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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访问缅甸，被合乎逻辑地与美国高级政要近期的一系列言行联系在一起。今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称中方在南海地区示强，各方应支持美国武装力量为维护南海自由通行而采取行动。7月，希拉里再次放言美国仍然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要求中国就“九段线”做出澄清与解释。10月，希拉里发表《美国的太平洋时代》一文，多次提到海上通道安全和南海问题。随后，希拉里访问菲律宾和泰国。同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印尼。11月，奥巴马在APEC峰会多次强调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限制中国在亚太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之后，奥巴马在出席东亚峰会期间访问澳大利亚，并宣布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永久性驻军。希拉里在此峰会期间则敦促“南海各领土主张方”不要采用威胁手段。她在访问菲律宾时用“西菲律宾海”指代南海。而缅甸虽然并不濒临南海，却正处在连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要道上，并临近通过南海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要害水域。
“重返亚太”和建立“美国的太平洋时代”，与南海周边一些国家的野心一拍即合。与人们熟知的惯例不同，在南海问题上最积极主动的，却不是美国这样的大国、甚至不是地区性大国。
争夺南海，小国主导大国？
众所周知，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是问题的激化程度从未像现在这般，确有乌云压城之势。
国际政治的历史通常是大国政治的历史，但“小国”并非总是鸦雀无声。中国人赫然发现，中国崛起了，国际压力却陡然增加，不但大国对中国防范有加，周边小国给予的麻烦也越来越多，而且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陡然合流，压力的作用点，就是南海。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周边这些国家并非仅仅是因为当今世界的主导国美国的作用才对中国进行制衡，而是由于他们自身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恐惧与戒备。
在南海问题上“打响了第一枪”的是越南和菲律宾。特别是越南，2010年利用自身作为东盟轮值国主席的地位，成功地把美国拉入南海问题中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它们的行为集中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中国力量的上升所表现出来的急躁、焦虑与不安，尤其是在中国海军力量建设的发展及其方向上。
6月9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宣称，越南对“黄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会继续坚定申明及表明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阮芳娥也称：“越南海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定维护越南的和平与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次日，越南便高调宣布6月13日在南海举行持续六个小时的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美联社就此评论说，越南此举显然是对中国的“回应”。就在实弹演习的第二天，阮晋勇发布最新征兵条令。有媒体称，这是越南政府自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32年以来首次颁布此类命令。但越南并未就此罢休，从7月末至8月中下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越南就联合美国进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尽管越南宣称此举并不针对中国，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越南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无独有偶，也是在6月，与中国在南海有争端的另一个主角——菲律宾也不甘示弱，宣称“中国船只在南海日益加强的活动……危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侵犯菲律宾主权和海洋管辖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此前两个月，菲律宾就中国南海边界“九段线”向联合国提出“抗议”。5月，菲律宾又大言不惭地指称“中国入侵南沙”。6月13日，即越南举行实弹演习的同一天，菲律宾国防部长声称越南军演符合越南的“主权权利”，而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则表示，菲律宾已将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随即在6月末，菲律宾也与美国进行了联合军演。7月初，菲律宾外长访华，向中方建议将两国有关南沙群岛的争议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决。在此后的半年里，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几乎没有停止过。
10月18日，在南海礼乐滩附近，菲律宾一艘炮艇撞击了一艘正拖曳25艘小船航行的中国大型渔船。这一事件旋即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尽管菲律宾军方和外交部均出面表示，这是一次“偶然”的“小碰撞”，菲方已向中方通报情况并向中方表示歉意，但与此同时，菲律宾再次与美国进行了联合军演。
表面看起来，不管是越南的军演，还是菲律宾的军演，似乎与以往有美国参加的联合军演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究其实质，这些军演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并非由美国主导，而是由这些小国发起号召的。换句话说，美国从主导者变成了参与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讲过：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第一次由问题发起者变成了问题参与者，并非是美国要求这些国家制衡中国，而是他们自发地开始对中国有所针对和制衡。
