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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经两月有余，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连，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这天，大清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于是，我们可以说，此日堪称中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天。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这天下午，恽毓鼎前去拜访民政大臣赵秉钧。当赵对他诉说辞位情状，这位忠心耿耿的史官不禁垂泪，在日记中，他沉痛地说：“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在上海的郑孝胥，这天的日记则只有十数字，“骤暖，甚有春气。风起”，还有两个访客的名字，直至五天后的除夕，他全文照录了逊位诏书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慨叹方今之世，一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伤感地结束了这篇日记，和这一年。
1911年10月30日•动摇
2月12日的朝见仪式充满悲情。赵秉钧告诉恽毓鼎，太后满面戚容，向大臣们倾诉作为失国太后的内心忧愤：三年来她深居宫中，并不曾干预政事，孰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恽毓鼎：《澄斋日记》）说到伤心之处，隆裕不禁失声痛哭。
三年前，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太后临终遗命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由载沣摄政。隆裕对此颇为不悦，因为她很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于是，皇太后以后常与摄政王因事发生龃龉。（《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在皇族们后来的回忆中，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远远比不上她那位精明强干的姑妈。在“国服”期间，她便听从宠监张兰德怂恿，在宫中兴建“水晶宫”，作为休闲之所。在帝制时代，这属极严重的问题。何况，当时朝廷正筹备海、陆两军，费用不足，然而隆裕照旧命令度支部拨款来修建宫殿。
隆裕不曾料到，自己是酣歌于漏舟之中。从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起，经历18世纪康雍乾三朝——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乾纲独断，君权臻于极致；进入19世纪，是暗淡、内忧外患交迫的一个世纪，上一世纪蕴集着的种种社会矛盾纷纷呈现。大清被强迫拉入近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它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同光两朝，不时出现复苏迹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最后十年新政。直至武昌兵变，人心动摇，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
于是，太后、疆吏、党人、民众都卷入了连串的历史漩涡之中，皆被时势推着走，同时也推着时势走。投身其中的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见《张謇存稿》）新军武昌兵变之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独立，朝廷急于消弭祸乱，稳定大局，可以说是步步退让。
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朝廷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书中言及当下“区夏沸腾，人心动摇”。在1911年10月末，疆吏、名士和党人们，以漫长岁月构筑而成的君父世界在人心和世界动荡中碎裂了，那曾是国人两千年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
清廷希望用这老法子唤起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情。神灵不安于飨祀，生民有涂炭危险，“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诏书中比张謇更深刻地检点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一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一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此番对新政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十年来除旧布新，把一代人拖进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二千年来历史沉淀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为了收拾人心，朝廷的对策是更快地滑向全变速变。罪己诏中既宽赦了变乱的新军，也彻底解除满汉畛域。最关键的一着是“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1月1日，摄政王立准皇族内阁集体辞职，紧接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部署湖北军务之后，迅速来京组阁。在此之前，摄政王迫于形势，已经三次下谕旨起用袁世凯。11月2日，资政院拟就《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称作“十九信条”。这个制宪原则深得英国宪法精神，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决策由国会作出，皇室的经费都需经过国会决议。立宪党人追求多年的东西，终于在空前的危机之下实现了。
依据十九信条，资政院提出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违宪，政府便收回成命。资政院在11月8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袁世凯得票最多，于是，朝廷方以皇帝名义再次发表任命上谕。此外，摄政王还代替尚在冲龄的皇帝，到太庙宣誓，表示皇室将遵守信条。
1911年12月6日•瓦解
多年之后，当日在养心殿辞位的溥仪，抱怨父亲起用袁世凯，让自己“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我的前半生》）他认定袁世凯到北京后，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载沣之弟载涛亦说，载沣本不愿请这个大对头出山，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指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予摄政王无上的权限。举凡赏罚升迁、军国政事，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若有须请皇太后懿旨之处，必须摄政王当面请行，他人不能擅传。然而载沣从小因兄长是皇帝，和他的父亲奕譞一样，活得谦卑谨慎，锐气早消。溥仪长大后，曾经看过父亲监国三年的日记，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没找到多少材料，只发现有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他因此判断父亲的生活可谓贫乏至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显然，载沣是个放错了位置的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溥仪、载涛等认定这是摄政王在与袁世凯、隆裕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汇报中，记录当时的舆论反应，“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一派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还猜测隆裕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载润的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载沣个人无良策应付时局，惟不欲以自己名义下逊位诏书，故而辞去监国之职。
