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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参加了《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以下简称“访谈传记”)一书的翻译工作。该书是2003年初至2005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谈话的纪录。这100小时的访谈先后以《与菲德尔100小时访谈》、《菲德尔·卡斯特罗：我的生平》等为名。用英、法、西班牙文出版。引起世界关注。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也许是有幸最早见到卡斯特罗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外交人员之一。1960年7月。我国政府派出了由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我是该团的西班牙文翻译。7月21日下午。我们得到通知，卡斯特罗总理将于当晚会见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大家兴奋不已。
我记得那天晚上9时许，我们被引进哈瓦那近郊一座幽静的海滨庄园。古巴陪同悄悄告诉我，这里是美国大文豪海明威的故居。我们走进陈设简朴的会客室时，卡斯特罗总理已从一张老式沙发上站起身来，微笑着伸出大手同卢团长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问好。宾主落座，我紧挨团长坐在卡斯特罗的斜对面，能够真切地领略这位风云人物的风采。
出乎大家的意料。卡斯特罗没有寒喧客套，也没有一上来就谈及重要话题，却对代表团赠送给他的礼品象牙球津津乐道。他说简直无法想象中国手工艺人怎么能把坚硬的象牙雕刻成可以转动的九层圆球。菲德尔啧啧赞叹：“真是不可思议!”他又告诉我们他非常喜欢吃中国菜，最爱吃“千年蛋”(即松花蛋)和糖醋鱼，还说他会用象牙筷子夹海参。说着。他有趣地做了个用筷子夹菜的姿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卢团长向卡斯特罗总理转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问候，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英雄的古巴人民的敬意和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卡斯特罗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在古巴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提供无私援助，他本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领导人十分钦佩。他说：“如果说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没有1949年的中国解放，也不会有1959年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卢团长表示。各国人民的革命都是相互支持的，古巴的革命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支持。
卡斯特罗从革命斗争谈到了生产建设。他强调指出。解放后，中国领导人用了不到10年时间解决了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古巴只有600万人，会有什么问题?尽管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我们的困难总比中国遇到的困难小得多。总比打倒独裁统治容易得多。他非常乐观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古巴政府发展蔗糖生产和多种经营的计划和设想，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夜深了，卡斯特罗仍侃侃而谈。毫无倦意。我们知道他感冒初愈。卢团长两次告辞。但两次都被挽留下来。原定不超过45分钟的“礼节性”会见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此后我有幸又见过几次卡斯特罗。最近一次见到他。与第一次时隔43年，那是在北京的古巴驻华使馆。2003年2月，卡斯特罗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二次访华。抵京后第二天。即2月27日晚。他不顾旅途劳顿和一天繁忙的会见参观活动，赶到古巴驻华使馆会见在华的古巴同胞和中国友人。
招待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菲德尔在大使夫人的陪同下。进入大厅一侧由布幔相隔的贵宾室。休息了片刻。他便提出要单独会见历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在场有六位前任驻古大使，我是唯一未曾在古巴当过大使而被列入会见名单的人。我们一共七人分坐在菲德尔两旁。这是一次不拘礼仪、故友重逢叙谈家常式的会晤，气氛异常轻松活跃。
73岁的卡斯特罗，看上去依然健康壮实，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他棕褐色的发须已大半花白。面色亦显苍老，动作和说话速度也不如当年敏捷。
卡斯特罗面前的长方形大理石茶几上，放着一瓶古巴朗姆酒和一瓶中国桂花陈酿，还有几碟古巴小吃和中国茶点。大使夫人问菲德尔：“您想喝什么酒?”
“当然是中国的桂花酒喽!”菲德尔当即答道。我们几位大使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因为都知道卡斯特罗每次到中国大使馆作客。桂花酒、松花蛋和糖醋鱼是餐桌上必备的三大件。菲德尔高兴地端起斟满了桂花陈的酒杯一饮而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直接用西班牙语交谈起来。时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的王成家大使将世知社刚出版制作的健身太极剑和教材DVD赠送给卡斯特罗。说道：“希望您练练太极剑健身，祝您健康长寿!”
