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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兹达诺夫与鲁迅身处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但都受到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的时代风云变幻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深受战争之苦的他们沿着克尔凯郭尔开凿的精神隧道进行生活和文学之勘探，存在主义是其共同的思想渊源，人道主义是其文学精神和哲学认知的契合点。比较和阐发鲁迅与加兹达诺夫的文学命运，可以更好地加深对东西方作家的精神结构及文学实践的认知研究。
关键词：精神结构 存在哲学 战争观 创作实践 文学命运
加兹达诺夫（1903—1971）和鲁迅（1881—1936）的文学命运深受20世纪上半期的时代风云变幻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在1926至1936年间有十年的重合期，这一时期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命运体现出中俄两国文学的图景。两个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学影响的作家，其作品都在法国出版并流传过，对法国的读者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在21世纪仍然对中国读者有巨大的启发和影响作用。分析有关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研究文献，笔者发现，两人所受到的相同影响是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传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实践中的现代主义流派；令人惊奇的是，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将两人与以下这些文学家、哲学家进行了比较，从而形成两人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特殊交汇，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安德列耶夫、卡夫卡、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加缪等；并且两人都受过基督教和佛教的熏陶；《鲁迅·自嘲》中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是鲁迅和加兹达诺夫对待饱受苦难的人民大众的共同态度。在中国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并且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从而带动了鲁迅与俄苏作家的比较研究，虽然加兹达诺夫的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这两位天才作家丰富的思想世界，几乎使每个读者都能从中汲取共鸣与启示。作家的精神结构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动态发展的概念，它显现于人的思想、行为、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它的形成既与作家个人先天遗传的因素有关，也与其后天的存在境况密切相关。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是拥有独特个性且思想极为复杂的作家，其精神结构深邃而神秘，有时甚至充满矛盾。本文拟从社会政治环境、作家个人经历、哲学宗教之渊源和殊途同归的文学实践等方面对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文学命运进行比较研究。
一、社会环境与战争对两位作家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生活在新旧政权交替、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的巨变时代，“在暴风骤雨的历史时期，艺术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往往更加深刻，并更加贯彻始终”①。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两位作家的社会政治斗争行为和文学实践活动的独特性。鲁迅和加兹达诺夫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但其个人经历却有相似之处，而这种“个体生命的感性经验，是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解释自身和世界的基础”②。它直接构成了这两位注重内心表现的作家的文本内容，同时也成为建构他们的精神结构的一个元素。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有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在青年时期都有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思想；都深受战争之苦；身处异国时都有屈辱感并怜悯自己的同胞；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另行择业，等等。
鲁迅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在十五岁时丧父，因贫困使其饱受冷脸和世态炎凉，在私塾里读的也是压抑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求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有效途径，积极向西方学习，不断派送留学生到各国取经。在此社会环境下，1902年想要科学救国的鲁迅到日本学海军，在日军重要军事基地仙台，其气息浓厚的军国主义让弱国子民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仙台这个地方让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个人经历有交集，主要因为当时侵略中国和与俄国作战的日军多从该地派遣，日本的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俄国人民都造成了伤害。鲁迅早年接受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立志不杀人，遂弃海军而学医。