溥仪等皇室成员，和一般舆论，大概都没有真正把十九信条当回事。遵守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袁内阁已经主理政事，摄政王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经退出了政治决策中枢，懿旨中亦有要诸王公“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这样的约束之语。
隆裕懿旨中用“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形容当前形势。人心从“摇动”到“瓦解”何止于数日数月数年。从1840年以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动人心目，尽管缓慢，尽管芜杂，却也在推演既强韧又脆弱的人心。最后十年，一场迟来的、急速的变革让清廷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新政粉碎了专制君权的基石。在摄政王归藩的懿旨中，对载沣的指责可谓严厉，“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公正地说，一人之力，何至于此？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已成为了孤独无依的东西。
就在武昌起义之后，朝廷发布了“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乐曲是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的皇家颂歌。大清国歌虚浮华丽，粉饰太平。祈祷皇权永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高蹈昂扬：“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两种旋律，两种胸怀。自不难窥见，水样的人心，会聚集如潮，去载哪一艘船只。
1912年2月12日•辞位
由于年龄太小，溥仪不曾参与达成退位妥协过程中的博弈。在种种利益考量中，也没有领略妥协、隐忍、平衡以及包容的政治艺术。最后那段日子，在他记忆里浓缩成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着眼。她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那时候，他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殿里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抽缩着鼻子，声响很大，一边说着话。后来溥仪才知道，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他惟一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
从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四次停战谈判，事实上已进入议和阶段。袁世凯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1910年4月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禁的汪精卫，已于11月开释，汪精卫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袁渐渐倾向共和，不做“曾国藩第二”，要做“汉族的华盛顿”。
溥仪记忆中那次会面是在1月16日。那天袁世凯与内阁成员奏请朝廷，要求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溥仪认为，密奏中最令太后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大清成了“三无”朝廷：无兵可用，无地可容，无友可助。还有那外国的历史教训，法兰西皇族便因不顺民意而至子孙无存。
隆裕是否如溥仪所说“给吓昏了”，如今无法考究。毫无疑问，太后的心理防堤在那一天碎了。袁世凯离宫回府途中，在东安市场外遭遇革命党人的炸弹，乘机称病，不再入朝。接着便在几天内连开数次御前会议。此时的满清皇族们，载沣、载涛，奕劻、善耆等各有党羽，外界风传有“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 胡思敬：《国闻备乘》）。如此混乱的朝局，每个人都与君权相关，却无人真正把君权放在眼里。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因此断定，“即使后来的袁世凯，还想做曾国藩，恐也未必能挽救清朝的颠覆”。（《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7日御前会议上，溥伦提出清帝自行逊位，由袁世凯做总统，奕劻附议。恭王溥伟、载泽等强烈反对，隆裕唯有伏案啜泣。19日御前会议，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诸人提出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与会王公们自然一致反对。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亲贵竭力反对共和，提出太后用宫中金银作犒赏，任用冯国璋破敌。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要求皇上赏兵杀敌报国。太后便问主管陆军的载涛兵力如何。载涛回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后来在皇族们的回忆中，隆裕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庸碌无识，但不得不说她此刻表现出理性和自知之明。她明白这些亲贵猖狂少年靠不住。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官员们纷纷转移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隆裕此时真的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在2月12日，太后再次挥泪，面对着往昔的臣工们，她抱怨危局之下，亲贵们没有什么对策 ，只知保存性命财产，置孤儿寡母于不顾。后来溥仪在自传里补充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事实上，直至12日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难怪两日后，《顺天时报》发表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皇帝和共和派彼此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和平而不失体面地下台。此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曾令不少西方人惊诧，他们称之为“体面的逊位”。无疑，隆裕太后自有一份历史功业。
张謇起草的这份退位诏中，再次提到人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失败亡国的恐惧，太监张兰德的危言耸听，都在隆裕的考量之中，除此之外，隆裕决然共和，或许她真得感受到了“天命”的力量。从前新旧王朝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两千年来皇权与天命相连，他们将之神秘化。然而说穿了，天命便是人心；得失在于人心，决非一句空言。