现象总需要符合逻辑的解释。显然，这个现象的转变来自于中国相对实力的迅速上升。这样一来，长久以来的一些问题就容易凸现出来，因为周边国家日益恐惧着身边的巨人，毕竟在过去千百年间中国主导着东亚朝贡体系，周边国家只有俯首称臣。
国家与国家之间又总是因为对对方意图的不明确而产生矛盾。同时大国所具备的军事能力又成为其随时可以用来扩张的工具，因此小国联合起来制衡大国就成为历史上诸多国家的选择。如今的越南、菲律宾正是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仿效历史上的案例而无视实际情况的不同。
在7月21日开幕的越南第1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越南常务副总理阮生雄发表讲话称，越南政府将“采取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保护主权海域内的渔民、经济和贸易，以及油气的开发和利用活动”。此时，越南国内的反华示威游行进行得如火如荼，一直到7月31日才告一段落。西方媒体倒是一针见血：在越南，没有官方的背景，出现这样的示威活动根本不可想像。官方的表态与民众的示威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越南感到了压力，尤其比之前中国实力尚未达到这个程度时更需要安全感。因此，越南需要“朋友”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于是越南不仅与美国进行了联合军演，同时也邀请了印度海军——后者的“艾拉瓦特”号坦克登陆舰于7月抵达越南中南部的芽庄港访问。而在10月12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新德里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南海石油开发协议。有报道称，越南通过强占29个南海岛礁油气资源已经获得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利润。越南显然不会将这些利润拱手相让，更进一步说，这些利益也成为了其制衡中国的又一个理由。越南甚至毫不回避时间和议程安排上的难堪：越南国家主席访问印度，与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同时进行，就在10月11日，中越签署了一项有关协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协议。中国民众于是把一个现成的汉语词汇送给了越南：两面派。
越南与印度抱团，而菲律宾则与日本穿了一条裤子。日本与菲律宾两国政府在9月9日举行了有关亚洲地区海洋安全问题的首次副司局级磋商，而如何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海域的主权主张成为该次磋商的一个主要议题。两国决定将定期举行政府间磋商，协调行动，推进合作，并确保日本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和船只安全。日本还同意出资训练菲律宾海岸警备队。同月26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问日本，双方讨论了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等问题。显然，日本由于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于是在南海问题上也支持了菲律宾。当然，南海对于日本来说，虽无领土问题，但是涉及了其重要的利益边界问题。强大且富裕的国家，地理版图越小，其所需要的地缘缓冲边界就越大，同时它需要维护的利益边界也就越广泛。日本自身面积过小，诸多资源也需要从外部输入，因此资源运输线路的安全就成为了日本最关心的事情。所以说，马六甲海峡和南海航运对于日本来说利益攸关。同时，日本对于中国崛起后的实力和意图一直颇有微词，据此考虑，日本毫不犹豫地介入了南海争端，支持了与中国有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
为什么它们又都表现出两面性
不过在南海争端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当事国自相矛盾的行为。比如，越南尽管言行嚣张无忌，却也不乏另一面：6月27日与中国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8月3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越双方将通过谈判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10月11日与中国签署了一项有关协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协议。
上述看似与其主旨矛盾的行为并非独有，尽管在中越签署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协议的第二天，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就提出抗议，称这一地区的领土争端涉及多个国家，应通过东盟的多边协商来解决，中越的双边协议没有“全面解决纠纷”，但是他自己也在8月末访问中国，并满口应承中菲之间关于南海的问题应该以协商解决，不能诉诸于武力。当然，此趟访华，阿基诺三世还带走了大批商业合同，希望通过扩大经贸往来增加实际收益。
显然，越南与菲律宾并不仅仅立足于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以求得自己的权益获得保护，它们也不希望彻底惹恼中国。犹记得1987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访华，其在与邓小平谈到南海问题时说道：“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回应道：“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因此，地缘政治的事实使得菲律宾和越南并不敢完全与中国决裂，因为这不仅仅会让它们损失无法估量的经济利益，在军事能力上它们与中国也是云泥之别，因此恐惧既是这些国家制衡中国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些国家只能狐假虎威的实际原因。
