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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收入分配制度比较研究学者刘植荣在媒体上提出应出台《工资法》的建议，在他的《85%的人应该涨工资》一书中，通过分析多方权威统计数据和事实，力证公平的工资制度必须用法律来保障。
刘植荣的观点引起极大反响，有消息称，劳动保障部已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工资立法，但到目前为止，《工资法》仍未出台，目前施行的是《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令人有些尴尬的是，虽然绝大多数劳动者靠工资生活，《工资法》与大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可真正关注《工资法》的人却不多，甚至不少人认为多此一举，担心这项立法对自己的工资收入不利。
为此，本刊专访了刘植荣，就种种误会予以回应。
用《工资法》堵住现有分配制度的漏洞
检察风云：既然我国已有《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何必再制定一部《工资法》？
刘植荣：《规定》关注的是劳资双方之间的协议，其中第二条明确表示“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可对于公职人员、国有企业的人来说，《规定》没有约束力。要管住这一漏洞，就必须立法，让《工资法》调节所有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秩序。
检察风云：国外也有《工资法》吗？
刘植荣：英、法、德等国在产业革命后不久就实现工资立法了，日本也有《工资安全支付法》。美国的最详尽，但是由一系列法案组成，比如《工资公平法案》《支付法案》《同工同酬法案》等，如果研究的话，一年都看不完。
《工资法》重在监管公有部门
检察风云：在国外，国有企业高管工资是以什么标准来发放？
刘植荣：工资高低是对比出来的，必须把全体劳动者放在一个坐标系内对比，才知道谁的工资高，谁的工资低。首先要看看我们国情，那就是人均GDP，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是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任何部门都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工资绝对数。
世界总的工资模式是，只要把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在人均GDP的60%上，市场就会把全国从业者平均工资配置在最低工资的2倍上；当然，公职部门的工资必须通过限高来防止他们的工资标准超过私营部门。
我曾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过研究，高管平均薪酬均未超过人均GDP的4倍，未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8倍，未超过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倍。美国和日本国有企业高管收入是人均工资的3.8倍，英国是1.5倍，加拿大是1.6倍，新加坡是1.7倍。日本国企高管收入只及私企高管的25%。记得曾有一位官员说国企高管年收入60万并不多，算一算就知道了，60万是中国人均GDP几十倍，这还不高吗？
北欧国有企业比例很高，但绝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当几年高官便去国企拿高薪。因为中国现有《条例》管不了国企，董事会内部开个会，想发多少就发多少，这还得了？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全体国民，董事会给自己发天价薪酬，这不等于变相瓜分全民资产吗？
我们一些人善于玩障眼法，拿我们的国有企业高管与外国私营企业高管比工资。外国的工资制度也是“保低限高”，他们保护全体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但限制公有部门的最高收入，并不是限制私营部门的最高收入。外国拿天价年薪的私营企业高管也是极少数，况且他们的薪酬大部分是本公司的股票期权奖励，而不是现金工资；如果完不成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制定的盈利目标，就没有奖励，工资是很低的。
检察风云：有没有“高薪养廉”成功的国家？
刘植荣：我不清楚“高薪养廉”是谁提出来的，我对世界很多国家的工资制度进行了研究，没见有“高薪养廉”的提法。不少人把“高薪养廉”说成是新加坡的做法，其实，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于我们给他们戴上的这顶“高薪养廉”的帽子感到羞辱，他们曾反驳说：“廉洁是每一个公务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不需要用高薪去养。”
其实，新加坡普通公务员工资只是私企的85%左右，2008年新加坡公务员人均工资约为3万美元，可当年新加坡人均GDP是中国的12倍！而如果除以12，中国公务员的年薪应该是1.7万元人民币，这样对比，中国公务员工资早就超过了新加坡。正因为没有《工资法》，所以大家忽略了这一问题，不顾国情，只与人家比工资的绝对数。新加坡不是“高薪养廉”，而是“制度养廉”。
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世界最廉洁国家榜单，2015年丹麦、芬兰、瑞典等十个最廉洁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高薪”养出来的，他们的公务员工资仅是法定最低工资的2倍，与全国劳动者平均工资持平。
涨工资不能只考虑15%的人
检察风云：经济变动这么剧烈，如果有《工资法》，物价上涨了，涨工资却要等走完法律程序才行，会不会让个人吃亏呢？
刘植荣：根本没必要有这个担心。有工资法的国家都有个专门的薪酬委员会，会根据物价上涨的情况进行调整，涨多少大家一清二楚，其操作方法已比较成熟。例如，德国最近决定，从2017年1月起，最低小时工资由8.5欧元提高到8.84欧元。德国最低工资委员会负责向政府提出工资调整报告，每两年调整一次，该委员会由来自劳方和资方的各三名代表、两名经济学界人士和一名委员会主席构成。
检察风云：这么多年没有《工资法》，大家也过来了，不也没出什么问题吗？
刘植荣：不是没出什么问题，而是没有发现问题，或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总见媒体上有不少关于工资的谣言，甚至官方出来辟谣。你说百姓猜测工资是造谣，那真实工资是多少？这么简单的问题，只要是合法的工资收入，怕什么，为什么不把工资标准如实告诉公众？在缺乏透明度的地方，一定会谣言泛滥，谣言的存在是因为缺乏真相。
在美国，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标准都是透明的，都可以查得到，包括军人工资，美国有军人网站，各等级军人工资都可以查到。
