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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独立、客观与影响力
今年7月，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通过各种媒介的报道罗列，似乎中国的智库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对“智库”的界定和理解并不一致。什么才是真正的智库?
应该说，过去社会上对于智库了解较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些国内的学者，主要是研究科技政策的学者研究过美国的思想库，而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相应的组织，并着手研究智库。智库与咨询公司并不相同，但在中国，两者之间又有交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提出智库的三个核心价值是独立、质量和影响。我们认为，智库有如下几个特点：
独立性。首先是经济独立，也就是生存基础的独立。这是区分智库和体制内研究支持机构的基本标准。智库的资金应该来自于市场，通过招投标、基金资助等方式获得。
独立的经济保障决定了其独立的立场，“独立”不等于“对立”。政府和民间智库还有互补的关系。在国外，政府的许多研究报告和数据是来自民间公司的，政府把研究项目作为劳务外包给了民间机构，为研究和数据带来了低成本、高效率、专业水平，最重要的是引入第三方公正性，为政府公布(发布)的研究和数据带来社会公信力。
客观性。主要指观点和数据的客观、公正。智库最重要的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事物，因为智库并不是为某个特定的机构或人群服务的，而是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种客观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和专业化的基础之上。尊重事实，尊重规律，从而保障我们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报告的客观公正。
影响力。西方智库很注重影响力，而中国内敛的文化特点使中国人在影响力方面更趋向于低调的表现。其实，智库的影响力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关系很大。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深，各种智库的声音就越具影响力；而智库所发出的各种独立、客观的声音，也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力量。当然，这种影响也必须适度和恰当。同时，智库在服务质量上的提升也是打造自身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智库逐渐在走向世界
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成为现实。这两年我因为各种缘由前往英国和美国，考察剑桥科技园区和硅谷等区域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剑桥圣·约翰创新中心等机构，并与老虎基金、淡水河谷和INCO公司充分交流，给我感触最深的是，英国、德国、日本尽管崛起，仍然是小国：崛起的大国现在只有美国，下一个崛起的大国将是中国，这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萌发的土壤。
中国智库在民主化的进程有了一个很大的推进。2000年时，我与一位台湾战略咨询师聊天，他看到长城所的发展非常羡慕。他说他在70年代初就想在台湾开拓战略咨询市场，但是失败了。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台湾太小了，不能让一个战略咨询机构成长起来。长城所之所以能够较好地成长，就是因为大陆人口多、地域广、需求很多，这些为中国智库提供了立足之地和成长空间，也使得长城所能够与中国的经济共同成长。
中国智库也存在着一定不足。在今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英国人Hark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一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很吃惊。为什么数十万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却不为人知。于是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获得畅销。有人这样说过，“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中国能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提供有效服务的智库还是太少，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于中国智库来说，解决其独立性固然重要，但是亟需改进的还是影响力问题。
智库峰会上形成了需要更多民间智库的一致观点。中国特色的智库是由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组成的。国家智库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组成了地方组织；同时还有一批诸如长城所的民办研究机构，是代表民间的力量。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仍然非常需要更多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
中国智库还要加强国际话语权。这不仅仅是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创新的问题，还应该抓住话语权，阐述我们自己的观点。30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中国人创造了诸多中国人的奇迹。我们要做的不是“谦言少语”，而是要加强话语权。中国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在日本、韩国的崛起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也和中国人所特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有很大的关系。战略上的整体性和战术上的灵活性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中国人发挥出这两种特性，那么全球智库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必将是中国智库。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智库的发生与发展亦可以从我们的典籍和实践中找到历史的延续性。在古代社会，作为智力与谋略的咨询活动已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书《尧典》中称：“咨亦谋也”，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从事职业性咨询活动的群体是“士”阶层，如夏商的“家臣”、西周的“命士”、战国的“食客”等；秦汉以来，在官僚体制中出现了专司咨询功能与部分咨询职能的职务和组织，如“参军”、“军师”和“幕宾”等，并产生了相应的幕僚机构。古代社会的咨询活动基本局限在政治军事谋略和福祸吉凶的预测等方面，带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随意性和非普遍性的特点，区别于现代咨询活动解决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而进行的创造性智力活动。17世纪初叶，具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特征的咨询活动和机构产生，这种机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渗透，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官方智库或学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面对诸多社会问题的今天，特别是在思考“第三个30年”的时候，显然需要有各方面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相信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未来中国会涌现出更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今年7月，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通过各种媒介的报道罗列，似乎中国的智库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对“智库”的界定和理解并不一致。什么才是真正的智库?
