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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福布斯和胡润榜的历年数据,中国富豪似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富豪更容易“犯事”。
落马在中国
富豪榜本是舶来品。自从198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首张富豪榜以来,全球老百姓就养成了每年看富人们被动“晒资产”的习惯,中国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感觉实在看别人热闹。直到1999年11月,英国小伙胡润制作了第一张“中国50富豪榜”,尽管他们的财富和世界首富们不在一个数量级,身处在崛起中大国的富豪们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2000年,最早接触胡润的财经媒体人,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的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指出:“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没说多久,富豪榜排名16位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而获刑,并且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富豪落马。因此,富豪榜从2002年开始就被取了“杀猪榜”的诨名。
根据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自1999年以来,共有1330位中国企业家上榜,其中发生变故的有49人——被判刑17人,尚未宣判的2人,10人正在接受调查,7人曾被调查,7人下落不明,6人去世。由于这些数据仅限于2009年8月26日之前的公开资料,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发生中国问题富豪未被写入报告。
胡润百富榜认为,除去自然死亡、英年早逝以及破产的富豪,最符合“落马”概念的是那群被正式定罪的一部分人,如顾雏军、杨斌、周正毅等企业家(17人),还有一些带问号的富豪,如被相关部门调查的黄光裕等(10人)。这部分群体虽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约占所有上榜企业家的2%),但要对他们进行“落马”原因的分类却极其困难。李经纬、仰融的经历携带着早期国企和民企“产权不分”的烙印;张荣坤和刘根山则让人不断追问“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指出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四点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不独立、容易被更有权势的力量操纵;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也还是前赴后继。
自从胡润和福布斯分道扬镳以来,后者也从2003年推出中国富豪榜。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问题富豪”七成以上出身农民,只有初中文化,他们的发家史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概括。这批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冒险,迅速打通财富之门。唐万新从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从卖馄饨起家做成上海首富……这些“问题富豪”出道时都是一贫如洗,却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资本家需要几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福布斯全球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Flannery)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
国外“落马率”
已经评选28次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始终没有设立类似“问题富豪”的子榜单,也许是“落马率”太低的缘故。福布斯全球富豪所谓的“问题”更多是资产缩水。“富豪榜在昔日是光荣的象征,如今则更像是税务官員、平均主义者和考虑离婚的女人们的猎杀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曾如此描述经历金融危机洗礼后的福布斯富豪榜,10亿美元以上的上榜富豪人数从2008年的1125人减少到2009年的793人,上榜净资产总额也从4.4万亿美元锐减至2.4万亿美元,损失将近一半。
而福布斯富豪大多寿终正寝,2009年1月7日自杀的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福布斯和胡润榜的历年数据,中国富豪似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富豪更容易“犯事”。
落马在中国
富豪榜本是舶来品。自从198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首张富豪榜以来,全球老百姓就养成了每年看富人们被动“晒资产”的习惯,中国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感觉实在看别人热闹。直到1999年11月,英国小伙胡润制作了第一张“中国50富豪榜”,尽管他们的财富和世界首富们不在一个数量级,身处在崛起中大国的富豪们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2000年,最早接触胡润的财经媒体人,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的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指出:“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没说多久,富豪榜排名16位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而获刑,并且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富豪落马。因此,富豪榜从2002年开始就被取了“杀猪榜”的诨名。
根据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自1999年以来,共有1330位中国企业家上榜,其中发生变故的有49人——被判刑17人,尚未宣判的2人,10人正在接受调查,7人曾被调查,7人下落不明,6人去世。由于这些数据仅限于2009年8月26日之前的公开资料,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发生中国问题富豪未被写入报告。
胡润百富榜认为,除去自然死亡、英年早逝以及破产的富豪,最符合“落马”概念的是那群被正式定罪的一部分人,如顾雏军、杨斌、周正毅等企业家(17人),还有一些带问号的富豪,如被相关部门调查的黄光裕等(10人)。这部分群体虽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约占所有上榜企业家的2%),但要对他们进行“落马”原因的分类却极其困难。李经纬、仰融的经历携带着早期国企和民企“产权不分”的烙印;张荣坤和刘根山则让人不断追问“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指出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四点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不独立、容易被更有权势的力量操纵;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也还是前赴后继。
自从胡润和福布斯分道扬镳以来,后者也从2003年推出中国富豪榜。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问题富豪”七成以上出身农民,只有初中文化,他们的发家史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概括。这批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冒险,迅速打通财富之门。唐万新从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从卖馄饨起家做成上海首富……这些“问题富豪”出道时都是一贫如洗,却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资本家需要几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福布斯全球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Flannery)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
国外“落马率”
已经评选28次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始终没有设立类似“问题富豪”的子榜单,也许是“落马率”太低的缘故。福布斯全球富豪所谓的“问题”更多是资产缩水。“富豪榜在昔日是光荣的象征,如今则更像是税务官員、平均主义者和考虑离婚的女人们的猎杀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曾如此描述经历金融危机洗礼后的福布斯富豪榜,10亿美元以上的上榜富豪人数从2008年的1125人减少到2009年的793人,上榜净资产总额也从4.4万亿美元锐减至2.4万亿美元,损失将近一半。
而福布斯富豪大多寿终正寝,2009年1月7日自杀的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