思勉、缪凤林、金兆梓等;四是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人员，如教育部编审处官员郑鹤声。他们也恰好代表了历史教育最重要的几个领域。“专号”中从事“理论”与“实务”者大体各半，可谓历史研究与中小学历史教学的一次对话。而且作者之领域不同，观察之角度与论说之重点亦不同，所以主题虽同是“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发扬民族精神”，但各家申说却不似一种简答式的被动回应，而是就各自专长和经历各抒所见，有呼应也有质疑，内容十分丰富。至于具体的论题，通过目录已可看出大概，见表1（下文凡出自专号之文章，不再出注）。大而言之，可划分为三个方面。 （一）反思过往历史教育之失败
各方论及“如何发扬民族精神”之前，都对过往之历史教学先有一番检讨，且都言之痛心。20位作者中，无一人持肯定态度者。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任教的梁园东，其文章冠以《历史程度低落问题》，开篇即痛陈中学毕业生“往往连最普通的常识都答不出来”。张慕骞更是指出：“近几年来，尤其是每况愈下;中学会考闹出不少笑话，大学入学试验，也留下不少的谈资。怪不得有人大声疾呼说我国历史教育的失败了。”大学任教者同样有共鸣，李则纲引用吴晗的一个统计感叹：“投考清华的学生，还是高中毕业优秀分子。纵把小学除外，从初中算起，已经是受过六年中等历史教育。照讲成绩不至那样的低劣。但据吴先生的统计，4000投考学生中，能及格者，只四分之一。尤其者，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民国几年、西历几年一题，能及格的还不到半数。”①因此，以普及常识的尺度衡量，历史教育即称一塌糊涂;以国难当头亟须唤起民族意识的尺度衡量，历史教育更属无可辞咎。
至于失败之原因，各位作者的反思十分近似，大略可归结为三个方面。（1）师资之不足。李季谷指出：中学历史教员“往往由其他教员兼任之。史学本非其所长，自无一定之历史观”。顾颉刚文章也首先谈历史教员素养之不足，国家人才缺乏，许多历史工作者是“迫为人师”，焉能负起民族大义之责任？（2）教科书之不适用。教科书问题堪谓这次讨论中的热点，半数以上的学者都有论及。傅斯年、李则纲、李季谷、罗香林、吴景贤等5人的文章还属专论。普遍的观点是，近代以来教科书编写本就稀少，其方式又是各书局各自邀请作者编写，商业化因素浓而质量不高，历史教科书尤其等而下之。李季谷痛斥“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大率由书肆雇用之人员草率编辑而成。编者对于历史，未必有何等素养”，“与历史教育之目的，实相其甚远”。吴绳海则认为学生历史程度低劣“至少有一半原因在这（教科书）上面”。（3）教学法之不善。历史教员许多本属兼职，又无合适的教科书，如何教就大成问题。李季谷批评说，许多兼职教员，讲课前临时备课，上课时手忙脚乱，听者自然“兴味索然”。至于最常见的课堂讲授之法，则是照着教材或讲义“直念”，甚至还对着小学生朗诵教材，这种照本宣科的做法“最足使学生催眠的”。
此外，部分作者还提及政府和社会的因素。梁园东指出，教科书之所以不善，重要原因是教科书所依据的部颁“课程标准”“很成问题”。傅斯年也说，教育部的课程标准“颇不敢恭维”。孙正容、李季谷则对“五四”以来“科学救国”的口号多有抱怨，认为受这种社会心理驱使，历史一科既不受学校重视也不受学生重视，成了一种不足轻重之“点缀”。这些痛心疾首的反思背后，又包含着必须要对历史教学有一番大改进的潜台词。
（二）探討历史教学与民族主义之学理
自梁启超以来，历史之于民族主义的功用被反复申说，是历史教育理论中的热门话题之一。诸如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米舍勒（Michelet）
的“历史是民族的武器”等言论，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九一八事变后，此类论说尤其多见。诚如傅斯年所云，既有如此之多论说，“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但事实上，诸位作者在此次讨论中仍不惜笔墨，继续疾呼历史教育对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此类文字占专号篇幅的2/3左右。这反映出1935年这个特殊年代，历史教育者更深的焦虑。各家的主要观点，先前之研究多有介绍，不再赘述。①不过，除了共识之外，各方在讨论中也呈现出一些分歧，特别是几组学理问题的争议，恰是本次讨论之亮点。
首先是关于民族主义的尺度问题。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固然有增强凝聚力、唤醒爱国心的一面，也容易导致狭隘的排外主义和狂热的国家主义。专号讨论中，诸位作者都赞同将提倡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教学的基本目标，分歧在于要不要有所限制。傅斯年指出，提倡民族主义要注意真实性这个边界，“若是说过了火，既害事实，亦失作用”，“如造纸、印刷诸事，诚当大书特书，然若以为价值与发明蒸汽机相等，则近于妄”。金兆梓则指出民族主义并非灌输得越多越好，要注意“正面的培养”与“反面的刺激”之别。当前提倡后者太过，学生听得多了，反表现出“麻木”之状，“情感的刺激原不是可当家常便饭来受用的，只能做一种临时的兴奋剂”。刘真如、傅斯年则强调民族主义当与世界主义相调和，“我们是不能纯粹的建设国家精神而忘记了世界精神”。但这类声音在讨论中相对微弱，大多数文章还是一再呼吁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有恨铁不成钢之势。个别作者已表现出狂热苗头，鼓吹“忠于领袖”和“英雄史观”。