卡斯特罗以惯有的幽默答道：“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如果健康长寿。美国人该不高兴了。”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愉悦的交谈进行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大家起身围着卡斯特罗合影留念，依依不舍地拥抱道别。
我第一次和最近一次与卡斯特罗近距离接触前后相隔40多年，这与“访谈传记”涵盖的时间跨度差不多，所以我在翻译和阅读该书时，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卡斯特罗不同年龄段的形象。我仿佛就坐在他的身边，凝视着他那极富表情的脸庞。听着他用略带沙哑而铿锵有力的声音娓娓道来……
突击翻译精彩华章
2006年9月上旬。古巴驻华使馆公使马里奥紧急打电话找我，请求我在三天之内将卡斯特罗的一篇重要文章赶译成中文。而且请我务必帮忙。随即。公使送来了一份30页的电子邮件稿。并对我说：“这是即将出版的卡斯特罗访谈传记第二版新增加的一章。内容重要。是全书精华之一，昨天刚定稿，连古巴大使都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您将是第一个读到这篇妙文的中国人。”盛情难却，我只得不顾劳累突击翻译，按时交出了中译文，古巴使馆立即通过电子信箱将译文发往了哈瓦那。当时他们没有告诉我译稿的用途，两星期后我才得知其中缘由。
9月中旬，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第14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中国并非不结盟运动成员，但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此次派出了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率领的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这次会议。卡斯特罗主席因健康原因未能与会讲话。只是在国家宫会见了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尔及利亚三国总统，及联合国秘书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杨洁篪。古巴外交部向与会各国代表团赠送了刚出版的《与菲德尔100小时访谈》。中国代表团除了收到这本新书外，还得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这就是该书第24章的中译本。原文标题《拉丁美洲》改成了更为醒目的《2002年4月委内瑞拉事件和拉丁美洲的其他问题》。当时中国代表团感到很惊奇，怎么原文书刚出版，同时就有了中译文呢?他们回国后经我解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古巴外交部想出来的一个应急办法。
劝告查韦斯“不可殉难”
“访谈传记”新增加的这第24章，内容果然精彩纷呈。尤其是描述 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未遂政变时。古巴如何采取措施解救查韦斯，卡斯特罗怎样亲自指点查韦斯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并帮助他转危为安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服。卡斯特罗一向对查韦斯推崇备至。称他是有教养、很聪明、非常进步的人，一个真正的玻利瓦尔主义者。古巴领导人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局势。当加拉加斯发生政变，查韦斯总统被围困在总统府准备誓死抵抗、英勇就义时，菲德尔与查韦斯通了电话，帮助他冷静分析形势，劝他“不可殉难”、“也别辞职”。建议他谋求“有尊严地妥协”、“出国而不放弃权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查韦斯接受了菲德尔的建议，从而避免了当年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悲剧。事后，时任国防部长、一直守候在查韦斯总统身边的兰赫尔写道：“菲德尔的电话对避免无谓的牺牲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忠告让我们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对我们帮助很大。”
记者问卡斯特罗当时古巴是否想过用某种方法帮助查韦斯。他答称，那时能做的事只有运用外交手段。当时，古巴外交部一清早就召见了全体驻哈瓦那的外国大使。建议他们陪同古巴外长一起前往加拉加斯，“和平地把委内瑞拉合法总统查韦斯活着接过来”。但政变分子军事头目拒绝了这个建议。查韦斯遭到囚禁，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电视台一次次播放查韦斯“辞职”的消息。以期涣散查韦斯的支持者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在这危急时刻。查韦斯“突然”接通了他女儿玛丽亚的电话。告诉她，他并没有辞职。但已成了“俘虏总统”。玛丽亚立即把这一重要信息告诉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当机立断。让古巴电视台记者把查韦斯女儿澄清事实真相的讲话录了音。并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几百万委内瑞拉人民播放，揭穿了政变分子的谎言。扭转了危局，赢得了解救查韦斯的时间和机会。