因为没有《工资法》，对私营部门的工资统计不足，我国将近85%的劳动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可在政策制定时，他们却常常被忽略，如果只按15%的劳动者的情况作为涨工资的依据，这就很难做到公平，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拉越大。 有人说私营部门工资高，那是只看到少数几家大的私营企业，但绝大多数私营部门的工资明显低于公有部门，如果考虑到福利等因素，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中国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显示，2014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7296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6390元，公有部门的工资是私营部门的1.6倍。所以，制定工资调整政策，如果不考虑私营部门的85%的劳动者，每次看报道说全国平均工资增长了多少，但很多劳动者感到自己是“被增长”，他们并没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应该得到的实际利益，这不利于社会和谐，更有悖公平正义。
《工资法》不应缓行
检察风云：您是否遇到过抱怨工资差距大的例子？
刘植荣：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个人身边都有。比如两个人同等学力，同时参加工作，但一个在机关工作，另一个在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可能差几千元；再有，如果退休，前者的退休金能拿到七八千元，而后者有的可能就拿两千元左右。两个人资历、能力都差不多，工龄也一样，养老金却相差这么大，这能让人感到平衡吗？体制内外、不同工种、不同地区之间工资差异这么大，人们怎能不抱怨？收入分配不公也戾气蔓延的一个根源。
公民意识有待提升
检察风云：为何公众的呼声不强烈？
刘植荣：工资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大家理应予以更多关注。可现实是很多人没意识到《工资法》的重要性，他们更愿抱怨自己的损失，却没想到制定法律，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到目前为止，关注《工资法》的官员、专家、学者也不太多。
毕竟许多立法者不是来自基层，不是拿最低工资的人。如果公众不发出足够强大的声音，他们在与外界隔离的会堂里就不易听到，还以为大家对收入分配状况都很满意了呢。
这涉及一个公民素质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社会是一个共生体，公正对每个人都有利，而要实现公正，就需大家共同来努力。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像体育比赛一样，如果存在“暗箱操作”，那谁还想参加竞争呢？反正没有关系、没有后门再努力也没用。只有在公正、透明的规则下展开竞争，大家才会充分参与进来，社会才有活力，才会不断进步。
《工资法》就是要设计出这样一个公正、透明的收入分配制度，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齐心协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采写：唐山）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刘植荣的观点引起极大反响，有消息称，劳动保障部已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工资立法，但到目前为止，《工资法》仍未出台，目前施行的是《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令人有些尴尬的是，虽然绝大多数劳动者靠工资生活，《工资法》与大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可真正关注《工资法》的人却不多，甚至不少人认为多此一举，担心这项立法对自己的工资收入不利。
为此，本刊专访了刘植荣，就种种误会予以回应。
用《工资法》堵住现有分配制度的漏洞
检察风云：既然我国已有《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何必再制定一部《工资法》？
刘植荣：《规定》关注的是劳资双方之间的协议，其中第二条明确表示“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可对于公职人员、国有企业的人来说，《规定》没有约束力。要管住这一漏洞，就必须立法，让《工资法》调节所有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秩序。
检察风云：国外也有《工资法》吗？
刘植荣：英、法、德等国在产业革命后不久就实现工资立法了，日本也有《工资安全支付法》。美国的最详尽，但是由一系列法案组成，比如《工资公平法案》《支付法案》《同工同酬法案》等，如果研究的话，一年都看不完。
《工资法》重在监管公有部门
检察风云：在国外，国有企业高管工资是以什么标准来发放？
刘植荣：工资高低是对比出来的，必须把全体劳动者放在一个坐标系内对比，才知道谁的工资高，谁的工资低。首先要看看我们国情，那就是人均GDP，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是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任何部门都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工资绝对数。
世界总的工资模式是，只要把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在人均GDP的60%上，市场就会把全国从业者平均工资配置在最低工资的2倍上；当然，公职部门的工资必须通过限高来防止他们的工资标准超过私营部门。
我曾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过研究，高管平均薪酬均未超过人均GDP的4倍，未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8倍，未超过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倍。美国和日本国有企业高管收入是人均工资的3.8倍，英国是1.5倍，加拿大是1.6倍，新加坡是1.7倍。日本国企高管收入只及私企高管的25%。记得曾有一位官员说国企高管年收入60万并不多，算一算就知道了，60万是中国人均GDP几十倍，这还不高吗？