其次，“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区分问题。二者从价值取向到内容、方法有相近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这次讨论中，多位作者都论及二者的差异性，呼吁历史教学应有自己的考量，这一点并无争议。但对于二者共性的一面，历史教学该如何处理，则有明显分歧，比如真实性问题。顾颉刚、傅斯年强调历史教学的“求真”，提倡民族主义也不能有悖于客观、科学的原则。金兆梓、孙正容、刘真如等人则强调历史教学的“求用”，真实性固当遵守，但为了民族主义的目标，可以有所变通。金指出：“历史研究”态度应当是“科学的”，历史教学的态度却是“教育的”，其立场、内容的选择不能套用“科学上”的“金科玉律”。他举例说，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在“科学”的意义上无可指责，但在“教育”的意义上却有悖于“培养民族精神和理解民族统一性”。刘真如则用外国的实例指出，诸如欧洲史学家兰克、格林等曾以“唇枪舌剑的花样”去提倡国家、民族观念，“在客观的科学地位上也许有他们的错误，可由教育的观点上这正是历史家的态度”。
再者，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1922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教育界出现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潮，历史教学亦不例外。其时修订的“壬戌学制”和次年颁布的初高中历史“课程纲要”，都以美国教育为楷模，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教育”，教科书也开始打破国家和朝代之别，从全人类文化的演进着眼。②1930年代的中小学历史教育，一直受这种潮流的影响。但这次讨论中，部分作者对此提出强烈批评，用民族主义的尺度重新看待历史教学中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个人与国家之关系。郑鹤声痛斥“近年教育当局以为中国近来因西洋文化迅速输入，不暇作审慎之抉择”，“国民忘其民族固有之文化”而失去“民族自信”。孙正容指责：“新文化运动以来，群众的心理骤然得了解放，遂极端的趋向于个人自由主义;而昔日的伦理观念，完全受其破坏，于是遂形成今日散漫无秩序的现象。”于是相应地出现鼓吹“固有文化本位”，又鼓吹“国家本位”，提倡个人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服从的论调。对于这种倾向，也有作者提出异议。刘真如提醒道：“历史家应该有国家本位的精神，同时要有由国家本位的精神走入世界精神的理想。”吕思勉强调民族主义之养成当“改善社会组织”，不能只对个人求全责备。 （三）提出历史教学中贯彻民族主义具体方法
相对于学理上强调民族主义的教学目标，更重要的是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方法。这也正是当时《教与学》发起讨论的初衷所在。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文章对此都有回应。好几位作者都在申说了一番过往历史教育之失败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后就此停笔，有方法上之讨论者约占六成。这也突出反映了该话题是这次讨论中的难点所在。从回应的这些文章看，诸位作者还是充满了诚意和热情。围绕以民族主义改进历史教学之目标，他们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简而言之，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概括。
一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当反思“科学救国”之弊端，改变对历史教育的轻视。当前首应着手者，是改进中小学历史的“课程标准”，提高本国历史的分量，强调民族主义的目标。其次要组织编写合用之教科书，尤其是适合“国民教育”需要的本国通史。教科书的内容要精心编排，多歌颂为国为民的名臣勇将，贬斥汉奸以儆效尤。
二是学校和教师层面，当大力改进教学法。顾颉刚、张慕骞、梁园东、唐卢锋等人一再强调历史教学中“趣味性”的重要。因提倡民族主义容易陷入说教，若不在趣味性上多下功夫，恐适得其反。顾颉刚倡导历史教师多用“演讲法”教学，“不必跟着念书本”。张慕骞提倡历史教师要将课本外的“新资料补充进去”，“很好地活用”。历史图表、挂图、模型等教具也要尽量使用。此外，许多作者还强调了历史教学中的互动和体验。张慕骞指出，历史教学法有“注入式”和“启发式”之分，历史教员更当注意后者，课堂上要“常常发问”，带动学生参与。唐卢锋则呼吁，小学历史教育要注意儿童的特点，设法让儿童亲眼观察、亲自制作、亲自记载。这些方法在今天都不失借鉴意义。