随后，卡斯特罗全身心地投入指挥工作。他用电话向在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的父母、多位效忠总统的将领通报实况，安定他们的情绪。要他们发表告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书，动员人民和爱国军人保卫宪法总统。他甚至还通过古巴驻委大使接通了政变军事头目贝拉斯科将军的电话，警告他要确保查韦斯的生命安全。用卡斯特罗自己的话说：“我自己都快成为新闻记者了。接收并传达着各种新闻和公开信息，我仅仅使用了一部手机和一部电视记者的录音机。我见证了委内瑞拉人民和玻利瓦尔武装部队十分精彩的反政变斗争。”实际上。他岂止是一个见证人。从4月12日早晨查韦斯女儿玛丽亚给他打电话开始，他就在那出惊险剧中扮演了扭转乾坤的重要角色。从中不难看出，卡斯特罗和查韦斯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情谊，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查韦斯会这样崇敬和热爱卡斯特罗。
接着，卡斯特罗通过“查韦斯现象”。很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在拉丁美洲进步思想和军人两者间的表面矛盾，并列举了拉美现代史上各国产生的进步军人执政后捍卫民族利益、推动革命进程的具体事例。
在“访谈传记”中，卡斯特罗详细分析了当今拉丁美洲波澜壮阔的土著运动，首先提到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然后又一一评述了他认识的几位杰出的印第安运动领袖。他特别重视玻利维亚印第安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上台执政一事。指出：“他的当选表明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图正在改变，新鲜空气正吹拂本半球。”
访谈中。卡斯特罗不可避免地被问到他对当前拉美局势中几个敏感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实施的不良后果、沉重的外债负担、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前景、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等。对此他言简意赅地作了精辟的回答。同时。他还高度赞扬了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政府推行的进步措施。
最后。在被问道“您是否认为在拉丁美洲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时，卡斯特罗在列举一连串令人信服的数据，并指出拉美某些国家存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紧急解决。那么。在拉丁美洲就会在美国想不到的什么时候。不止一次地爆发革命。到那时就不能再责怪这些革命是什么人煽动起来的了。”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也许是有幸最早见到卡斯特罗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外交人员之一。1960年7月。我国政府派出了由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我是该团的西班牙文翻译。7月21日下午。我们得到通知，卡斯特罗总理将于当晚会见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大家兴奋不已。
我记得那天晚上9时许，我们被引进哈瓦那近郊一座幽静的海滨庄园。古巴陪同悄悄告诉我，这里是美国大文豪海明威的故居。我们走进陈设简朴的会客室时，卡斯特罗总理已从一张老式沙发上站起身来，微笑着伸出大手同卢团长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问好。宾主落座，我紧挨团长坐在卡斯特罗的斜对面，能够真切地领略这位风云人物的风采。
出乎大家的意料。卡斯特罗没有寒喧客套，也没有一上来就谈及重要话题，却对代表团赠送给他的礼品象牙球津津乐道。他说简直无法想象中国手工艺人怎么能把坚硬的象牙雕刻成可以转动的九层圆球。菲德尔啧啧赞叹：“真是不可思议!”他又告诉我们他非常喜欢吃中国菜，最爱吃“千年蛋”(即松花蛋)和糖醋鱼，还说他会用象牙筷子夹海参。说着。他有趣地做了个用筷子夹菜的姿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卢团长向卡斯特罗总理转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问候，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英雄的古巴人民的敬意和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卡斯特罗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在古巴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提供无私援助，他本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领导人十分钦佩。他说：“如果说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没有1949年的中国解放，也不会有1959年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卢团长表示。各国人民的革命都是相互支持的，古巴的革命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支持。