实际上，主动向中国示好的并非仅仅是菲律宾和越南，在前些时日的东亚首脑巴厘岛峰会上闻知美澳将举行联合军演后，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发表声明，希望该军事演习邀请中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参加。文莱也和中国签署了海上油气田合作协议。甚至印度，近期也提议中美印三国应该召开会议，协商解决南海争端。说到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
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既希望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又希望通过联合美、印、日来制衡中国，防止中国主导南海局势，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同时它们又惧怕走得太远，一来惹恼中国，二来引狼入室，最终使南海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舞台，作为小国的自己则沦为鱼肉。这样的矛盾心理正是其行为看似矛盾的真正原因。当然，并不是每个东南亚国家的思量都仅仅如此，比如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在东南亚地区也算大国，之所以希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能够参与美澳联合军演，也是其显示自身地位、希图获得东南亚地区最大话语权的表现。在这方面菲律宾表现得也非常明显，通过自行召开南海问题会议，希望自己能够主导南海问题的解决，并在东盟峰会上提交南海问题议案。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两面性所在。
表面上看起来“应该”的事情，实际上总是未能成行或者推迟进行，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难。联合制衡中国的愿望，会因各国利益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建立同盟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集体安全的措施被认为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但是实际上同盟内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利益从未一致过，即便是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也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越南与中国接壤，历史上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朝贡体系时越南之于中国的地位，还是上世纪几十年来中国对越南不遗余力的支援，再或是中越之间的战争，都对越南影响巨大。越南内心感受的压力肯定要大于其他国家。同样，由于越南战争的阴影，其对美国的反应中也自然会带有丝丝忧虑。同时在南海问题上，越南强占了29个岛礁，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分歧最大的国家。近一段时期以来，越南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短期来看还将继续恶化。而原油已成为越南最大宗的贸易出口品，油气开发是越南经济的重要支柱。越南每年出口的原油中有27%出自南海有争议区域。而对于印尼，因为历史上与中国争执较少，距离中国也相对较远，同时在南海问题上牵扯也较小，因此对中国崛起所感受到的压力以及在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分歧均较小，显然越南与印尼的行事方式应该有所不同。事实也印证了这个推理，越南积极联合其他国家制衡中国，而印尼更多的时候是作壁上观，随声附和。
国家间并非一定会因为共同的威胁而合作，而且也未必会为争取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在一个“野蛮”的世界中，今天的朋友可能变成明天的敌人，国家更关注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如果一国认为别国会得到更多收益的话，很可能会放弃合作。这就是这些国家对外政策两面性的原因所在。
谁能在南海地区制衡中国
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考量其实与东盟扩员殊途同归，简言之，它们都不希望为大国政治所湮灭。正如新加坡前资政李光耀所指出的，中美发生冲突，是东南亚国家最担心的事情，它们不想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在越南和菲律宾拉上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同时，菲律宾近日又在拉拢欧盟介入南海问题。它们希望这些大国相互制衡，唯恐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它们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小国无论如何从中渔利，其基本保障还是要靠大国来实现。换句话说，不论它们如何试图前门拒狼，总免不了后门迎虎。它们现有的行为很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尽管它们自身也有所警觉。目前来看，介入南海问题的大国有日本、印度和美国。
日本视马六甲海峡为海洋生命线，但是日本在南海又没有领土要求，因此日本介入南海的理由本身是非常牵强的，也是赤裸裸的。在日本本届新内阁组成后不久，外相玄叶光一郎就于10月11日开始了为期五天的东南亚之行。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他同印尼等方面就“海洋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的沟通和协商。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筹划与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有关南海主权问题和保障航行安全自由的协调机构。11月中旬，首相野田佳彦出席了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在会上提出“海洋ASEAN经济回廊”构想，希望与东南亚国家达成共建共识。而这一个“经济回廊”实际上是“环南海经济回廊”，显示日本全面介入南海问题，以确保日本在南海海域海洋与航行权益的立场。
吴心伯教授认为，日本介入南海首先是为了配合美国。美国在其具备优势时一般都是自行介入问题区域的，而在其劣势时则煽动友方来制衡。因此我们发现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特别鼓励日本和印度制衡中国。其次，日本显然是为了在东海争端获得优势而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使得中国分身乏术。最后，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战略上越来越藐视日本了，所以日本在东南亚的表现也是对中国这种看法的回应。
