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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重要支撑和保证，“两个毫不动摇”为增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韧性、拓展后疫情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可操作空间提供了有力保障，是新时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两个毫不动摇”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同时也内在地要求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引领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两个毫不动摇 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重要支撑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国经济基础的核心，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马克思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構想，但是却没有给出十分具体的设计及规划。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着眼于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明确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制度基础。“两个毫不动摇”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现实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要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公有制经济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基本公共服务以及高新战略技术，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充分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从而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两个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学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现阶段世界经济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已迈入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期，经济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特别是全球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巨大冲击，使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为保证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就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夯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具体来看：
其一，必须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以支持国家的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落地。当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问题，我国财政政策可操作空间明显收紧。而为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切实减轻后疫情时期企业生产经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则要求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而在后疫情时期更需要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以增加非税收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使国有企业成为新时期拓展我国财政政策空间的有力支撑。
其二，必须坚持鼓励、支持并引导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推动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顺利转型升级。由于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无法通过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刺激经济、对冲人口老龄化与全球疫情的不利影响，只有通过创新、技术进步激发结构性潜能，才能提高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抑制边际生产力递减，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平稳运行。而民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将成为构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抓手和关键支撑。
二、“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建设破除了旧体制束缚，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确实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成功，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社会中盛行，有人认为告别公有制、推行私有化是搞活我国经济的成功之道。新自由主义严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严重违背总设计师邓小平画出的改革开放蓝图。邓小平明确指出，公有制占主体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受西方经济学尤其不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由根植于中国特殊国情而生成的特殊因素所推动的。这些特殊的因素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去挖掘和总结。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由此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创新，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全球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过度私有化不仅无法激发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还会给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以下几点危害： 一是加剧经济转型“阵痛期”中的僵尸企业及产能过剩等问题。盲目私有化会导致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产能过剩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二是加大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系统风险和社会成本。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更需要重视从经济结构调整入手防范系统性风险。而盲目私有化不仅不利于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长期下去还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僵化”。三是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社会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的安全稳定。公有制经济是抵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力保障，如果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将导致中国受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影响越来越大。
“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依然在坚持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创新型民营企业对于提高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可动摇，非公有制经济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只有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制约和影响，才能使我国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的内在本质中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得到抑制，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因素得到发展，最终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三、“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二字，最根本的，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多次就坚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重要论述，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发展观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即认为发展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以及產业结构的升级，而忽视了具体的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情况和感受。这一发展观既没有立足于满足人的需求，也没有着眼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发展理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经常会被经济危机所打断。此外，忽略人的发展的经济增长也往往会出现异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强调的是任何个人或集团不享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的特权，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从而为更高水平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强大推动力量，不断提升贫困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实现基础提升型扶贫，着力变革落后地区的制度、机制基本设计以实现制度变革型扶贫，并于建党百年之际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了对人民的庄重承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并且也选择性地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与市场经济一般相联系的即不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属性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其本质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就是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全方位满足人的真实需要，全方位丰富和提高人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引领新时代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多种体制相互融合的新兴经济体、转轨经济体中，企业家往往感到与政府越来越有隔阂和距离，而实际上政府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矛盾临界的发展阶段中也有自身的困惑及困境。这两种现象并存的主要原因是时代改变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以及创新发展规律也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重建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即要在政企之间营造共同信任的环境，实现包容发展。“亲”就是政府的公权力不仅要用来帮助国有企业，也要用来真诚地帮助民营企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清”就是政府官员在与企业的日常交往中，必须廉洁清正、奉公克己，坦坦荡荡地帮助企业的经济发展。没有“亲商”，我国经济的发展容易出现迟缓乏力的现象;没有“清政”而只有“亲商”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的政企不分。因此“亲商”“清政”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以政商关系的重构为抓手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打破要素流动障碍和破除体制内外羁绊，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以及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以新时代政府职能的加快转变有效激发后疫情时期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活力，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的政商关系，要求政府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民营企业家，要在企业遇到困难时帮助企业，让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而不是疏远企业以及无限制地追究一些因历史原因和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坚持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努力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构建政商关系的重点是大力推进我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市场体系，通过明确官商交往的规则和边界来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经济在包容中发展。市场经济和法治中国需要“亲”“清”的政商关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新时代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肖文.多措并举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J].人民论坛，2021，（10）.
[3]王立胜.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7-06（第4版）.
[4]王天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2）.
