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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晋，浙江三门人，1914年7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15岁时，就在留学的德国参加了共青团；因为干革命，在上海坐过大牢；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高才生；周恩来的英语翻译和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外交系统工作，直至1991年2月18日离世。他一生谦虚谨慎，低调做人，既没有留下长篇回忆录，也不允许别人为他树碑立传。
周恩来劝其“安心干外交”
1931年，章文晋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即投身党的地下工作，进行抗日斗争，并在西南联大最终完成了在清华大学未完成的学业。1938年入党，同年参加抗战救护队工作。194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把大后方一批学生出身的党员撤回延安，以便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建设储备人才。章文晋到重庆后，领导决定把他留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这成为他外交生涯的起点和一生重要转折点。当时，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等都是外事组成员。
重庆谈判期间，一天晚上，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随后，毛泽东在接见加拿大驻华大使时，章文晋被选定做翻译。会见后，毛泽东夸赞彬彬有礼的章文晋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毛泽东可能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雇员了。章文晋赶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非常开心。周恩来原来的秘书兼翻译是龚澎，后因工作繁忙，便推荐章接替了她的工作。此后，章文晋亲历了1945年至1946年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在谈判初期，国、共、美三方代表都带自己的翻译，轮流上场担任翻译。但国、美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翻译人员难以胜任翻译工作。最后，整个会谈只由章文晋一人担任翻译。
后来，章文晋在《周恩来———马歇尔使华》一文中，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分析和总结。其中谈到，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它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国内斗争方面，当时看来中国存在着走向和平民主之路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很大，但它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值得我们党去争取……在国际斗争方面，我党与美国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最重要的是，我党通过与美国政府谈判，获得了国际斗争的宝贵经验……弄清了美国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力量，认识到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左右中国的命运。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独立自主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1948年秋，周恩来在西柏坡召开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后的外事工作作了部署。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天津解放后，章文晋随解放大军到了天津，先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副处长、处长。新中国成立后，黄敬（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知道章文晋是清华大学学汽车制造的高才生，在筹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就一心想拉章进那里的领导班子。当时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劝章“还是安心干外交吧”，章文晋才彻底打消了离开外交部门的念头。
从1944年一直到周恩来逝世，章文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差不多30年。1991年初，他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撰文《魂系周公》，深切地回忆起周恩来在同马歇尔谈判中所表现的不畏艰险、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作的不懈努力。回忆到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时，他写道：“他做思想工作总是寓情于理，循循善诱。”“对同志严格要求，但下级出了差错，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章文晋一生都以周恩来为楷模。
亲历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
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见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台经过
1954年，章文晋担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翻译组负责人。众所周知，日内瓦会议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亮相。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崇高的风范，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风格，对初涉重大国际会议的章文晋影响极大。章文晋用心学，周恩来则对章既亲切关怀又严格要求。有一次，发往国内的通讯译稿出了差错，周恩来曾严厉批评过章文晋。章文晋在这些外交实践中，在周恩来的严格要求中不断成长起来。
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它的内容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后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953年底至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那时，周恩来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在开始的时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后来在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间关系时，也强调贯彻这五项原则。这无疑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大重要贡献。
在周恩来访问印度的最后一个晚上，为写好以正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著名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熬了一个通宵。正是在这样一字一句的推敲中，他才深刻领会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对指导中国外交事业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躬身于复杂细致的边界谈判