这一次，跳出了王朝轮替。人心如水，几十年间催生出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终于冲垮了帝制的牢笼。在《逊位诏书》这份有宪法意义的文件里，清帝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以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搞复辟都没有出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经两月有余，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连，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这天，大清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于是，我们可以说，此日堪称中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天。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这天下午，恽毓鼎前去拜访民政大臣赵秉钧。当赵对他诉说辞位情状，这位忠心耿耿的史官不禁垂泪，在日记中，他沉痛地说：“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在上海的郑孝胥，这天的日记则只有十数字，“骤暖，甚有春气。风起”，还有两个访客的名字，直至五天后的除夕，他全文照录了逊位诏书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慨叹方今之世，一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伤感地结束了这篇日记，和这一年。
1911年10月30日•动摇
2月12日的朝见仪式充满悲情。赵秉钧告诉恽毓鼎，太后满面戚容，向大臣们倾诉作为失国太后的内心忧愤：三年来她深居宫中，并不曾干预政事，孰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恽毓鼎：《澄斋日记》）说到伤心之处，隆裕不禁失声痛哭。
三年前，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太后临终遗命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由载沣摄政。隆裕对此颇为不悦，因为她很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于是，皇太后以后常与摄政王因事发生龃龉。（《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在皇族们后来的回忆中，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远远比不上她那位精明强干的姑妈。在“国服”期间，她便听从宠监张兰德怂恿，在宫中兴建“水晶宫”，作为休闲之所。在帝制时代，这属极严重的问题。何况，当时朝廷正筹备海、陆两军，费用不足，然而隆裕照旧命令度支部拨款来修建宫殿。
隆裕不曾料到，自己是酣歌于漏舟之中。从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起，经历18世纪康雍乾三朝——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乾纲独断，君权臻于极致；进入19世纪，是暗淡、内忧外患交迫的一个世纪，上一世纪蕴集着的种种社会矛盾纷纷呈现。大清被强迫拉入近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它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同光两朝，不时出现复苏迹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最后十年新政。直至武昌兵变，人心动摇，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
于是，太后、疆吏、党人、民众都卷入了连串的历史漩涡之中，皆被时势推着走，同时也推着时势走。投身其中的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见《张謇存稿》）新军武昌兵变之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独立，朝廷急于消弭祸乱，稳定大局，可以说是步步退让。
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朝廷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书中言及当下“区夏沸腾，人心动摇”。在1911年10月末，疆吏、名士和党人们，以漫长岁月构筑而成的君父世界在人心和世界动荡中碎裂了，那曾是国人两千年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
清廷希望用这老法子唤起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情。神灵不安于飨祀，生民有涂炭危险，“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诏书中比张謇更深刻地检点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一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一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此番对新政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十年来除旧布新，把一代人拖进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二千年来历史沉淀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为了收拾人心，朝廷的对策是更快地滑向全变速变。罪己诏中既宽赦了变乱的新军，也彻底解除满汉畛域。最关键的一着是“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1月1日，摄政王立准皇族内阁集体辞职，紧接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部署湖北军务之后，迅速来京组阁。在此之前，摄政王迫于形势，已经三次下谕旨起用袁世凯。11月2日，资政院拟就《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称作“十九信条”。这个制宪原则深得英国宪法精神，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决策由国会作出，皇室的经费都需经过国会决议。立宪党人追求多年的东西，终于在空前的危机之下实现了。
依据十九信条，资政院提出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违宪，政府便收回成命。资政院在11月8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袁世凯得票最多，于是，朝廷方以皇帝名义再次发表任命上谕。此外，摄政王还代替尚在冲龄的皇帝，到太庙宣誓，表示皇室将遵守信条。
1911年12月6日•瓦解
多年之后，当日在养心殿辞位的溥仪，抱怨父亲起用袁世凯，让自己“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我的前半生》）他认定袁世凯到北京后，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载沣之弟载涛亦说，载沣本不愿请这个大对头出山，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指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予摄政王无上的权限。举凡赏罚升迁、军国政事，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若有须请皇太后懿旨之处，必须摄政王当面请行，他人不能擅传。然而载沣从小因兄长是皇帝，和他的父亲奕譞一样，活得谦卑谨慎，锐气早消。溥仪长大后，曾经看过父亲监国三年的日记，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没找到多少材料，只发现有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他因此判断父亲的生活可谓贫乏至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显然，载沣是个放错了位置的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溥仪、载涛等认定这是摄政王在与袁世凯、隆裕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汇报中，记录当时的舆论反应，“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一派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还猜测隆裕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载润的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载沣个人无良策应付时局，惟不欲以自己名义下逊位诏书，故而辞去监国之职。