不过，虽然菲律宾等一些国家积极拉日本介入南海问题，但是并非所有东盟国家都赞成这一做法。早在今年1月，印尼外长就表示了对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担忧。6月和11月，印尼又表示南海问题应该在当事国之间进行解决，这是非常明显的排斥日本的做法。印尼不仅仅是从日本历史问题方面考虑，也有不希望其他大国过多介入南海问题，进而削弱其自身地区大国影响力的考量。由此看来，日本尽管有介入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衡的打算，可是“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想法很多，但很难付诸实践。同时，考虑到日本宪法的限制以及多年来日本经济疲软又频遭不测和日本自身地理版图对其国家能力的限制，日本对于南海问题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
印度是今年十分活跃的国家，从媒体到官方无时无刻不把矛头对准中国，也经常在周边国家中展示自身的大国地位。但毕竟印度的核心利益区域不在南海地区，印度的一系列战略文献都将印度的核心利益区域定义在印度洋流域。尽管对于遏制中国来说，印度的确乐为其事，一方面可以限制中国在参与南亚事务时扩展影响力，尤其是以此作为回应中巴特殊关系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可以获得一些经济利益，比如印度与越南在南海油气的开发合作。但若要在南海问题上有所行动，印度必须考量承担制衡崛起国责任的代价，更何况这一领域对印度来说远没有那么重要。加上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特性，很难说印度具备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基本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诸国、印度和日本都无法成为有效的制衡者，所以美国这一次下了决心必须自己出手，在希拉里高呼“重返亚洲”的同时，美国的部署再一次瞄准了亚太地区。
美国出手，要让中国确信其能够使用武力
“离岸平衡手”——这是人们对英国当初在面对欧洲大陆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时经常扮演的角色的描述：借助水域的阻隔，推动欧洲其他国家与崛起国对抗，维持欧洲的平衡，防止出现强大的挑战者，而自己作壁上观，从中渔利。离岸平衡手的原则只有一条：避免某一地区出现一个霸权国，现有主导国首选推卸责任，其次就是加入反对崛起国的一方来消除隐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彻底接过了英国的权杖，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充当离岸平衡手。在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希望欧洲可以独自承担制衡苏联的责任；在亚洲一度想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中国来制衡苏联，后来蒋介石倒台，美国才开始重视日本的地位，并不遗余力地在亚太地区多点驻军。这是因为日本战略资源过于有限，美国无法推卸责任，只好自己进行制衡。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逐鹿贯穿着世界历史。当中美相对实力发生一定变化时，美国为了维系自己的主导地位就必须要制衡中国。如前所说，目前亚太地区没有合适的制衡国，美国则需要挑起这根“大梁”。
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着数量可观的驻军。美日、美韩、美菲、美澳军事同盟对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着威慑。美国人自认为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但事实却是他们的驻军总是成为美国地区利益的维护者，不论维护的手段是威慑还是使用武力。这次美国宣布在澳大利亚的永久驻军将在五年内增至2500人，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也将游弋在澳大利亚水域，并且在近期美国提出了新的“空海一体战”战略。虽然美国国防部官员在介绍这一战略时并未提到“中国”的名字，但有高官表示：“考虑到中国的新式攻击性武器有可能对南海和黄海的航行自由构成威胁,因此才制定了这一战略。”还有美军高官强调说：“这一战略标志着美国的对华军事态势向着东西方冷战的风格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有论者认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是从冲绳岛调离的，从相对于中国的位置来说是远离而非靠近了，而且美国卖给印尼的F16C/D战机也不过寥寥数架，从根本上来说不值得中国大惊小怪。这种观点混淆了威慑的条件。威慑取得成功，必须同时存在两个条件，其一是威慑方具备的实力，其二是被威慑方相信威慑方会使用武力。美国的实力不言而喻，但是在美国近来所谓“重返亚太”的具体军事部署之前，中国不会感觉到如此之强的压力。简言之，美国是在满足威慑条件的第二条，即美国要让中国确信美国是能够使用武力的。吴心伯教授指出，美国重返亚太，表面上看是对东南亚地区加深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制衡行为。
除军事领域外，美国还在外交和经济领域有所行动。长期以来，缅甸总体上一直是中国的支持者。近期希拉里访问缅甸，是美国最高级别政要50多年来对缅甸的首次访问。显然，美国支持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参加大选，名义上是推动缅甸地区的民主进程，实际上还是与中国争夺盟友。而我们更了然于心的是，美国推行民主进程的背后就是扶植亲美政权并使其为己所用，这实际上已是司马昭之心。尤为重要的是，缅甸已经确定成为2014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不能不说美国有这方面的考虑。
