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章乃器在为自己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辩解时，曾说过下面这番话：“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哪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
　　两个设想都反驳得有力，而且不是凭白无故的。这不单指的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还在安徽、武汉同几个国民党特务，甚至陈立夫较量过，终于战胜了他们的威逼利诱，捍卫了他同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关系。建国后，他从了政，担任了粮食部部长，自认为“有职有权”，连部里的中共党组都认为他“很能干，很负责，有建树”。
　　但是，他仍然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一戴23年，“设想”成了现实。
　　这是为什么？符合常识吗？
　　就因为他在鸣放时发了言，对中共提出了“大党主义”和以党代政两条批评。当时的“常识”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没有错误缺点的，你把党描绘成“唯我独尊”，说什么同群众之间有了“墙和沟”；你把党比喻成编导，把政府机构比喻成演员，要党退到后台去，把前台让出来。不是猖狂向党进攻又是什么？
　　还因为，他早在1955年就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特殊论”，认为民建是“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政党”，当时就遭到了“吹捧资产阶级”、“拒绝思想改造”的批判。如今，公然跳出来对党指手划脚，似乎比工人阶级比共产党还高明。
　　再有一点，在民建和工商联内部，说民建内有宗派对他诬蔑、谄害，把矛头直指向黄炎培等一大批人。
　　而他自己也承认“自恃过高，目空一切”，不承认任何错误，拒绝一切人的劝导，还说什么“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年发生在章乃器身上的这些荒唐的“设想”终于成为“事实”的怪事，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一是“逻辑”和“常识”的定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旦离开了实践，偏离了科学发展观，把某些领导或“主流”人物的意见当成了常识，以它为依据进行推理，那当然也就一切无从谈起了。而中国人又是习惯于“从众”的，为了自保（不管是否意识到），谁又愿意当“出头椽子”呢？应当承认，章乃器是位先智型的人物，他不仅有清醒的观点、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为坚持真理不惜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这里的“常识”，实际上就是唯物论，就是辩证法。
　　二是策略和做法的斟酌。就章乃器的策略而言，有两点是否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第一，在民建和工商联内部，他树敌过多，把一场政治斗争同党派内部的宗派斗争和感情纠葛混淆在一起，而在当时那样的气候下，对他是绝对不利的，他不能不因此食到了更多的苦果。第二，关于他倔强的个性。章乃器是条硬汉子，铮铮铁骨令人钦佩，但在具体做法上是否可以再策略一些呢？
　　章乃器坚守的“是非关”、“得失关”和“荣辱关”，至今仍矗立在我们面前，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也是常识。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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