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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与习俗之争由来已久，面对智者的诘难和柏拉图的理论建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基础上构建了“形质论”思想，并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可见一斑。他将政治置于形质论的体系之间，认为自然实体皆由形式和质料复合而成，城邦作为人类共同体发展的自然终点，也不例外。政体乃是城邦之形，人乃城邦之治。给生活以纲常，给人伦以秩序，笔者将在后文回溯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及其在政治思想中的体现。
关键词：自然;习俗;形质论;亚里士多德
一、自然与习俗之争。
自然和习俗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力量交织在一起，智者在其中寻求的是一种低于人性的自然，以诡辩的形式公然鼓吹“弱肉强食”的自然法，“自然是强者的法律”，而柏拉图的诉求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自然，高于人性、神性的自然，即走出黑暗洞穴的觉醒者所看见的代表自然真理的“善”之光辉。两者处于两个极端，前者鼓吹的是绝对的低于人性的自然，后者主张的是绝对的高于人性的自然，他们完全避开了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灰暗地带，即对习俗道德的探讨，而这正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所在。他“专注于对城邦的研究，广泛地探讨了城邦的各种问题”，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前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对于这二者错失的、属于人性的习俗归宿的探讨。
二、“种床生木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驳斥。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援引了智者安提丰的论断——“种床生木论”，借此可以得以一窥以安提丰为代表的智者学派对自然主义学说的自我辩护4。假若将一张床以种子的形式埋于地底，最终从地里长出来的不可能是一张床，而只能是一棵树。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一切自然实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体。对于床而言，床是人为地、利用雕刻技艺赋予木头的一种外在形式，其内在质料是木头。但是正基于“一切自然实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体”这一基本论断，亚里士多德指出，木头也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体，“木头”这一外在可以看做是形式，而组成木头的质料可以一步一步追溯到更小的元素4。如若按照安提丰的逻辑，每一个实体都可以像这样层层往下找寻最初质料，那么，本来最微不足道的质料反倒上升成为事物的存在核心。
那么形式统摄质料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在后文，笔者将论述亚里士多德政治形质论，以及形式优先于质料的理论框架。
三、形质论在政治维度上的体现。
1.家庭与城邦
城邦的形成是家庭逐步聚合所形成的更高级的社会共同体，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社会需要，并且，城邦的形成并不是一个个家庭的机械叠加，而是在家庭这一社会层次的基础上塑造出新的社会功能。如若没有城邦这个外在形式的作用，家庭只能基于男女关系的基础，执行自然繁衍的功能，并“提供人们通过习惯化习得道德德性的初始场所”，而更为广博的教育内容需要在城邦中获取，如音乐、体育和政治等，城邦更能为个人德性提供成长发展空间。
“城邦由许多家庭组成，研究城邦应该先行研究‘家务管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第三章引入家务管理的概念也正为“家庭即质料，城邦是形式”提供了佐证。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作为社会共同体发展的自然终点，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就其目的论意义而言，“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
2.个体与城邦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的核心观点在于，生活的本质不在于人本身的自然本性，而在于政治生活能赋予人的政治形式。人类的一切行为，“其本意都是为了追求某一善果”。而对善果的追求这一目标，必须要在城邦这一媒介中才能得以实现。“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
“城邦的形成是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是自然趋向城邦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的政治趋向性使得人们有了成为城邦质料的前提，而城邦则给予了人追求善果的场所，也即为人提供了追求幸福、优良生活的形式。“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如果没有城邦政治共同体这个外在形式的约束，人性就会被封锁在低于人性的自然状态之中，墮落为野兽。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公民身份的获取：“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 就是公民。住处、诉讼权利等都不足以使人成为公民，只有政治权利才是公民身份的本质条件。除此之外，道义、血缘都不构成公民政治身份获取的依据，只有政治权利才能赋予公民身份。政治身份和政治权利的获取只有在城邦这一形式之下才能得以实现，若无城邦这一形式，个体不能成其为公民，也就没有城邦礼法、正义外在的价值引导，没有“为个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障”，个人作为质料最终只能堕落成野兽。这也即说明了质料屈从于形式，城邦作为形式优先于个体这一观念。
3.城邦与政体
对于政体的讨论占据了大量篇幅，包括对政体理论的讨论、政体的分类、优良理想城邦的选取等。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内的政治也应以政体为基准。“由于每个家庭都是城邦的一部分，而这些（家内关系）又是家庭的部分……因此我们在教育妇女和儿童的时候，必须着眼于政体。”在和政体放在一起讨论时，城邦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实质上是以质料呈现出来的，它是公民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而政体作为城邦的统治形态和政治组织形式，为城邦政治生活提供规范和限定。
由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这种政治形质论渗透到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方方面面，也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提供了核心思路”。
注释：
[1] 郑宇.自然与习俗——探究智者的政治思想.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12月
[2]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2005年1月第1版：49-60页
[3] 匿名.家庭与城邦的一致性.学术堂 <http：//m.lunwenstudy.com/lunlixue/121816.html>
[4] 柯彪.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27-28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1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1页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7页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112页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1版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
