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是一个告别世纪伟人的年代。那些经历了20世纪风云的人物，在纷纷作古，尘归尘，土归土。这一次，是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他以93岁高龄，离开了这个“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将其一生的印记用文字留存。
　　在米沃什身后，或许还有出色的诗人、技艺高超的诗人，但已很难再有人像他这样,在诗歌中呈现如此复杂、深邃的思考。他的伟大，在于他对世界和人类心灵的深刻体察，来自他毕生坎坷、丰富的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一生是我所知道的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
　　1911年，米沃什出生于维尔纽斯市附近的谢泰伊涅，并在维尔纽斯长大，接受教育。维尔纽斯现为立陶宛首都，但当时还在波兰的版图中，因此米沃什一直把自己看成波兰人。在其写作生涯中，虽然精通多种语言，但他仍选择波兰语写作，——即使这并不利于他成为世界性的诗人。更重要的是，“波兰人”这一身份，给他带来了东欧国家的历史记忆，以及“二战”的惨怖经验。
　　1939年，德国攻陷波兰，“二战”爆发。米沃什留守华沙，亲眼目睹了屠杀，毁灭。有四年时间，他一直心怀恐惧，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子弹。为了对抗这种恐惧，米沃什决定，如果还没有完成命中注定要做的工作，他不愿意苟活下去。他加入了社会主义组织“自由社”，并编辑出版了一本反法西斯诗集《独立之歌》。
　　战争，给米沃什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对生命的漠视和伤害时时在发生，“二战”时期，德国曾有人将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他们杀起波兰人或斯拉夫人就像处理次等人类。这种历史的屈辱，不时涌入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
　　“二战”结束后，米沃什担任波兰政府官员。1951年，他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任上出走，从而与当时的波兰政府决裂，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起初，他想从巴黎进入美国，但是美国官员认为他是“苏联鼹鼠”，拒绝给他签证。国内的人们将他视为背节者，嘲讽他“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米沃什在巴黎滞留了10年，孤立而窘困。此时，冷战、流亡生涯，对于诗人来说，就像一场命运的捉弄。
　　在巴黎滞留期间，米沃什的夫人扬卡与美国政府部门持续交涉好几年，但毫无结果，她情绪突然爆发，向他们吼道：“你们会为此后悔的，因为他将获得诺贝尔奖！” 谁也没想到，这是一次预言。
　　1960年，米沃什受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20年后，因为“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他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受邀来到白宫，由里根总统亲自颁发一枚奖章，表彰他对美国文化作出的贡献。晚餐时，米沃什紧挨着里根的私人朋友弗兰克•希纳特拉就座。关于当晚的心情，晚年的米沃什追忆到：“我想要不要说我当年为了拿签证遇到过多少困难？要不要说说他们当年还不想让我入境的事？这一切在我看来已像旧石器时代一样遥远。想到命运那绝难想像的诸多把戏，我只能撇嘴一笑。”
　　在许多人看来，“流亡”成为米沃什最触目的标签，但是并未成为这位伟大诗人真正的桎梏。他说，“我没有让自己政治化，置身于西方，我有责任对人们讲述共产主义，说出他们所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东西。我用几本书履行了我的义务，但随后我告诫自己，够了，便再未往前走。”米沃什明白，如果他变成一个政治作家，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
　　因此，终其一生，米沃什都是一个见证人，而不是代言人。他不站在任何一个简单的立场，而是扎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深入到生活和命运的核心，以此来刻写这个时代。
　　有人形容说，米沃什早期的诗作犹如桀骜不驯的风暴，粗砾、神秘，是地狱般阴惨的火焰，同时又是璀璨的光辉。他用简单、冷静的意象记录曾置身其中的历史，思考、反省自然的冷漠，人类的悲剧。人们期待美好生活，但恶对美的摧毁处处皆在。经过一番风格的淬砺，诗歌已成为他生活中那一动荡岁月的永恒记录。
　　晚年，米沃什的诗歌变得澄澈、宁静。他忍受了尘世的折磨，也得到了足够的荣耀，但这一切终归于宁静。他最终逝世于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20世纪的沧桑已过，在最终瞑目之前，诗人已在诗歌中获得了安宁和从容：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