2011年11月1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1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夕，希拉里宣称，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在会上力推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经济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美国是想通过这一协定来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同时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确保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最终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有论者指出美国“重返亚太”一词并不准确，因为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诚然如此，但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如此倾向于亚太，更从未如此垂青于南海。基本事实是不论东南亚国家如何存在制衡中国的意图，却都不具备制衡中国的实力。因此尽管有些国家对美国完全主导南海问题也存在担忧和排斥，它们还是纷纷选择与美国合作。
实际上我们看到，越南、菲律宾、印度还有澳大利亚的军事演习等都少不了美国的参与。东南亚诸国的行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它们自己的意愿，但是它们仍然需要美国的实力作为基础，需要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政策作为背景。美国重返亚太的实质就是通过联合崛起国周边国家来进行制衡，从而减轻自身压力并最终保持主导地位，也就是美国正在使用的离岸平衡手战略。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安全外交室主任张洁指出，谈到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强硬，除国内政治的需要和经济利益的需求外，就是因国家实力的差距对中国国力增长产生的忧惧。受国内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制约，越南、菲律宾等国仅仅依靠自身实力，显然无法与中国抗衡，因此，越、菲两国一方面加强自身军备建设，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成为它们制衡中国的有效手段。美国的高调重返得到了菲律宾和越南的欢迎，它们希望利用中美争锋，从中渔利。
另一方面，美国“重返亚太”的根本原因是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正如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所言，目前美国与除中国外的所有国家的差距都在拉大，中国与除美国外的所有国家的差距也在拉大，同时中美两国的差距则在缩小。也就是说世界格局的发展很可能是一种两极趋势，因此美国在自身实力一定程度上下降时，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彰显自己的实力。阎学通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之所以具备主导地位，除了其自身实力之外，还有它的威望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当别人都相信美国具备相当实力的时候，即便实力下降，但美国还是主导国。但是当美国表现出某种衰落痕迹时，慢慢地他国就会产生怀疑，最终，用俗话来说，美国“行也不行”。这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派出航母，与具有俄罗斯后台的叙利亚和伊朗针锋相对的同时，在亚洲则宣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明确体现出遏制中国崛起的原因了。
但是，正如吴心伯指出，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维系世界霸权的手段并不完全是离岸平衡，因为美国始终未曾真正“离岸”，比如它在东亚地区始终保持了十万左右的驻军，吴心伯认为，用“参与平衡”或者“接触平衡”来描述美国的做法更为准确些。
其次美国也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而是保持优势。吴心伯指出，美国一直努力使自己在任何重要地区都保持绝对的力量优势。目前随着中国军事的发展，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始感觉到了挑战。美国在亚太军事布局的目的是为了有能力介入所有相关问题，重点则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现在朝鲜有了核武器之后，美国介入朝鲜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已经大大下降了；同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也会让美国感到它介入台湾海峡问题所付出的代价大大增加。因此美国感到必须有所改变。
此次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一是在对自己的盟友释放“美国没有衰落”的信号，表明它会继续坚定地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而且美国具备这个能力。同时也警告中国，美国没有衰落，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二是在重整旗鼓，就是美国的布局有所调整。三是谋求自己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因此美国的一切举动并非单一的点或线，而是着眼于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布局来考虑的，绝非仅仅针对南海问题。
中国的崛起压力与应对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孙学峰认为，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崛起大国对外关系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缓解崛起困境。所谓崛起困境是崛起大国既要维持实力增长势头并将国家实力转换为体系影响力，同时又要尽可能控制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不同崛起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崛起阶段，其面临崛起困境的强度并不相同。