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能否公正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边境的安宁以及边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正常关系。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上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章文晋主管亚洲事务前后长达15年之久，亚洲外交事务对中国既重要又繁杂，其中最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就是边界问题谈判。为此，章文晋主管的亚洲司专门成立了边界处。请专家、查资料、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与有关国家官员会晤等，工作十分庞杂。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连续几天不能回家，一直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在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划界以及中国与印度边界谈判中，章文晋肩负重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的。 就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高层互访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章文晋在递交抗议照会的同时，又和他的团队再次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决定找几位美国的重要人物来斟酌这关键的一步。他拜见了前总统尼克松，了解他对中美高层互访的看法。尼克松一直自视为中国的老朋友，他坦率地向章文晋提出建议：总的来说，促成美中首脑互访是有益的。他认为里根总统很看重内阁成员中的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二人较了解中国，且希望搞好美中关系；另外，里根比较直，喜欢开门见山，严重分歧能摆到桌面上谈。章文晋约见了基辛格，谈了同一问题。基辛格风趣地说，里根总统喜欢谈具体的事，不爱谈理论。同时还提醒章文晋，不要低估里根夫人的作用。
经过外部调研，又同使馆团队综合分析后，章文晋向国内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分析：总的是，应对两国高层互访持积极态度，理由有四：一、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影响，里根已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及对亚洲的影响；二、中国改革开放唤起了美企业界的很大热情，对宣传中国和争取美国人民的认知有益；三、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国了解甚少，故对中国总理访美抱有很大热情；四、中美由于长期缺乏了解和沟通，逆流和困难确实存在。通过广泛接触，定会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以民促官的作用。
两国高层互访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意义非同寻常。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总理将于1984年1月10日至16日访美；美国总统里根于同年4月26日至30日访华。在中国总理访美前的1983年秋，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正式访问了美国。里根访华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率军事代表团访美。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成功互访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章文晋深知美国上层人士对美国政府决策、对社会舆论都有较大影响，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为此，他重点做了国务卿舒尔茨、美国最后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农业部长布洛克等人的工作，并和他们成了好朋友。还有社会名流、大富豪如水门饭店和麦迪逊饭店老板等人的工作也要做，这些人和章文晋的关系都很好。作为中国驻美大使，他要同美国官员、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工商业巨子等多些交往。此外，还要参加频繁的社会活动。除了正式会谈会见外，还有无数宴会、酒会、茶会等，有时一天得赶三四场活动，十分累人。但是，章文晋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能交到朋友，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才能上下贯通地做好美国工作。为此，他们夫妇宁肯累也要出席活动。章文晋还利用和支持中美各种交流来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在章文晋任职的这段时间，各项交流不断增多。美国从上到下对中国的了解更深了，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更增进了。
章文晋还认为，要想做好美国工作，必须动员全馆的力量。他到任后，对使馆三秘以上的外交官做过一次谈话，提出了放开手脚走出去做工作的新思路，提出高级外交官要多与美国国务院各部门的官员交朋友，不能有事才登门。既要了解制定政策的官方人士，也要了解执行政策的人。从一秘到三秘的外交官也应该开展相对应的外交活动，开展活动的形式也要多种多样，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喝茶、喝咖啡都可以。章文晋十分重视对美的调研工作。每天清晨上班前，都坚持读报。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就请二秘杨洁篪（现任国务委员）先读，吃早饭时，由杨向他汇报当天的重要消息、评论等。工作再忙，章也要抽出一两个半天，同使馆的高级外交官进行研讨、交流。章文晋调动了全馆从下到上各级外交官的工作热情。从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时间，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美国65个大小城市作了106次讲演。
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他外交生涯中闪光的一页。
1985年4月，章文晋从驻美使馆离任回国。1986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此时他已72岁，但又登上了民间外交的舞台。在民间外交的舞台上，章文晋主持协调了国际和平年活动，召开第一次友协全国理事会，积极促使工合国际恢复活动，负责操办了对外友协成立35周年纪念会等，还被巴基斯坦总统授予新月勋章。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章文晋就像一只勤奋的大蜘蛛，不停地结网、结网，为国家，为人民，也为了世界。
熟悉章文晋的人会把他说成是传奇式的人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勤务员。他一生得益于周恩来的言传身教，在工作和生活中一直自觉地以周恩来为榜样。
1990年底，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重访北京时，曾对章文晋说：像你这样儒雅的外交家最能赢得美国人民的信任。万斯在章文晋离任时说过一段话：“在许多情况下，他明智的判断和建议，使我们得以绕开暗礁，克服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是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并且幽默。”洛德回忆说：“他坚定地捍卫其国家的利益，但他采用的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方式。他到美国人民中去，与美国的精英、国会和政府接触，有力地阐述中国立场，并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转达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美国学者盛赞章文晋：“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谈吐儒雅，机智幽默”。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老报人说：“章先生了不起呀！他是儒家外交。”