北欧国有企业比例很高，但绝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当几年高官便去国企拿高薪。因为中国现有《条例》管不了国企，董事会内部开个会，想发多少就发多少，这还得了？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全体国民，董事会给自己发天价薪酬，这不等于变相瓜分全民资产吗？
我们一些人善于玩障眼法，拿我们的国有企业高管与外国私营企业高管比工资。外国的工资制度也是“保低限高”，他们保护全体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但限制公有部门的最高收入，并不是限制私营部门的最高收入。外国拿天价年薪的私营企业高管也是极少数，况且他们的薪酬大部分是本公司的股票期权奖励，而不是现金工资；如果完不成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制定的盈利目标，就没有奖励，工资是很低的。
检察风云：有没有“高薪养廉”成功的国家？
刘植荣：我不清楚“高薪养廉”是谁提出来的，我对世界很多国家的工资制度进行了研究，没见有“高薪养廉”的提法。不少人把“高薪养廉”说成是新加坡的做法，其实，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于我们给他们戴上的这顶“高薪养廉”的帽子感到羞辱，他们曾反驳说：“廉洁是每一个公务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不需要用高薪去养。”
其实，新加坡普通公务员工资只是私企的85%左右，2008年新加坡公务员人均工资约为3万美元，可当年新加坡人均GDP是中国的12倍！而如果除以12，中国公务员的年薪应该是1.7万元人民币，这样对比，中国公务员工资早就超过了新加坡。正因为没有《工资法》，所以大家忽略了这一问题，不顾国情，只与人家比工资的绝对数。新加坡不是“高薪养廉”，而是“制度养廉”。
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世界最廉洁国家榜单，2015年丹麦、芬兰、瑞典等十个最廉洁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高薪”养出来的，他们的公务员工资仅是法定最低工资的2倍，与全国劳动者平均工资持平。
涨工资不能只考虑15%的人
检察风云：经济变动这么剧烈，如果有《工资法》，物价上涨了，涨工资却要等走完法律程序才行，会不会让个人吃亏呢？
刘植荣：根本没必要有这个担心。有工资法的国家都有个专门的薪酬委员会，会根据物价上涨的情况进行调整，涨多少大家一清二楚，其操作方法已比较成熟。例如，德国最近决定，从2017年1月起，最低小时工资由8.5欧元提高到8.84欧元。德国最低工资委员会负责向政府提出工资调整报告，每两年调整一次，该委员会由来自劳方和资方的各三名代表、两名经济学界人士和一名委员会主席构成。
检察风云：这么多年没有《工资法》，大家也过来了，不也没出什么问题吗？
刘植荣：不是没出什么问题，而是没有发现问题，或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总见媒体上有不少关于工资的谣言，甚至官方出来辟谣。你说百姓猜测工资是造谣，那真实工资是多少？这么简单的问题，只要是合法的工资收入，怕什么，为什么不把工资标准如实告诉公众？在缺乏透明度的地方，一定会谣言泛滥，谣言的存在是因为缺乏真相。
在美国，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标准都是透明的，都可以查得到，包括军人工资，美国有军人网站，各等级军人工资都可以查到。
因为没有《工资法》，对私营部门的工资统计不足，我国将近85%的劳动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可在政策制定时，他们却常常被忽略，如果只按15%的劳动者的情况作为涨工资的依据，这就很难做到公平，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拉越大。 有人说私营部门工资高，那是只看到少数几家大的私营企业，但绝大多数私营部门的工资明显低于公有部门，如果考虑到福利等因素，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中国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显示，2014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7296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6390元，公有部门的工资是私营部门的1.6倍。所以，制定工资调整政策，如果不考虑私营部门的85%的劳动者，每次看报道说全国平均工资增长了多少，但很多劳动者感到自己是“被增长”，他们并没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应该得到的实际利益，这不利于社会和谐，更有悖公平正义。
《工资法》不应缓行
检察风云：您是否遇到过抱怨工资差距大的例子？
刘植荣：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个人身边都有。比如两个人同等学力，同时参加工作，但一个在机关工作，另一个在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可能差几千元；再有，如果退休，前者的退休金能拿到七八千元，而后者有的可能就拿两千元左右。两个人资历、能力都差不多，工龄也一样，养老金却相差这么大，这能让人感到平衡吗？体制内外、不同工种、不同地区之间工资差异这么大，人们怎能不抱怨？收入分配不公也戾气蔓延的一个根源。
公民意识有待提升
检察风云：为何公众的呼声不强烈？
刘植荣：工资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大家理应予以更多关注。可现实是很多人没意识到《工资法》的重要性，他们更愿抱怨自己的损失，却没想到制定法律，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到目前为止，关注《工资法》的官员、专家、学者也不太多。
毕竟许多立法者不是来自基层，不是拿最低工资的人。如果公众不发出足够强大的声音，他们在与外界隔离的会堂里就不易听到，还以为大家对收入分配状况都很满意了呢。
这涉及一个公民素质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社会是一个共生体，公正对每个人都有利，而要实现公正，就需大家共同来努力。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像体育比赛一样，如果存在“暗箱操作”，那谁还想参加竞争呢？反正没有关系、没有后门再努力也没用。只有在公正、透明的规则下展开竞争，大家才会充分参与进来，社会才有活力，才会不断进步。
《工资法》就是要设计出这样一个公正、透明的收入分配制度，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齐心协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采写：唐山）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