除了地缘因素、体系结构因素之外，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也会对其能否有效缓解崛起困境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在实力仍弱于体系主导国家的追赶阶段，崛起国的战略行动对主导国和邻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冲击越小，其缓解崛起困境的成功可能性越大；其战略行动的强迫程度越低，其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比如，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对外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同盟的组合维持欧洲均势，尽可能弱化德国对主导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大国核心安全利益的挑战，同时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尤其是在主导国家的核心利益区域使用武力，结果为德国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有效地缓解了德国崛起初期面临的崛起困境。
2011年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进一步反应的一年，中国崛起压力在这一年中不断增加，围绕南海等问题可能出现的激化，中国尤其需要做好对外战略的制定工作。孙学峰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努力尝试在周边外交中贯彻安抚政策，以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但这一战略虽能缓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矛盾，其效果却难以持久。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东亚体系中出现了美国的等级安全体系。按照维护国家生存的方式，东亚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助国家，如中国、越南等，这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持本国的生存安全。另一类是他助国家，比如日本、菲律宾、韩国等。这些国家虽然保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其国家生存安全最终要依托外部盟国的援助和支持，即美国的安全保障。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美国形成了安全上的等级体系，美国是安全供给国，其地区盟国是安全消费国。而正是这个因素导致了中国安抚战略无法长期有效。
孙学峰进一步指出，随着与中国安全矛盾的缓和，美国安全体系内的他助国家会依靠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再次向中国显示力量，从而力图在安全利益竞争中占据先机，因为争端的暂时缓和毕竟不等于双方安全矛盾的最终解决，而美国又能够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此外，随着中国利用地区经济合作安抚东亚邻国政策的展开，上述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大都愈加紧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这些国家的担忧也开始加剧，他们担心如果继续配合中国的安抚政策会给未来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坚定决心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采取必要的举措，促成在与中国安全竞争中的有利局面，尽最大努力防止未来中国利用实力优势损害其核心安全利益。显然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坚持安抚政策的决心。中国既不能以损害自身核心利益为代价来缓和矛盾，也不能毫无回应而大幅度降低自身政策的国内支持程度。因此尽管中国保持自我克制但也无法长期坚持安抚政策。
随着与中国安全矛盾的缓和，如果自助国家与中国具有直接的安全矛盾，便会担心矛盾的（特别是领土争端）长期缓和最终有利于中国。毕竟中国拥有实力优势并逐步扩大，而本国又无法寻求到有效的安全保护，因此这些国家会尽可能采取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但是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决定了这些国家必然会寻求外部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会借重上述美国为之提供安全保护的他助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冲突来牵制中国。面对这类国家的安全挑战，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阻止损害自己核心安全利益的行为，结果则是双边安全矛盾的再次激化和中国安抚政策失效。
如果与中国有安全矛盾的自助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的安全体系，也会希望借重中国的帮助化解其核心安全威胁，尤其希望中国效仿美国也成为安全供给国，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证。但中国的安抚政策通常仅仅只能确保这些国家的安全威胁不出现明显恶化，而无法切实有效地缓解这类国家的重大外部威胁。结果自然是这类国家愈加确认中国的安抚政策将最终损害其核心安全利益，因而不愿长期配合中国的安抚政策。
显然对于中国崛起，东南亚诸国的思维与西方的主流理念是一致的，即认为崛起国一定会通过改变现状来获得主导地位，而南海地区则首当其冲。但是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缺少信任。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14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指出，目前南海存在的争议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予以解决，外部势力不应以任何借口介入。
其实，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尽管声调很高，其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难度很大。吴心伯认为，南海问题主要源于主权争端，这使得美国很难表态。尽管美国可以支持其盟友的立场，但是美国自己很难针对具体领土是否属于某一国家作出公开表态。另外美国没有办法直接参与相关国家的谈判，因为它自己并非直接相关方，所以美国至多是施加压力，因为这个问题既没有损害其核心利益，也没有跟美国产生其他关系。