（本文在章文晋夫人张颖的关怀下得以完成，她提供了自己撰写的全部书籍和部分照片供笔者参阅和使用，在此表示感谢）
周恩来劝其“安心干外交”
1931年，章文晋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即投身党的地下工作，进行抗日斗争，并在西南联大最终完成了在清华大学未完成的学业。1938年入党，同年参加抗战救护队工作。194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把大后方一批学生出身的党员撤回延安，以便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建设储备人才。章文晋到重庆后，领导决定把他留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这成为他外交生涯的起点和一生重要转折点。当时，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等都是外事组成员。
重庆谈判期间，一天晚上，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随后，毛泽东在接见加拿大驻华大使时，章文晋被选定做翻译。会见后，毛泽东夸赞彬彬有礼的章文晋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毛泽东可能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雇员了。章文晋赶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非常开心。周恩来原来的秘书兼翻译是龚澎，后因工作繁忙，便推荐章接替了她的工作。此后，章文晋亲历了1945年至1946年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在谈判初期，国、共、美三方代表都带自己的翻译，轮流上场担任翻译。但国、美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翻译人员难以胜任翻译工作。最后，整个会谈只由章文晋一人担任翻译。
后来，章文晋在《周恩来———马歇尔使华》一文中，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分析和总结。其中谈到，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它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国内斗争方面，当时看来中国存在着走向和平民主之路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很大，但它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值得我们党去争取……在国际斗争方面，我党与美国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最重要的是，我党通过与美国政府谈判，获得了国际斗争的宝贵经验……弄清了美国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力量，认识到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左右中国的命运。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独立自主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1948年秋，周恩来在西柏坡召开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后的外事工作作了部署。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天津解放后，章文晋随解放大军到了天津，先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副处长、处长。新中国成立后，黄敬（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知道章文晋是清华大学学汽车制造的高才生，在筹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就一心想拉章进那里的领导班子。当时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劝章“还是安心干外交吧”，章文晋才彻底打消了离开外交部门的念头。
从1944年一直到周恩来逝世，章文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差不多30年。1991年初，他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撰文《魂系周公》，深切地回忆起周恩来在同马歇尔谈判中所表现的不畏艰险、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作的不懈努力。回忆到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时，他写道：“他做思想工作总是寓情于理，循循善诱。”“对同志严格要求，但下级出了差错，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章文晋一生都以周恩来为楷模。
亲历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
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见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台经过
1954年，章文晋担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翻译组负责人。众所周知，日内瓦会议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亮相。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崇高的风范，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风格，对初涉重大国际会议的章文晋影响极大。章文晋用心学，周恩来则对章既亲切关怀又严格要求。有一次，发往国内的通讯译稿出了差错，周恩来曾严厉批评过章文晋。章文晋在这些外交实践中，在周恩来的严格要求中不断成长起来。
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它的内容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后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953年底至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那时，周恩来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在开始的时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后来在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间关系时，也强调贯彻这五项原则。这无疑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大重要贡献。
在周恩来访问印度的最后一个晚上，为写好以正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著名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熬了一个通宵。正是在这样一字一句的推敲中，他才深刻领会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对指导中国外交事业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躬身于复杂细致的边界谈判