应该说，过去社会上对于智库了解较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些国内的学者，主要是研究科技政策的学者研究过美国的思想库，而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相应的组织，并着手研究智库。智库与咨询公司并不相同，但在中国，两者之间又有交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提出智库的三个核心价值是独立、质量和影响。我们认为，智库有如下几个特点：
独立性。首先是经济独立，也就是生存基础的独立。这是区分智库和体制内研究支持机构的基本标准。智库的资金应该来自于市场，通过招投标、基金资助等方式获得。
独立的经济保障决定了其独立的立场，“独立”不等于“对立”。政府和民间智库还有互补的关系。在国外，政府的许多研究报告和数据是来自民间公司的，政府把研究项目作为劳务外包给了民间机构，为研究和数据带来了低成本、高效率、专业水平，最重要的是引入第三方公正性，为政府公布(发布)的研究和数据带来社会公信力。
客观性。主要指观点和数据的客观、公正。智库最重要的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事物，因为智库并不是为某个特定的机构或人群服务的，而是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种客观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和专业化的基础之上。尊重事实，尊重规律，从而保障我们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报告的客观公正。
影响力。西方智库很注重影响力，而中国内敛的文化特点使中国人在影响力方面更趋向于低调的表现。其实，智库的影响力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关系很大。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深，各种智库的声音就越具影响力；而智库所发出的各种独立、客观的声音，也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力量。当然，这种影响也必须适度和恰当。同时，智库在服务质量上的提升也是打造自身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智库逐渐在走向世界
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成为现实。这两年我因为各种缘由前往英国和美国，考察剑桥科技园区和硅谷等区域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剑桥圣·约翰创新中心等机构，并与老虎基金、淡水河谷和INCO公司充分交流，给我感触最深的是，英国、德国、日本尽管崛起，仍然是小国：崛起的大国现在只有美国，下一个崛起的大国将是中国，这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萌发的土壤。
中国智库在民主化的进程有了一个很大的推进。2000年时，我与一位台湾战略咨询师聊天，他看到长城所的发展非常羡慕。他说他在70年代初就想在台湾开拓战略咨询市场，但是失败了。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台湾太小了，不能让一个战略咨询机构成长起来。长城所之所以能够较好地成长，就是因为大陆人口多、地域广、需求很多，这些为中国智库提供了立足之地和成长空间，也使得长城所能够与中国的经济共同成长。
中国智库也存在着一定不足。在今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英国人Hark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一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很吃惊。为什么数十万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却不为人知。于是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获得畅销。有人这样说过，“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中国能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提供有效服务的智库还是太少，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于中国智库来说，解决其独立性固然重要，但是亟需改进的还是影响力问题。
智库峰会上形成了需要更多民间智库的一致观点。中国特色的智库是由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组成的。国家智库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组成了地方组织；同时还有一批诸如长城所的民办研究机构，是代表民间的力量。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仍然非常需要更多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
中国智库还要加强国际话语权。这不仅仅是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创新的问题，还应该抓住话语权，阐述我们自己的观点。30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中国人创造了诸多中国人的奇迹。我们要做的不是“谦言少语”，而是要加强话语权。中国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在日本、韩国的崛起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也和中国人所特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有很大的关系。战略上的整体性和战术上的灵活性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中国人发挥出这两种特性，那么全球智库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必将是中国智库。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智库的发生与发展亦可以从我们的典籍和实践中找到历史的延续性。在古代社会，作为智力与谋略的咨询活动已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书《尧典》中称：“咨亦谋也”，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从事职业性咨询活动的群体是“士”阶层，如夏商的“家臣”、西周的“命士”、战国的“食客”等；秦汉以来，在官僚体制中出现了专司咨询功能与部分咨询职能的职务和组织，如“参军”、“军师”和“幕宾”等，并产生了相应的幕僚机构。古代社会的咨询活动基本局限在政治军事谋略和福祸吉凶的预测等方面，带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随意性和非普遍性的特点，区别于现代咨询活动解决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而进行的创造性智力活动。17世纪初叶，具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特征的咨询活动和机构产生，这种机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渗透，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官方智库或学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面对诸多社会问题的今天，特别是在思考“第三个30年”的时候，显然需要有各方面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相信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未来中国会涌现出更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