卡斯特罗从革命斗争谈到了生产建设。他强调指出。解放后，中国领导人用了不到10年时间解决了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古巴只有600万人，会有什么问题?尽管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我们的困难总比中国遇到的困难小得多。总比打倒独裁统治容易得多。他非常乐观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古巴政府发展蔗糖生产和多种经营的计划和设想，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夜深了，卡斯特罗仍侃侃而谈。毫无倦意。我们知道他感冒初愈。卢团长两次告辞。但两次都被挽留下来。原定不超过45分钟的“礼节性”会见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此后我有幸又见过几次卡斯特罗。最近一次见到他。与第一次时隔43年，那是在北京的古巴驻华使馆。2003年2月，卡斯特罗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二次访华。抵京后第二天。即2月27日晚。他不顾旅途劳顿和一天繁忙的会见参观活动，赶到古巴驻华使馆会见在华的古巴同胞和中国友人。
招待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菲德尔在大使夫人的陪同下。进入大厅一侧由布幔相隔的贵宾室。休息了片刻。他便提出要单独会见历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在场有六位前任驻古大使，我是唯一未曾在古巴当过大使而被列入会见名单的人。我们一共七人分坐在菲德尔两旁。这是一次不拘礼仪、故友重逢叙谈家常式的会晤，气氛异常轻松活跃。
73岁的卡斯特罗，看上去依然健康壮实，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他棕褐色的发须已大半花白。面色亦显苍老，动作和说话速度也不如当年敏捷。
卡斯特罗面前的长方形大理石茶几上，放着一瓶古巴朗姆酒和一瓶中国桂花陈酿，还有几碟古巴小吃和中国茶点。大使夫人问菲德尔：“您想喝什么酒?”
“当然是中国的桂花酒喽!”菲德尔当即答道。我们几位大使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因为都知道卡斯特罗每次到中国大使馆作客。桂花酒、松花蛋和糖醋鱼是餐桌上必备的三大件。菲德尔高兴地端起斟满了桂花陈的酒杯一饮而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直接用西班牙语交谈起来。时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的王成家大使将世知社刚出版制作的健身太极剑和教材DVD赠送给卡斯特罗。说道：“希望您练练太极剑健身，祝您健康长寿!”
卡斯特罗以惯有的幽默答道：“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如果健康长寿。美国人该不高兴了。”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愉悦的交谈进行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大家起身围着卡斯特罗合影留念，依依不舍地拥抱道别。
我第一次和最近一次与卡斯特罗近距离接触前后相隔40多年，这与“访谈传记”涵盖的时间跨度差不多，所以我在翻译和阅读该书时，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卡斯特罗不同年龄段的形象。我仿佛就坐在他的身边，凝视着他那极富表情的脸庞。听着他用略带沙哑而铿锵有力的声音娓娓道来……
突击翻译精彩华章
2006年9月上旬。古巴驻华使馆公使马里奥紧急打电话找我，请求我在三天之内将卡斯特罗的一篇重要文章赶译成中文。而且请我务必帮忙。随即。公使送来了一份30页的电子邮件稿。并对我说：“这是即将出版的卡斯特罗访谈传记第二版新增加的一章。内容重要。是全书精华之一，昨天刚定稿，连古巴大使都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您将是第一个读到这篇妙文的中国人。”盛情难却，我只得不顾劳累突击翻译，按时交出了中译文，古巴使馆立即通过电子信箱将译文发往了哈瓦那。当时他们没有告诉我译稿的用途，两星期后我才得知其中缘由。
9月中旬，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第14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中国并非不结盟运动成员，但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此次派出了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率领的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这次会议。卡斯特罗主席因健康原因未能与会讲话。只是在国家宫会见了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尔及利亚三国总统，及联合国秘书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杨洁篪。古巴外交部向与会各国代表团赠送了刚出版的《与菲德尔100小时访谈》。中国代表团除了收到这本新书外，还得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这就是该书第24章的中译本。原文标题《拉丁美洲》改成了更为醒目的《2002年4月委内瑞拉事件和拉丁美洲的其他问题》。当时中国代表团感到很惊奇，怎么原文书刚出版，同时就有了中译文呢?他们回国后经我解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古巴外交部想出来的一个应急办法。
劝告查韦斯“不可殉难”