[5]刘迎秋. 新型政商关系，如何既“亲”又“清”[N]. 环球时报，2018-05-21（第15版）.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康伟
关键词：两个毫不动摇 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重要支撑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国经济基础的核心，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马克思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構想，但是却没有给出十分具体的设计及规划。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着眼于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明确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制度基础。“两个毫不动摇”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现实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要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公有制经济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基本公共服务以及高新战略技术，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充分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从而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两个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学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现阶段世界经济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已迈入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期，经济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特别是全球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巨大冲击，使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为保证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就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夯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具体来看：
其一，必须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以支持国家的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落地。当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问题，我国财政政策可操作空间明显收紧。而为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切实减轻后疫情时期企业生产经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则要求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而在后疫情时期更需要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以增加非税收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使国有企业成为新时期拓展我国财政政策空间的有力支撑。
其二，必须坚持鼓励、支持并引导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推动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顺利转型升级。由于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无法通过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刺激经济、对冲人口老龄化与全球疫情的不利影响，只有通过创新、技术进步激发结构性潜能，才能提高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抑制边际生产力递减，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平稳运行。而民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将成为构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抓手和关键支撑。
二、“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建设破除了旧体制束缚，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确实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成功，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社会中盛行，有人认为告别公有制、推行私有化是搞活我国经济的成功之道。新自由主义严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严重违背总设计师邓小平画出的改革开放蓝图。邓小平明确指出，公有制占主体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受西方经济学尤其不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由根植于中国特殊国情而生成的特殊因素所推动的。这些特殊的因素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去挖掘和总结。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由此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创新，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全球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过度私有化不仅无法激发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还会给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以下几点危害： 一是加剧经济转型“阵痛期”中的僵尸企业及产能过剩等问题。盲目私有化会导致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产能过剩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二是加大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系统风险和社会成本。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更需要重视从经济结构调整入手防范系统性风险。而盲目私有化不仅不利于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长期下去还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僵化”。三是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社会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的安全稳定。公有制经济是抵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力保障，如果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将导致中国受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影响越来越大。
“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依然在坚持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创新型民营企业对于提高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可动摇，非公有制经济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只有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制约和影响，才能使我国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的内在本质中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得到抑制，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因素得到发展，最终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三、“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二字，最根本的，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多次就坚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重要论述，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发展观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即认为发展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以及產业结构的升级，而忽视了具体的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情况和感受。这一发展观既没有立足于满足人的需求，也没有着眼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发展理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经常会被经济危机所打断。此外，忽略人的发展的经济增长也往往会出现异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强调的是任何个人或集团不享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的特权，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从而为更高水平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强大推动力量，不断提升贫困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实现基础提升型扶贫，着力变革落后地区的制度、机制基本设计以实现制度变革型扶贫，并于建党百年之际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了对人民的庄重承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并且也选择性地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与市场经济一般相联系的即不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属性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其本质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就是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全方位满足人的真实需要，全方位丰富和提高人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引领新时代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多种体制相互融合的新兴经济体、转轨经济体中，企业家往往感到与政府越来越有隔阂和距离，而实际上政府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矛盾临界的发展阶段中也有自身的困惑及困境。这两种现象并存的主要原因是时代改变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以及创新发展规律也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重建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即要在政企之间营造共同信任的环境，实现包容发展。“亲”就是政府的公权力不仅要用来帮助国有企业，也要用来真诚地帮助民营企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清”就是政府官员在与企业的日常交往中，必须廉洁清正、奉公克己，坦坦荡荡地帮助企业的经济发展。没有“亲商”，我国经济的发展容易出现迟缓乏力的现象;没有“清政”而只有“亲商”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的政企不分。因此“亲商”“清政”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以政商关系的重构为抓手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打破要素流动障碍和破除体制内外羁绊，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以及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以新时代政府职能的加快转变有效激发后疫情时期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活力，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的政商关系，要求政府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民营企业家，要在企业遇到困难时帮助企业，让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而不是疏远企业以及无限制地追究一些因历史原因和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坚持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努力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构建政商关系的重点是大力推进我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市场体系，通过明确官商交往的规则和边界来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经济在包容中发展。市场经济和法治中国需要“亲”“清”的政商关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新时代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肖文.多措并举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J].人民论坛，2021，（10）.
[3]王立胜.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7-06（第4版）.
[4]王天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2）.
[5]刘迎秋. 新型政商关系，如何既“亲”又“清”[N]. 环球时报，2018-05-21（第15版）.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