在日本的经历以及目睹的国内现实让鲁迅深感拯救国民的精神，消除国民的劣根性比单纯地治疗其身体的疾病更为紧迫，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产生文学性自觉的重要因素。精神界之勇士鲁迅强烈感受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禁锢，发起了激情的反抗绝望的行为，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社会工作中去，还曾亲自组织学生的武装游行。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和张勋复辟让鲁迅认清，所有这些换汤不换药的走过场的社会改革、革命等使中国深陷轮回的恶性循环之命运中，这种现实让鲁迅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和绝望感，他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有了怀疑否定的认知态度，以及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在1909至1918年间的十年沉默期中常常寓居在屋里抄古碑，少问世事，勤于深思，这对其精神结构的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他与兄弟的决裂，自己学生的背叛以及论敌们的攻击，被国民党公开通缉以及文章屡遭查禁等等，都给鲁迅造成了镂心刻骨的精神创伤和耻辱的生命体验。1920年代的鲁迅在他先觉的改造世界之行动中呈现出历史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这一“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窘境被形象地体现在他1925年所写的《杂感》中：“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③1925年后，接连发生的“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面对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凶残，以及日渐严酷的敌我斗争，让鲁迅深感必须做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直面虚无和绝望才能真正撞破犹如封闭的铁屋般的黑暗世界，进而创造有意义的存在，遂主张拔刀相向、以血偿血，对敌人必须除恶务尽的战斗原则。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开始自觉地把精神之悟融入到自我生命的实践活动之中，重新回归本我的存在。
加兹达诺夫出生在沙皇统治末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时动荡剧变的历史交替时代：日俄战争的惨败，1905年的革命，卷入“一战”，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国内战争，等等。加兹达诺夫八岁丧父，其美好童年随之不复存在。家境渐贫的他只能上波尔塔瓦中等武备学校。1919年夏天，未满十六岁且只为亲身体验战争为何物的他参加了白军，走向了高加索战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死亡，这使得死亡主题和对存在的哲学思考贯穿在他那具有高度自传色彩的多部长短篇小说中，并对战争对其主人公精神的巨大影响进行了深刻而逼真的描述和阐释。1920年秋，加兹达诺夫随着所在部队撤退到了土耳其，当时的国情迫使这些参加内战的“被忽视的一代”从祖国撤离，并移民。通常情况下，很多俄罗斯侨民在旷日持久的流亡状态中的选择，通常是自杀。加兹达诺夫的命运属于罕见的例外，他的生命书写的重大意义在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俄罗斯侨民生活的情节模型的所有四个阶段：参加战争对应着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获得流亡中新的生活体验，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处在底层的生活状态，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了双重磨难。第三阶段是再生阶段。在1920年代末他作为一个作家首次公开发表作品，开始了他的创作时期。加兹达诺夫从1928年开始开夜间出租车，白天则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活动。然而，这种生活和创作的复杂性，在他生活的这一时期彼此之间没有按顺序改变，而是被相互叠加，与社会各色人等的接触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他将“为灵魂”和“为生存”的情况协调起来，形成一个与命运决斗的经常性状态。这一切从生活流入文本，形成了他小说的主要情节主题之一。第四个阶段是加兹达诺夫自1952年不再开夜出租车，他被邀请到“自由”电台担任俄语版主编。这个电台名字在他的自传情节中获得了象征意义。 在加兹达诺夫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32年春他加入了俄罗斯共济会组织，这使加兹达诺夫发生了犹如托尔斯泰的“阿尔扎马斯”式的精神巨变。别尔嘉耶夫说：“那些最伟大的俄罗斯天才在自己精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峰顶，感到‘高处不胜寒’了，承受不了高处的感觉和高山上的精神自由了，他们害怕孤独，狂奔下去，投到低处人民生活的怀抱，并期望从与这一自发力量的结合中获得更高的真理。……他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害怕寒冷，从而在人民集体的生活中寻找温暖。”④ 这种巨大的、神秘的人民自发的精神力量同样吸引着加兹达诺夫，他在《第三种生活》《路灯》和《幸福》中真切地叙述了这种体验。在“二战”期间的巴黎沦陷时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加兹达诺夫参加了抵抗法西斯运动，还创办地下报纸《抵抗》，并实施了对很多人的援救工作，他被自己的同时代人称作英雄。
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将鲁迅塑造成一位文化偶像——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与此同时，加兹达诺夫在这一时期不仅关注俄罗斯文学家的创作，而且积极关注国家政治体制和民众的政治生活。
二、两位作家的哲学和宗教意识之比较
