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听过一出传统京剧，名叫《乌盆记》，讲的是中国宋代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刘世昌的商人结账回家，行至一处遭遇大雨，于是借宿在一个姓赵的人家。这家人见财起意，用酒毒死刘商人，将他的尸骨烧成灰，又和在泥里制成乌盆——也就是黑色的尿盆。不久后，乌盆被来赵家要账的人索去。一天夜里，主人小便时乌盆突然开口说话，大意是说我其实是个人啊，请你不要往我身上撒尿。接着，它向主人哭诉了自己的冤屈。主人听罢又惊又气，决心带着这个乌盆去县衙为它申冤。他们历经曲折，终于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凶手得到了惩罚。
　　我从《乌盆记》看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极为先锋的一面，这里有骇人的想象力，依托着更加结实的民间根底，调侃、幽默和正义藏于其间。而真相往往并不在权贵的手里，真相更有可能就在凡俗的器物——比如一只尿盆那里。
　　我在最传统的东西里发现了最现代的东西。《乌盆记》算得上古老，但在艺术上要想抵达更有活力的新大陆，说不定要借助的正是古老的旧桥。
　　一位已经谢世的老作家，曾经对我讲起一出地方小戏中感动他的细节。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青年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更无法当众相互表达爱慕之意，一位乐意促成他们爱情的长者便当起牵线搭桥的人。在舞台上，那一对男女四目相望却不能靠近，这位长者的“搭桥法”是把那男人和女人无形的眼光像有形的丝线一样一束一束收集起来，捏在手中将它们衔接，好比织渔网，或者织毛线。观众完全相信这舞台上的浪漫，并从这没有语言的纺织里体会着那一男一女相互传递的意韵悠长的爱意。原来眼光也是可以纺织成桥的，观众就踏着这情意绵绵的“桥”，走进了剧中人的心。
　　在我的故乡河北，有一出地方戏名叫《借髢髻》（髢髻是已婚妇女装饰用的假发髻），讲的是旧时乡村的两个妇女为了借不借髢髻而发生的一场极其琐碎的对话。一个名叫小四姐的妇女进城赶集，去邻居王嫂家，想借她的髢髻打扮自己。王嫂很不愿意把髢髻借给小四姐，为此她大段大段地诉说着那些不借的理由。她由远及近，从出生、长大到结婚生孩子，从做饭、砍柴、打草、喂猪、纺棉花、拾麦到伺候一家老小，到刮风下雨、烈日冰雹，再到婆媳纠葛、亲戚恩怨。甚至某日她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鸡，一定是某人所偷；又一个某日她好不容易将一车柴火拉回家，却被一场暴雨淋湿了，害得她点不着柴烧不熟饭……女人过日子容易吗？日子苦啊，要精打细算啊，精打细算就顾不了自己，多少年我都没给自己做过新鞋新衣……整出戏快要完结时，王嫂才绕到这出戏的关键词：那个髢髻。于是又是大段的叙说。说到买这个髢髻的过程，多么舍不得买，多么舍不得用；再拐到丈夫的朋友尽是在河边拉纤的，苏州杭州通州扬州，人托人好不容易从苏杭二州给她买回了花髢髻。她是藏在柜里怕老鼠咬了，放在枕头边怕睡觉压了……总之，小四姐，我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还真好意思借走不成？小四姐真就不好意思再说借了，再说借差不多已经关乎王嫂的身家性命了。就在小四姐已经想要放弃时，王嫂却又不忍心不借了，最终她决定把髢髻借给小四姐。接着又是一大段对小四姐的嘱咐，嘱咐她应该怎样爱惜这个髢髻：遇到风时当怎样；遇到雨时当怎样；赶集路上穿过枣树林，你骑着驴当怎样才能不让枣枝钩挂了我那髢髻……
　　一出小戏，两个女人，无穷无尽的琐碎和絮叨。只因这琐碎和絮叨蕴含着日常生活可以触摸的质地，观众听来竟不觉厌烦。我常常感叹这琐碎的精彩和鲜活，原来人是这样说话的，女人是这样说话的。
　　我从《借髢髻》发现，语言和目的之间的距离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如果语言是通向目的之桥，那么王嫂用层层叠叠的絮叨为自己的目的搭建了一座曲折的长桥，她在这长长的桥上，淋漓尽致地铺陈着内心。她那大段的叙述与其说是告诉小四姐不借髢髻是多么有理，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不借感到不安。话越多，其实不安就越多，她的小气便不那么简陋，她的善良也就不那么单调。当现代人越来越少直接面对面说话时，当说话对于现代人而言越来越困难时，是这生于民间的小戏为我搭起了说话之桥。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当我想用说话来表现某个人物的复杂内心时，《借髢髻》就成了我和我的人物之间的桥梁。
　　我们的确不发明桥，但我们需要发现桥，如同作家并不发明语言，但文学应当使用语言创造美、思想和形象。
　　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
　　（选自《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