溥仪等皇室成员，和一般舆论，大概都没有真正把十九信条当回事。遵守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袁内阁已经主理政事，摄政王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经退出了政治决策中枢，懿旨中亦有要诸王公“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这样的约束之语。
隆裕懿旨中用“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形容当前形势。人心从“摇动”到“瓦解”何止于数日数月数年。从1840年以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动人心目，尽管缓慢，尽管芜杂，却也在推演既强韧又脆弱的人心。最后十年，一场迟来的、急速的变革让清廷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新政粉碎了专制君权的基石。在摄政王归藩的懿旨中，对载沣的指责可谓严厉，“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公正地说，一人之力，何至于此？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已成为了孤独无依的东西。
就在武昌起义之后，朝廷发布了“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乐曲是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的皇家颂歌。大清国歌虚浮华丽，粉饰太平。祈祷皇权永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高蹈昂扬：“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两种旋律，两种胸怀。自不难窥见，水样的人心，会聚集如潮，去载哪一艘船只。
1912年2月12日•辞位
由于年龄太小，溥仪不曾参与达成退位妥协过程中的博弈。在种种利益考量中，也没有领略妥协、隐忍、平衡以及包容的政治艺术。最后那段日子，在他记忆里浓缩成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着眼。她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那时候，他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殿里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抽缩着鼻子，声响很大，一边说着话。后来溥仪才知道，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他惟一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
从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四次停战谈判，事实上已进入议和阶段。袁世凯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1910年4月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禁的汪精卫，已于11月开释，汪精卫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袁渐渐倾向共和，不做“曾国藩第二”，要做“汉族的华盛顿”。
溥仪记忆中那次会面是在1月16日。那天袁世凯与内阁成员奏请朝廷，要求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溥仪认为，密奏中最令太后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大清成了“三无”朝廷：无兵可用，无地可容，无友可助。还有那外国的历史教训，法兰西皇族便因不顺民意而至子孙无存。
隆裕是否如溥仪所说“给吓昏了”，如今无法考究。毫无疑问，太后的心理防堤在那一天碎了。袁世凯离宫回府途中，在东安市场外遭遇革命党人的炸弹，乘机称病，不再入朝。接着便在几天内连开数次御前会议。此时的满清皇族们，载沣、载涛，奕劻、善耆等各有党羽，外界风传有“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 胡思敬：《国闻备乘》）。如此混乱的朝局，每个人都与君权相关，却无人真正把君权放在眼里。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因此断定，“即使后来的袁世凯，还想做曾国藩，恐也未必能挽救清朝的颠覆”。（《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7日御前会议上，溥伦提出清帝自行逊位，由袁世凯做总统，奕劻附议。恭王溥伟、载泽等强烈反对，隆裕唯有伏案啜泣。19日御前会议，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诸人提出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与会王公们自然一致反对。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亲贵竭力反对共和，提出太后用宫中金银作犒赏，任用冯国璋破敌。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要求皇上赏兵杀敌报国。太后便问主管陆军的载涛兵力如何。载涛回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后来在皇族们的回忆中，隆裕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庸碌无识，但不得不说她此刻表现出理性和自知之明。她明白这些亲贵猖狂少年靠不住。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官员们纷纷转移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隆裕此时真的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在2月12日，太后再次挥泪，面对着往昔的臣工们，她抱怨危局之下，亲贵们没有什么对策 ，只知保存性命财产，置孤儿寡母于不顾。后来溥仪在自传里补充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事实上，直至12日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难怪两日后，《顺天时报》发表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皇帝和共和派彼此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和平而不失体面地下台。此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曾令不少西方人惊诧，他们称之为“体面的逊位”。无疑，隆裕太后自有一份历史功业。
张謇起草的这份退位诏中，再次提到人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失败亡国的恐惧，太监张兰德的危言耸听，都在隆裕的考量之中，除此之外，隆裕决然共和，或许她真得感受到了“天命”的力量。从前新旧王朝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两千年来皇权与天命相连，他们将之神秘化。然而说穿了，天命便是人心；得失在于人心，决非一句空言。
这一次，跳出了王朝轮替。人心如水，几十年间催生出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终于冲垮了帝制的牢笼。在《逊位诏书》这份有宪法意义的文件里，清帝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以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搞复辟都没有出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