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对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其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获得自己正面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索洛维约夫指出的，“哲学、科学和宗教的综合为‘完整认识’创造了条件和可能，而完整认识和‘有目的的创造’构成了‘完整的社会’和‘完整的生活’”⑤。两位作家有共同的存在主义思想渊源（加兹达诺夫甚至被称为“俄罗斯的加缪”），其精神的契合之处体现为对民族文化危机和民众精神荒原的焦虑、反抗绝望、死亡、自我观照的途路、荒诞，等等。呈对立性并置的“先觉”和“庸众”之概念是鲁迅早期哲学思想的核心，“这一哲学思想也见于鲁迅的小说，是他小说原型形态之一”{6}。鲁迅被认为是最坚强有力的勇敢者，又是寂寞的孤立者。当先觉者鲁迅置身于普遍麻木的庸众者之间奋力呐喊时，犹如身处毫无边际的荒原，这种精神隔绝让他感受到孤立无援的被逐感，而庸庸碌碌的常人仿佛能够使人们不断地求援共在的存在方式。鲁迅“以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那种激进的勇气和激情表达自己的观点”{7}，向庸众所承载的传统进行口诛笔伐。对加兹达诺夫的精神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俄国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也认为庸众是一种具有无形的神秘力量的共在，“虽然任何地方也没有它并且也不能找到它，但是它却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深入人类生活，摧残和扭曲生活，就像劫运、命运、天数、天命，无处躲避它，并且也无法摆脱它”{8}。鲁迅思想形式的最鲜明的表达形式是他不妥协的论战精神，是他从绝望中开始的文化政治立场。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受到基督教和佛教的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基督教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并得到迅猛的传播。鲁迅曾三次购买《圣经》，文章中提到过耶稣受难十来次，在书房悬挂《夏娃》画像，喜爱诸多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晚年与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教士交好，等等，可见鲁迅受到了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精神的深刻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与救赎为鲁迅的启蒙思想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反思之镜，并转化生成他具有牺牲精神的情感体验和批判并超越的行为方式，他最终消解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回到现实的思想和人文价值层面，进而完成其话语转型和精神重构。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面临信仰危机的深渊之时，中国出路何在的现实问题让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寻求应对之策，近代中国佛教在此社会背景下重新振起，并被赋予富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人生观念。鲁迅从小生活在佛教信仰氛围浓厚的绍兴，出生后便被父亲抱到长庆寺拜龙祖法师为师父，取法名长庚，这也是其笔名常庚之渊源。鲁迅自1908年起开始真正学习佛教，并在1914至1916年间用功研读佛经，还与近代国内外佛教知名人士有交往，这在现存的《鲁迅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1936年鲁迅撰文《我的第一个师父》讲述了自己的佛缘。佛教既排解了鲁迅的孤独感，抚慰了其饱受误解的心灵，又促进了他对人生境遇的反思和文学的创作。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一些佛教词汇、寓言、故事和典故等，这使其文章变得寓意深刻，且富有讽刺性和幽默感。鲁迅从个人的悲苦进而感受到他人精神的痛苦和死亡的惨苦，他怀有以己之身来担黑暗的人间地狱之苦的悲壮精神。鲁迅从一切皆苦的存在走向万事皆空的虚无，在《野草》《过客》和《影的告别》等作品中体现了他的苦闷无奈和救世情怀，并且《野草》中自我怀疑和对话的文艺和心理之特征体现了鲁迅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意识的冲突是当时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一种象征。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喜爱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和基督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深受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但他们对前辈传下了的精神食粮采取的是去粗取精的手段。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民族，自接受洗礼以来，就认为自己肩负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宗教信仰渗透到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俄罗斯民族精神、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9}毫无疑问，加兹达诺夫的宗教意识受到具有强烈的崇高使命的俄罗斯文化的巨大影响。“俄罗斯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别尔嘉耶夫称之为基督教人道主义，它强调的是：在人的物质与精神二维中肯定精神维度的本质意义，在精神之维上体现着世界的普遍本质——上帝，人必须通过对精神之维的确认来实现自我。”{10}俄罗斯文学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加兹达诺夫在上武备学校时，每天必须祈祷，还有宗教神学课。他在自己的多部小说中刻画过神父的形象，但几乎都是在对其有辱教规之行为进行无情的嘲讽。加兹达诺夫侨居法国时，佛教在法国十分盛行，在其小说文本的宏大叙事中有一些佛教题材。加兹达诺夫的短篇小说《水上监狱》中谈到主人公季托小姐每天晚上都邀请两三个人到她家聚会，经常对天主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加兹达诺夫后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经常出现“涅”“佛”“轮回”等佛教用语，有些小说的篇名就与佛教相关，如《佛的归来》《朝圣者》和《觉醒》；并且短篇小说《汉娜》（1938年）完全贯穿着佛教情结。显然，独特的佛教主题的存在和倾向在加兹达诺夫小说中出现绝非偶然，反映出作家的哲学和艺术的演变之确定的规律性。