三、影响和评价
因正中书局实力雄厚，专号出版后，在《申报》等大报上大做宣传，①加之发行方面又有官方人脉，所以很快流传全国，造成很大声势。1936年，北京的中学教师刘炎评价道，近年来“教育杂志和历史刊物”的类似讨论中，专号之影响“最为显著”。此言并不夸张。首先，它促进了1935年以来历史教学问题的讨论热潮，带动了新一轮专题讨论。专号推出不久，其他期刊纷纷效仿，也组织历史专家讨论近似主题，推出了一批专栏或新专号。如1936年，《勷大旬刊》（勷大为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推出“国难时期的历史教学”专栏;②1937年，《浙江青年》推出“历史教育专号”;③同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临时编写出版《历史教育》专刊。这些专栏、专号都标榜“实现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培植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等口号，与《教与学》“专号”异曲同工。前者的很多文章是对后者的呼应或争鸣。其次，它引起了官方对历史课程的重视，提高了历史教学的地位。专号出版后，很快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对它和其他专栏、专号中呼吁的改进建议，国民政府多有回应。最重要者，1935年后，国民政府对历史一科的重视程度大为提升。1938年，蒋介石甚至训示“史地教育是一切课程的中心”，“过去我们一般学校，只注重教授外国文和理化数学等功课，对于史地教学，教师与学生都不注重……以后，大家不可再蹈以前的覆辙。一定要特别注意历史、地理的教育”。④这是民国以来，历史教育不曾有过的社会地位。对于修改课程标准的建议，教育部也在1932年课标的基础上修訂颁布1936年版《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⑤对于编写教科书的呼吁，教育部1936年后也开始着手组织人力编写部颁历史教科书。⑥从这些反响来看，专号的讨论并非少数专家学者的坐而论道，而是对民国历史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实际推动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次讨论毕竟发生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论者的许多判断都带着强烈的焦虑，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如众人所强调的历史教育之失败，以今人的研究来看，1935年之前的几年，正是历史教育稳步发展的时期，进步是明显的。但在救亡的尺度下，这些进步却被一笔抹杀。再如众人认为无一合用的历史教科书，今天有不少被作为经典反复翻印，如夏曾佑、陈恭禄、吕思勉的中国史。再比如大多数人痛心疾首的“民族主义”问题，其实政府、社会何尝不重视？早在1928年南京政府第一次教育会议，即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原则，对“民族主义”强调有加。1932年的课程标准中，也大书特书“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⑦但在1935年看来，这些远不够。孙正容在讨论中亲承：“国难期间，一切均失其平衡的理智。”平时所不宜提倡者，现在则可以变通。但问题是这种失去理智的论说能否实现方法和目的的统一？特别是唤醒民族主义、激发民族精神这个核心问题，是否靠历史教学所能解决？吕思勉曾提醒众人注意：“日本有所谓‘代耕’之俗焉。一夫出征，则其所荒弃之田，其邻里代为之耕;而凡征人之妻子……医者或不取费，为之疗治……中国有之乎？”在他看来，“鼓吹训练人民、标榜一二英雄”只是“庸浅的功夫”。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个复杂问题。个人、国家、社会均有责任。个人固当爱国，但国家也要给予个人以国民的权利，社会也要负起公益的职责，如此国民方知家国一体、共赴国难。若仅依靠单方面的灌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故激发民族精神，断非历史教学所能独任。历史工作者固然当努力，但国家、社会的作为似更重要。遗憾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对历史教学的责任一再强调，而于国家、政府之应尽责任未见有何改观，反倒是趁着民族主义的呼吁贩卖“忠于领袖”等论调，国民的民族意识也就继续“失败”下去，历史界也就继续痛心国民之散漫、汉奸之多出，于是也就不断有新一轮的民族主义与历史教学的讨论。①这是抗战时期民国历史教育的一个怪圈。
【作者简介】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王瑞莹，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