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边散步,聊起时下盛传的一则消息,称德国政府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利用炸弹暗杀希特勒的行动。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假如这是真的,那一点也不会使我惊讶。”马尔康姆反驳道,他不相信英国政府的上层人物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英国人比较文明正派,他补充说,这种行为与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
　　这原本是一场无伤大雅的讨论,但维特根斯坦却大光其火,认为马尔康姆最后的说法极端愚蠢,并且怒斥后者没有真正从他的哲学课堂上学到任何东西。
　　时隔五年,马尔康姆已经离开英国,在太平洋上的一艘美国军舰服役,此时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到那次争论的要点所在。
　　在信中维特根斯坦重提他们散步时的那次讨论:“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而这种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种语句的),那么,它有什么用处?”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地接触到各种诘屈聱牙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即维特根斯坦所称“危险的语句”)。但是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担忧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思想习惯,学会鞭辟入里的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智识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只是对哲学的践踏,更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质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不久前我有幸拜读到一篇论述“中国模式”的雄文,评判此文的得失远远超出我的知识储备和能力范围,我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几句关键表述。
　　作者指出:“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不同,模式是对‘成功’原因的‘归纳’。”又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由解释,即因果抽象。”
　　作者连续使用了“模式”“归纳”“因果抽象”这样的超级概念,字面意思看似清晰明确——通过对中国60年的成功之路进行“归纳”,抽象出其中的“因果”关联,并进而提炼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可是问题在于,一旦我们细究这些超级概念的内涵,便会发现这是一段歧义丛生、不知所谓的论述。
　　熟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大哲休谟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我们对于一切事实所做的归纳推论,都无法冠以“因果关联”的名目,而只是心理习惯意义上的联想。虽说休谟的观点并非定论,但在“归纳”与“因果”之间如此轻易地画等号,却正是犯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滥用“危险语句”的错误。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这位作者的观点,从中国60年的成功之路中的确可以归纳总结出因果解释,并进而形成“中国模式”。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称“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由此可见“模”字隐含有模度(标准)、模准(样板,规范)、模宪(法则)等义。而按《汉语大词典》,所谓“模式”就是“事物的标准样式”。凡此种种皆指向了“中国模式”一说隐含着“普世主义”的意蕴,可是该作者却又反复强调“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仿效”,口口声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这其中的矛盾和张力实在让人费解。
　　在马尔康姆的记忆里,维特根斯坦最本质的特点是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当他在课堂上进行紧张的思考时,他常常觉得自己搞糊涂了,而且会毫无顾忌地把这点说出来,譬如说:“我是一个傻瓜!”“你们的老师糟透了!”“今天我确实太笨了!”
　　这种典型的希腊式智慧对于我们已经太过陌生,但它仍然向我们揭示着真正的智者与热腾的日常闲谈和政治言说之间格格不入的品性,并提醒我们在面对喧嚣的流行观念时,或许应持哲学上的审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