关键词：精神结构 存在哲学 战争观 创作实践 文学命运
加兹达诺夫（1903—1971）和鲁迅（1881—1936）的文学命运深受20世纪上半期的时代风云变幻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在1926至1936年间有十年的重合期，这一时期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命运体现出中俄两国文学的图景。两个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学影响的作家，其作品都在法国出版并流传过，对法国的读者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在21世纪仍然对中国读者有巨大的启发和影响作用。分析有关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研究文献，笔者发现，两人所受到的相同影响是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传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实践中的现代主义流派；令人惊奇的是，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将两人与以下这些文学家、哲学家进行了比较，从而形成两人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特殊交汇，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安德列耶夫、卡夫卡、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加缪等；并且两人都受过基督教和佛教的熏陶；《鲁迅·自嘲》中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是鲁迅和加兹达诺夫对待饱受苦难的人民大众的共同态度。在中国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并且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从而带动了鲁迅与俄苏作家的比较研究，虽然加兹达诺夫的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这两位天才作家丰富的思想世界，几乎使每个读者都能从中汲取共鸣与启示。作家的精神结构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动态发展的概念，它显现于人的思想、行为、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它的形成既与作家个人先天遗传的因素有关，也与其后天的存在境况密切相关。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是拥有独特个性且思想极为复杂的作家，其精神结构深邃而神秘，有时甚至充满矛盾。本文拟从社会政治环境、作家个人经历、哲学宗教之渊源和殊途同归的文学实践等方面对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文学命运进行比较研究。
一、社会环境与战争对两位作家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生活在新旧政权交替、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的巨变时代，“在暴风骤雨的历史时期，艺术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往往更加深刻，并更加贯彻始终”①。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两位作家的社会政治斗争行为和文学实践活动的独特性。鲁迅和加兹达诺夫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但其个人经历却有相似之处，而这种“个体生命的感性经验，是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解释自身和世界的基础”②。它直接构成了这两位注重内心表现的作家的文本内容，同时也成为建构他们的精神结构的一个元素。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有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在青年时期都有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思想；都深受战争之苦；身处异国时都有屈辱感并怜悯自己的同胞；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另行择业，等等。
鲁迅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在十五岁时丧父，因贫困使其饱受冷脸和世态炎凉，在私塾里读的也是压抑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求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有效途径，积极向西方学习，不断派送留学生到各国取经。在此社会环境下，1902年想要科学救国的鲁迅到日本学海军，在日军重要军事基地仙台，其气息浓厚的军国主义让弱国子民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仙台这个地方让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个人经历有交集，主要因为当时侵略中国和与俄国作战的日军多从该地派遣，日本的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俄国人民都造成了伤害。鲁迅早年接受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立志不杀人，遂弃海军而学医。在日本的经历以及目睹的国内现实让鲁迅深感拯救国民的精神，消除国民的劣根性比单纯地治疗其身体的疾病更为紧迫，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产生文学性自觉的重要因素。精神界之勇士鲁迅强烈感受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禁锢，发起了激情的反抗绝望的行为，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社会工作中去，还曾亲自组织学生的武装游行。