[3][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4月第1版
[4]陈斯一.从“权杖”到“树床”：荷马史诗中自然与习俗问题.文化发展论.2017年 02期
关键词：自然;习俗;形质论;亚里士多德
一、自然与习俗之争。
自然和习俗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力量交织在一起，智者在其中寻求的是一种低于人性的自然，以诡辩的形式公然鼓吹“弱肉强食”的自然法，“自然是强者的法律”，而柏拉图的诉求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自然，高于人性、神性的自然，即走出黑暗洞穴的觉醒者所看见的代表自然真理的“善”之光辉。两者处于两个极端，前者鼓吹的是绝对的低于人性的自然，后者主张的是绝对的高于人性的自然，他们完全避开了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灰暗地带，即对习俗道德的探讨，而这正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所在。他“专注于对城邦的研究，广泛地探讨了城邦的各种问题”，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前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对于这二者错失的、属于人性的习俗归宿的探讨。
二、“种床生木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驳斥。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援引了智者安提丰的论断——“种床生木论”，借此可以得以一窥以安提丰为代表的智者学派对自然主义学说的自我辩护4。假若将一张床以种子的形式埋于地底，最终从地里长出来的不可能是一张床，而只能是一棵树。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一切自然实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体。对于床而言，床是人为地、利用雕刻技艺赋予木头的一种外在形式，其内在质料是木头。但是正基于“一切自然实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体”这一基本论断，亚里士多德指出，木头也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体，“木头”这一外在可以看做是形式，而组成木头的质料可以一步一步追溯到更小的元素4。如若按照安提丰的逻辑，每一个实体都可以像这样层层往下找寻最初质料，那么，本来最微不足道的质料反倒上升成为事物的存在核心。
那么形式统摄质料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在后文，笔者将论述亚里士多德政治形质论，以及形式优先于质料的理论框架。
三、形质论在政治维度上的体现。
1.家庭与城邦
城邦的形成是家庭逐步聚合所形成的更高级的社会共同体，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社会需要，并且，城邦的形成并不是一个个家庭的机械叠加，而是在家庭这一社会层次的基础上塑造出新的社会功能。如若没有城邦这个外在形式的作用，家庭只能基于男女关系的基础，执行自然繁衍的功能，并“提供人们通过习惯化习得道德德性的初始场所”，而更为广博的教育内容需要在城邦中获取，如音乐、体育和政治等，城邦更能为个人德性提供成长发展空间。
“城邦由许多家庭组成，研究城邦应该先行研究‘家务管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第三章引入家务管理的概念也正为“家庭即质料，城邦是形式”提供了佐证。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作为社会共同体发展的自然终点，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就其目的论意义而言，“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
2.个体与城邦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的核心观点在于，生活的本质不在于人本身的自然本性，而在于政治生活能赋予人的政治形式。人类的一切行为，“其本意都是为了追求某一善果”。而对善果的追求这一目标，必须要在城邦这一媒介中才能得以实现。“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
“城邦的形成是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是自然趋向城邦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的政治趋向性使得人们有了成为城邦质料的前提，而城邦则给予了人追求善果的场所，也即为人提供了追求幸福、优良生活的形式。“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如果没有城邦政治共同体这个外在形式的约束，人性就会被封锁在低于人性的自然状态之中，墮落为野兽。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公民身份的获取：“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 就是公民。住处、诉讼权利等都不足以使人成为公民，只有政治权利才是公民身份的本质条件。除此之外，道义、血缘都不构成公民政治身份获取的依据，只有政治权利才能赋予公民身份。政治身份和政治权利的获取只有在城邦这一形式之下才能得以实现，若无城邦这一形式，个体不能成其为公民，也就没有城邦礼法、正义外在的价值引导，没有“为个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障”，个人作为质料最终只能堕落成野兽。这也即说明了质料屈从于形式，城邦作为形式优先于个体这一观念。
3.城邦与政体
对于政体的讨论占据了大量篇幅，包括对政体理论的讨论、政体的分类、优良理想城邦的选取等。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内的政治也应以政体为基准。“由于每个家庭都是城邦的一部分，而这些（家内关系）又是家庭的部分……因此我们在教育妇女和儿童的时候，必须着眼于政体。”在和政体放在一起讨论时，城邦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实质上是以质料呈现出来的，它是公民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而政体作为城邦的统治形态和政治组织形式，为城邦政治生活提供规范和限定。
由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这种政治形质论渗透到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方方面面，也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提供了核心思路”。
注释：
[1] 郑宇.自然与习俗——探究智者的政治思想.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12月
[2]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2005年1月第1版：49-60页
[3] 匿名.家庭与城邦的一致性.学术堂 <http：//m.lunwenstudy.com/lunlixue/121816.html>
[4] 柯彪.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27-28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1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1页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7页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112页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1版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
[3][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4月第1版
[4]陈斯一.从“权杖”到“树床”：荷马史诗中自然与习俗问题.文化发展论.2017年 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