张洁也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南海问题上美国会深度介入。美国在南海的利益主要无非是三点：美国舰船无害通过南海的航行自由；冲突升级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利益时，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应对；保障美国跨国公司在南海资源开采中的利益。显然在南海的具体利益上，中美没有根本性冲突。而美国的核心意图是平衡我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认为只有美国才有地位和国家力量抵抗该地区明显的权力不平衡。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南海的复杂局面呢？学者们给出了一些设想。
吴心伯介绍说，他参加了今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大会（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是盖茨，在会上反复传达的主要信息就是美国不会离开这一地区。但事后新加坡李光耀政治学院院长马凯硕仍然在询问，随着中国军费的不断增加以及美国军费的不断下降，盖茨先生如何让我们相信美国五年后不会离开呢？显然美国在这方面备受压力，也就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产生了怀疑。在国际政治上，信心要比实际能力更为重要：“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吴心伯认为，中国应对需要把握以下三点：首先是要把问题看透，要看到美国各种举动具有虚虚实实的意味，而不必过分担心。美国最近的行为必然具有造势的成分在内，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在各种会议上的姿态实际上对中国没有形成本质威胁，但这是一种信号。
第二，中国在考虑南海和周边国家关系上一定要有一个战略全局的观念，而不能就问题谈问题。中国要有取有舍，有进有退。
第三，中国应该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地缘优势，即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中国与各地区有诸多联系，有着广袤的互动面，对周边问题可以随时随地介入和出击。其次，中国具备经济优势。这些国家安全上靠美国，但是经济上则只有依赖中国。中国今天已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印度、越南、印尼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还是亚洲越来越多国家主要的外来投资来源国。而美国自己还要向东亚地区出口来获得收益。因此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还需要依赖中国。最后是中国的理念优势。相对来说，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理念则更倾向于和平，强调地区安全合作、新安全观、“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等。而美国要求别人遵守国际法，自己则到现在还没有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
孙学峰认为，应围绕以下两方面来调整中国的安抚战略：
第一，中国应该将自己的周边安抚政策与对美政策协调起来，通盘考虑而非相互分割。否则，中国外交会经常遭遇中美双边关系尚可，却与东亚国家产生激烈竞争的局面。中国东亚政策与对美政策联系起来的主要方式就是将业已建立的中美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提升级别并尽可能将讨论落到实处，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总体稳定。同时，可以尝试建立中美双边有关东亚战略安全的二轨对话机制，以确保官方亚太战略对话能够取得更为扎实的效果。
第二，针对东亚地区内的自助国家设计更符合其安全威胁特点的政策。显然他助国家比如菲律宾的安全政策，在中美能够达成一致的条件下不大可能采取特别严重的对抗性政策。因此，中国的东亚政策（包括南海地区）应主要着力于依靠自己力量维护安全的自助国家，并设计符合其特点的针对性政策。如果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主导的诸军事同盟，中国可以适当为其提供安全保护，以弱化其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如果这些国家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于中国，中国有必要采取安抚与强硬相间的组合政策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不久前，中老缅泰四国达成协议，将在湄公河联合护航。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既需要体现出这种发展对于民众的意义，也需要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护日益扩大的利益边界。维护湄公河航运安全不仅仅是维护地区安全，承担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更是中国保护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而且中国商业活动的扩大也使得周边地区的安全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利益。因此，这一举动是中国必须做到的，否则国家崛起无从谈起。12月2日，塞舌尔外交部长亚当表示，塞舌尔正邀请中国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以加强对付海盗的能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以维护地区安全为目的的驻军符合很多国家的需要。吴心伯教授认为，湄公河武装护航对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机制，湄公河事件确实为中国带来了一次机遇。中国和周边国家面临的更多是非传统安全，因此大家完全可以以此为例，通过与周边国家军事合作的方式来共同维护安全。
中国近期也开始了自己在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媒体报道，11月22日至23日间，中国海军六艘舰艇陆续穿越日本冲绳本岛与宫古岛间海域，以时速25公里的速度，从东海往太平洋方向前进。这一举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中国近年来接连在这一海域进行过军事演习。今年10月以来，中国解放军在西藏组织了陆空联合实兵演习，在黄海也举行了联合战斗演练，海军舰艇编队10月下旬又赴西太平洋训练。11月底，中国航母平台第二次试水，这些显示中国实力的行为同样是对南海周边问题的有力回应。