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能否公正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边境的安宁以及边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正常关系。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上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章文晋主管亚洲事务前后长达15年之久，亚洲外交事务对中国既重要又繁杂，其中最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就是边界问题谈判。为此，章文晋主管的亚洲司专门成立了边界处。请专家、查资料、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与有关国家官员会晤等，工作十分庞杂。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连续几天不能回家，一直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在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划界以及中国与印度边界谈判中，章文晋肩负重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的。 就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高层互访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章文晋在递交抗议照会的同时，又和他的团队再次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决定找几位美国的重要人物来斟酌这关键的一步。他拜见了前总统尼克松，了解他对中美高层互访的看法。尼克松一直自视为中国的老朋友，他坦率地向章文晋提出建议：总的来说，促成美中首脑互访是有益的。他认为里根总统很看重内阁成员中的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二人较了解中国，且希望搞好美中关系；另外，里根比较直，喜欢开门见山，严重分歧能摆到桌面上谈。章文晋约见了基辛格，谈了同一问题。基辛格风趣地说，里根总统喜欢谈具体的事，不爱谈理论。同时还提醒章文晋，不要低估里根夫人的作用。
经过外部调研，又同使馆团队综合分析后，章文晋向国内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分析：总的是，应对两国高层互访持积极态度，理由有四：一、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影响，里根已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及对亚洲的影响；二、中国改革开放唤起了美企业界的很大热情，对宣传中国和争取美国人民的认知有益；三、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国了解甚少，故对中国总理访美抱有很大热情；四、中美由于长期缺乏了解和沟通，逆流和困难确实存在。通过广泛接触，定会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以民促官的作用。
两国高层互访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意义非同寻常。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总理将于1984年1月10日至16日访美；美国总统里根于同年4月26日至30日访华。在中国总理访美前的1983年秋，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正式访问了美国。里根访华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率军事代表团访美。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成功互访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章文晋深知美国上层人士对美国政府决策、对社会舆论都有较大影响，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为此，他重点做了国务卿舒尔茨、美国最后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农业部长布洛克等人的工作，并和他们成了好朋友。还有社会名流、大富豪如水门饭店和麦迪逊饭店老板等人的工作也要做，这些人和章文晋的关系都很好。作为中国驻美大使，他要同美国官员、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工商业巨子等多些交往。此外，还要参加频繁的社会活动。除了正式会谈会见外，还有无数宴会、酒会、茶会等，有时一天得赶三四场活动，十分累人。但是，章文晋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能交到朋友，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才能上下贯通地做好美国工作。为此，他们夫妇宁肯累也要出席活动。章文晋还利用和支持中美各种交流来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在章文晋任职的这段时间，各项交流不断增多。美国从上到下对中国的了解更深了，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更增进了。
章文晋还认为，要想做好美国工作，必须动员全馆的力量。他到任后，对使馆三秘以上的外交官做过一次谈话，提出了放开手脚走出去做工作的新思路，提出高级外交官要多与美国国务院各部门的官员交朋友，不能有事才登门。既要了解制定政策的官方人士，也要了解执行政策的人。从一秘到三秘的外交官也应该开展相对应的外交活动，开展活动的形式也要多种多样，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喝茶、喝咖啡都可以。章文晋十分重视对美的调研工作。每天清晨上班前，都坚持读报。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就请二秘杨洁篪（现任国务委员）先读，吃早饭时，由杨向他汇报当天的重要消息、评论等。工作再忙，章也要抽出一两个半天，同使馆的高级外交官进行研讨、交流。章文晋调动了全馆从下到上各级外交官的工作热情。从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时间，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美国65个大小城市作了106次讲演。
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他外交生涯中闪光的一页。
1985年4月，章文晋从驻美使馆离任回国。1986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此时他已72岁，但又登上了民间外交的舞台。在民间外交的舞台上，章文晋主持协调了国际和平年活动，召开第一次友协全国理事会，积极促使工合国际恢复活动，负责操办了对外友协成立35周年纪念会等，还被巴基斯坦总统授予新月勋章。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章文晋就像一只勤奋的大蜘蛛，不停地结网、结网，为国家，为人民，也为了世界。
熟悉章文晋的人会把他说成是传奇式的人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勤务员。他一生得益于周恩来的言传身教，在工作和生活中一直自觉地以周恩来为榜样。
1990年底，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重访北京时，曾对章文晋说：像你这样儒雅的外交家最能赢得美国人民的信任。万斯在章文晋离任时说过一段话：“在许多情况下，他明智的判断和建议，使我们得以绕开暗礁，克服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是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并且幽默。”洛德回忆说：“他坚定地捍卫其国家的利益，但他采用的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方式。他到美国人民中去，与美国的精英、国会和政府接触，有力地阐述中国立场，并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转达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美国学者盛赞章文晋：“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谈吐儒雅，机智幽默”。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老报人说：“章先生了不起呀！他是儒家外交。”
（本文在章文晋夫人张颖的关怀下得以完成，她提供了自己撰写的全部书籍和部分照片供笔者参阅和使用，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