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和张勋复辟让鲁迅认清，所有这些换汤不换药的走过场的社会改革、革命等使中国深陷轮回的恶性循环之命运中，这种现实让鲁迅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和绝望感，他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有了怀疑否定的认知态度，以及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在1909至1918年间的十年沉默期中常常寓居在屋里抄古碑，少问世事，勤于深思，这对其精神结构的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他与兄弟的决裂，自己学生的背叛以及论敌们的攻击，被国民党公开通缉以及文章屡遭查禁等等，都给鲁迅造成了镂心刻骨的精神创伤和耻辱的生命体验。1920年代的鲁迅在他先觉的改造世界之行动中呈现出历史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这一“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窘境被形象地体现在他1925年所写的《杂感》中：“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③1925年后，接连发生的“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面对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凶残，以及日渐严酷的敌我斗争，让鲁迅深感必须做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直面虚无和绝望才能真正撞破犹如封闭的铁屋般的黑暗世界，进而创造有意义的存在，遂主张拔刀相向、以血偿血，对敌人必须除恶务尽的战斗原则。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开始自觉地把精神之悟融入到自我生命的实践活动之中，重新回归本我的存在。
加兹达诺夫出生在沙皇统治末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时动荡剧变的历史交替时代：日俄战争的惨败，1905年的革命，卷入“一战”，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国内战争，等等。加兹达诺夫八岁丧父，其美好童年随之不复存在。家境渐贫的他只能上波尔塔瓦中等武备学校。1919年夏天，未满十六岁且只为亲身体验战争为何物的他参加了白军，走向了高加索战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死亡，这使得死亡主题和对存在的哲学思考贯穿在他那具有高度自传色彩的多部长短篇小说中，并对战争对其主人公精神的巨大影响进行了深刻而逼真的描述和阐释。1920年秋，加兹达诺夫随着所在部队撤退到了土耳其，当时的国情迫使这些参加内战的“被忽视的一代”从祖国撤离，并移民。通常情况下，很多俄罗斯侨民在旷日持久的流亡状态中的选择，通常是自杀。加兹达诺夫的命运属于罕见的例外，他的生命书写的重大意义在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俄罗斯侨民生活的情节模型的所有四个阶段：参加战争对应着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获得流亡中新的生活体验，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处在底层的生活状态，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了双重磨难。第三阶段是再生阶段。在1920年代末他作为一个作家首次公开发表作品，开始了他的创作时期。加兹达诺夫从1928年开始开夜间出租车，白天则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活动。然而，这种生活和创作的复杂性，在他生活的这一时期彼此之间没有按顺序改变，而是被相互叠加，与社会各色人等的接触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他将“为灵魂”和“为生存”的情况协调起来，形成一个与命运决斗的经常性状态。这一切从生活流入文本，形成了他小说的主要情节主题之一。第四个阶段是加兹达诺夫自1952年不再开夜出租车，他被邀请到“自由”电台担任俄语版主编。这个电台名字在他的自传情节中获得了象征意义。 在加兹达诺夫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32年春他加入了俄罗斯共济会组织，这使加兹达诺夫发生了犹如托尔斯泰的“阿尔扎马斯”式的精神巨变。别尔嘉耶夫说：“那些最伟大的俄罗斯天才在自己精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峰顶，感到‘高处不胜寒’了，承受不了高处的感觉和高山上的精神自由了，他们害怕孤独，狂奔下去，投到低处人民生活的怀抱，并期望从与这一自发力量的结合中获得更高的真理。……他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害怕寒冷，从而在人民集体的生活中寻找温暖。”④ 这种巨大的、神秘的人民自发的精神力量同样吸引着加兹达诺夫，他在《第三种生活》《路灯》和《幸福》中真切地叙述了这种体验。在“二战”期间的巴黎沦陷时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加兹达诺夫参加了抵抗法西斯运动，还创办地下报纸《抵抗》，并实施了对很多人的援救工作，他被自己的同时代人称作英雄。
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将鲁迅塑造成一位文化偶像——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与此同时，加兹达诺夫在这一时期不仅关注俄罗斯文学家的创作，而且积极关注国家政治体制和民众的政治生活。
二、两位作家的哲学和宗教意识之比较
