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是近代史专家，他的言路和思路近年来溢出学院，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近代国史向来跟当代国人的情感认知难解难分，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心中，近代史可以说是屈辱的、蒙昧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的、黑暗的代名词，相应地，近代史的诸多人物、事件都跟羞辱、愚昧相关。20世纪以来的革命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种中国近代史的“落伍”一类的观念之上，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谈起近代史，仍不免“情何以堪”，为自家的先辈和历史黯然神伤。
　　马勇的著作《坦然面对历史的伤》直面我们近代史的这段伤痛。面对坎陷的近代史，面对近乎定论的“低谷”史观，马勇以温和宽厚的态度完成了几乎属于他一个人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跟低谷的、黑暗的近代史观不同，马勇对近代史多有肯定。比如，他中肯地指出，五口通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光绪帝推动改革并非想象那么难……
　　这些史论并非特别新颖，新颖的在于，他对历史情境的还原；更关键的在于，他颠覆了主宰我们数代中国人的“近代史观”，即“百年耻辱”的近代史观，马勇认定，“百年耻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晚清的中国近代史，从本质上看，其实是一个向上的过程，从一个完全的农业社会，一点点增加工业和商业文明元素。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用了30年时间，建构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以至于“在1895年以前，中国其实完全恢复到一种盛世状态”。
　　马勇的这一结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传统中国史观的回归，是对当时历史的还原。只要我们记得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咸丰两朝过后，在同治、光绪两朝期间，时人和史家都肯定当时出现了“同光中兴”；我们就能明白，马勇的史观有想当坚实的历史基础。这大大消解了大家想当然地以为近代史乃是中国文明“低谷”的心理，大大消解了人们以为近代史乃是黑暗的、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认识。虽然论者多以为“同光中兴”只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但马勇令人信服地证实，近代史之于中国文明仍是“加法”。
　　读马勇的书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历史。马勇的平和与新颖，跟历史翻案文字不同。他的叙事不仅坦然，而且真诚。他对历史的肯定，跟近年来否定革命的史观也判然有别，后者“告别革命”甚至以反革命的面目出现，甚至得出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皇，孙中山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慈禧……一类的结论。但马勇向国人真诚地告白，“中国面对工业革命无路可绕，除了亦步亦趋地追赶，不存在另外的可能”。马勇说，“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总是以一种阴谋论、怀疑论的眼光进行打量，没有弄清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文明来说只是‘加法’，是中国农业文明怎样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因素”。
　　曾有论者以为，我们中国人仍活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里，我们没有告别“耻辱”意识、“悲情”意识，这种意识使我们难以坦然面对历史的伤痛。这种活在历史中而不自知的现象使知识的生产也出现扭曲，即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知识人过于以中国国力为参考，以至于旁观者都对中国知识人的成果大为惋息，对中国一向怀抱同情的美国史学大家史华慈生前感叹，“我们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关切国力的问题下什么判语。中国确实一直深受羞辱，而且当今世界，没有国力就无法生存。不过，事实却是，一旦价值是按照作为获取力量的手段来评估，这些价值就非常可能变得脆弱难保，扭曲变形。”
　　如果我们以马勇的叙事来看待史华慈的论断，可以说，史华慈都不免受“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以为“中国确实一直深受羞辱”。但无论“同光中兴”、“洋务运动”、一战期间的中国产业发展，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十年”，抗战期间的“四大国”地位……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史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无论如何，史华慈所说的“价值”仍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人和大众深思。
　　马勇的言路思路虽然也不免与“国力”相参照，但他的立足点显然更属于史华慈所说的“价值”。读马勇的书，给人印象深刻的，甚至不是他提出了新颖的史观、论点，而是他的叙事本身。看马勇的叙事，我们对近代史附加的情感都无足称道，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从近代史获得教益。这也是马勇的历史写作一以贯之之处，跟其他肯定或否定近代史的作者不同，马勇给我们展示了看待历史的新方式。这一方式将我们从短浅的历史和现实中拉出来，让我们站在大时间长周期中看待当下和历史。学者余世存称赞马勇是“中国的房龙”，如果我们想到房龙平和、开放的心态，健康平易的房龙以其历史写作培育了健康平易的读者，可以说，马勇庶几近之。
　　《坦然面对历史的伤》是马勇近年的文字结集，马勇坦言，这本书是编辑出来的，是编辑从他众多的文字中梳理、归纳的成果。这一方面证实马勇的坦荡，一方面证实马勇言路思路的“一以贯之”，一方面证实社会读者对“近代史叙事”的新要求。马勇坦言，编辑的工作，使他感到自己已有研究的薄弱需要借助于编辑的“助产”。马勇在该书中直言他的史观，如对古典中国，他说自己比较倾向于一种“文明早熟且精致”的描述，甚至更愿意认同“超稳定结构”，以为假如不是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开辟，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历史终结”。如对中国文明，他认为“包容力超强”。如对文明的相遇，马勇说，不独今日中国境内的各种区域文明逐渐融入中国文明的大熔炉，而且更值得关注的印度佛教翻山越岭进入中土，不仅在中国赢得了无量数的善男信女，而且经过不到一千年的融合发展，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更厉害的是，中国人甚至创造出了一个“中国佛教”。……基于此，马勇的史观，大大超越了李鸿章以至今天的知识人共识。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史乃“数千年未有之奇变”。自李之后的中国人一直跟着学舌，甚至以为这一“奇变”乃是历史的坎陷和“低谷”；但是，马勇坦言，这一历史其实仍在做“加法”。在马勇看来，中西文明过去一百多年的冲突与中印文明千年冲突、融合相比还是太短暂了，西方文明不仅会融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创造出一个“中国西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文明才能在已有成就基础上再创辉煌，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形态才会像宋明理学那样呈现出来。……
　　马勇在该书中还有不少“贡献”，如他认为“论史不归罪个人”在今日中国仍属于难得的醒世名言，他认为李鸿章是历史的终结者而非“裱糊匠”也有新意……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勇的历史叙事没有超越此一规范，他的文字仍有“历史翻案”或“影射史学”的成份，如他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对现在改革开放从背景、推手、效果诸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特色论”即是“中体西用”论，等等，都让我们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和近代史有所会心，也有所疑惑。当然，这些疑惑不足以掩盖马勇的历史叙事的突出特性。如果联想到房龙在西方和中国的受众之广，我们有理由期待马勇的历史写作能够催生出健康平和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