“访谈传记”新增加的这第24章，内容果然精彩纷呈。尤其是描述 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未遂政变时。古巴如何采取措施解救查韦斯，卡斯特罗怎样亲自指点查韦斯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并帮助他转危为安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服。卡斯特罗一向对查韦斯推崇备至。称他是有教养、很聪明、非常进步的人，一个真正的玻利瓦尔主义者。古巴领导人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局势。当加拉加斯发生政变，查韦斯总统被围困在总统府准备誓死抵抗、英勇就义时，菲德尔与查韦斯通了电话，帮助他冷静分析形势，劝他“不可殉难”、“也别辞职”。建议他谋求“有尊严地妥协”、“出国而不放弃权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查韦斯接受了菲德尔的建议，从而避免了当年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悲剧。事后，时任国防部长、一直守候在查韦斯总统身边的兰赫尔写道：“菲德尔的电话对避免无谓的牺牲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忠告让我们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对我们帮助很大。”
记者问卡斯特罗当时古巴是否想过用某种方法帮助查韦斯。他答称，那时能做的事只有运用外交手段。当时，古巴外交部一清早就召见了全体驻哈瓦那的外国大使。建议他们陪同古巴外长一起前往加拉加斯，“和平地把委内瑞拉合法总统查韦斯活着接过来”。但政变分子军事头目拒绝了这个建议。查韦斯遭到囚禁，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电视台一次次播放查韦斯“辞职”的消息。以期涣散查韦斯的支持者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在这危急时刻。查韦斯“突然”接通了他女儿玛丽亚的电话。告诉她，他并没有辞职。但已成了“俘虏总统”。玛丽亚立即把这一重要信息告诉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当机立断。让古巴电视台记者把查韦斯女儿澄清事实真相的讲话录了音。并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几百万委内瑞拉人民播放，揭穿了政变分子的谎言。扭转了危局，赢得了解救查韦斯的时间和机会。
随后，卡斯特罗全身心地投入指挥工作。他用电话向在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的父母、多位效忠总统的将领通报实况，安定他们的情绪。要他们发表告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书，动员人民和爱国军人保卫宪法总统。他甚至还通过古巴驻委大使接通了政变军事头目贝拉斯科将军的电话，警告他要确保查韦斯的生命安全。用卡斯特罗自己的话说：“我自己都快成为新闻记者了。接收并传达着各种新闻和公开信息，我仅仅使用了一部手机和一部电视记者的录音机。我见证了委内瑞拉人民和玻利瓦尔武装部队十分精彩的反政变斗争。”实际上。他岂止是一个见证人。从4月12日早晨查韦斯女儿玛丽亚给他打电话开始，他就在那出惊险剧中扮演了扭转乾坤的重要角色。从中不难看出，卡斯特罗和查韦斯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情谊，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查韦斯会这样崇敬和热爱卡斯特罗。
接着，卡斯特罗通过“查韦斯现象”。很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在拉丁美洲进步思想和军人两者间的表面矛盾，并列举了拉美现代史上各国产生的进步军人执政后捍卫民族利益、推动革命进程的具体事例。
在“访谈传记”中，卡斯特罗详细分析了当今拉丁美洲波澜壮阔的土著运动，首先提到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然后又一一评述了他认识的几位杰出的印第安运动领袖。他特别重视玻利维亚印第安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上台执政一事。指出：“他的当选表明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图正在改变，新鲜空气正吹拂本半球。”
访谈中。卡斯特罗不可避免地被问到他对当前拉美局势中几个敏感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实施的不良后果、沉重的外债负担、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前景、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等。对此他言简意赅地作了精辟的回答。同时。他还高度赞扬了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政府推行的进步措施。
最后。在被问道“您是否认为在拉丁美洲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时，卡斯特罗在列举一连串令人信服的数据，并指出拉美某些国家存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紧急解决。那么。在拉丁美洲就会在美国想不到的什么时候。不止一次地爆发革命。到那时就不能再责怪这些革命是什么人煽动起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