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对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其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获得自己正面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索洛维约夫指出的，“哲学、科学和宗教的综合为‘完整认识’创造了条件和可能，而完整认识和‘有目的的创造’构成了‘完整的社会’和‘完整的生活’”⑤。两位作家有共同的存在主义思想渊源（加兹达诺夫甚至被称为“俄罗斯的加缪”），其精神的契合之处体现为对民族文化危机和民众精神荒原的焦虑、反抗绝望、死亡、自我观照的途路、荒诞，等等。呈对立性并置的“先觉”和“庸众”之概念是鲁迅早期哲学思想的核心，“这一哲学思想也见于鲁迅的小说，是他小说原型形态之一”{6}。鲁迅被认为是最坚强有力的勇敢者，又是寂寞的孤立者。当先觉者鲁迅置身于普遍麻木的庸众者之间奋力呐喊时，犹如身处毫无边际的荒原，这种精神隔绝让他感受到孤立无援的被逐感，而庸庸碌碌的常人仿佛能够使人们不断地求援共在的存在方式。鲁迅“以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那种激进的勇气和激情表达自己的观点”{7}，向庸众所承载的传统进行口诛笔伐。对加兹达诺夫的精神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俄国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也认为庸众是一种具有无形的神秘力量的共在，“虽然任何地方也没有它并且也不能找到它，但是它却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深入人类生活，摧残和扭曲生活，就像劫运、命运、天数、天命，无处躲避它，并且也无法摆脱它”{8}。鲁迅思想形式的最鲜明的表达形式是他不妥协的论战精神，是他从绝望中开始的文化政治立场。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受到基督教和佛教的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基督教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并得到迅猛的传播。鲁迅曾三次购买《圣经》，文章中提到过耶稣受难十来次，在书房悬挂《夏娃》画像，喜爱诸多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晚年与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教士交好，等等，可见鲁迅受到了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精神的深刻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与救赎为鲁迅的启蒙思想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反思之镜，并转化生成他具有牺牲精神的情感体验和批判并超越的行为方式，他最终消解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回到现实的思想和人文价值层面，进而完成其话语转型和精神重构。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面临信仰危机的深渊之时，中国出路何在的现实问题让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寻求应对之策，近代中国佛教在此社会背景下重新振起，并被赋予富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人生观念。鲁迅从小生活在佛教信仰氛围浓厚的绍兴，出生后便被父亲抱到长庆寺拜龙祖法师为师父，取法名长庚，这也是其笔名常庚之渊源。鲁迅自1908年起开始真正学习佛教，并在1914至1916年间用功研读佛经，还与近代国内外佛教知名人士有交往，这在现存的《鲁迅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1936年鲁迅撰文《我的第一个师父》讲述了自己的佛缘。佛教既排解了鲁迅的孤独感，抚慰了其饱受误解的心灵，又促进了他对人生境遇的反思和文学的创作。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一些佛教词汇、寓言、故事和典故等，这使其文章变得寓意深刻，且富有讽刺性和幽默感。鲁迅从个人的悲苦进而感受到他人精神的痛苦和死亡的惨苦，他怀有以己之身来担黑暗的人间地狱之苦的悲壮精神。鲁迅从一切皆苦的存在走向万事皆空的虚无，在《野草》《过客》和《影的告别》等作品中体现了他的苦闷无奈和救世情怀，并且《野草》中自我怀疑和对话的文艺和心理之特征体现了鲁迅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意识的冲突是当时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一种象征。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喜爱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和基督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深受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但他们对前辈传下了的精神食粮采取的是去粗取精的手段。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民族，自接受洗礼以来，就认为自己肩负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宗教信仰渗透到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俄罗斯民族精神、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9}毫无疑问，加兹达诺夫的宗教意识受到具有强烈的崇高使命的俄罗斯文化的巨大影响。“俄罗斯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别尔嘉耶夫称之为基督教人道主义，它强调的是：在人的物质与精神二维中肯定精神维度的本质意义，在精神之维上体现着世界的普遍本质——上帝，人必须通过对精神之维的确认来实现自我。”{10}俄罗斯文学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加兹达诺夫在上武备学校时，每天必须祈祷，还有宗教神学课。他在自己的多部小说中刻画过神父的形象，但几乎都是在对其有辱教规之行为进行无情的嘲讽。加兹达诺夫侨居法国时，佛教在法国十分盛行，在其小说文本的宏大叙事中有一些佛教题材。加兹达诺夫的短篇小说《水上监狱》中谈到主人公季托小姐每天晚上都邀请两三个人到她家聚会，经常对天主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加兹达诺夫后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经常出现“涅”“佛”“轮回”等佛教用语，有些小说的篇名就与佛教相关，如《佛的归来》《朝圣者》和《觉醒》；并且短篇小说《汉娜》（1938年）完全贯穿着佛教情结。显然，独特的佛教主题的存在和倾向在加兹达诺夫小说中出现绝非偶然，反映出作家的哲学和艺术的演变之确定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