张洁指出，从中国政府在2011年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可以清晰地判断，中国在未来仍会采取自我克制的政策来应对南海争端。维持周边环境的稳定，确保中国崛起的稳定的外部环境，仍是目前中国重要的战略选择。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策略、中国发展航母的努力、以及中国在近海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都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区域内外各国判定中国选择和平还是武力崛起的风向标。南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于领土领海的主权之争，而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的重要因素。
“重返亚太”和建立“美国的太平洋时代”，与南海周边一些国家的野心一拍即合。与人们熟知的惯例不同，在南海问题上最积极主动的，却不是美国这样的大国、甚至不是地区性大国。
争夺南海，小国主导大国？
众所周知，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是问题的激化程度从未像现在这般，确有乌云压城之势。
国际政治的历史通常是大国政治的历史，但“小国”并非总是鸦雀无声。中国人赫然发现，中国崛起了，国际压力却陡然增加，不但大国对中国防范有加，周边小国给予的麻烦也越来越多，而且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陡然合流，压力的作用点，就是南海。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周边这些国家并非仅仅是因为当今世界的主导国美国的作用才对中国进行制衡，而是由于他们自身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恐惧与戒备。
在南海问题上“打响了第一枪”的是越南和菲律宾。特别是越南，2010年利用自身作为东盟轮值国主席的地位，成功地把美国拉入南海问题中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它们的行为集中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中国力量的上升所表现出来的急躁、焦虑与不安，尤其是在中国海军力量建设的发展及其方向上。
6月9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宣称，越南对“黄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会继续坚定申明及表明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阮芳娥也称：“越南海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定维护越南的和平与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次日，越南便高调宣布6月13日在南海举行持续六个小时的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美联社就此评论说，越南此举显然是对中国的“回应”。就在实弹演习的第二天，阮晋勇发布最新征兵条令。有媒体称，这是越南政府自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32年以来首次颁布此类命令。但越南并未就此罢休，从7月末至8月中下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越南就联合美国进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尽管越南宣称此举并不针对中国，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越南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无独有偶，也是在6月，与中国在南海有争端的另一个主角——菲律宾也不甘示弱，宣称“中国船只在南海日益加强的活动……危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侵犯菲律宾主权和海洋管辖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此前两个月，菲律宾就中国南海边界“九段线”向联合国提出“抗议”。5月，菲律宾又大言不惭地指称“中国入侵南沙”。6月13日，即越南举行实弹演习的同一天，菲律宾国防部长声称越南军演符合越南的“主权权利”，而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则表示，菲律宾已将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随即在6月末，菲律宾也与美国进行了联合军演。7月初，菲律宾外长访华，向中方建议将两国有关南沙群岛的争议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决。在此后的半年里，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几乎没有停止过。
10月18日，在南海礼乐滩附近，菲律宾一艘炮艇撞击了一艘正拖曳25艘小船航行的中国大型渔船。这一事件旋即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尽管菲律宾军方和外交部均出面表示，这是一次“偶然”的“小碰撞”，菲方已向中方通报情况并向中方表示歉意，但与此同时，菲律宾再次与美国进行了联合军演。
表面看起来，不管是越南的军演，还是菲律宾的军演，似乎与以往有美国参加的联合军演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究其实质，这些军演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并非由美国主导，而是由这些小国发起号召的。换句话说，美国从主导者变成了参与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讲过：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第一次由问题发起者变成了问题参与者，并非是美国要求这些国家制衡中国，而是他们自发地开始对中国有所针对和制衡。
现象总需要符合逻辑的解释。显然，这个现象的转变来自于中国相对实力的迅速上升。这样一来，长久以来的一些问题就容易凸现出来，因为周边国家日益恐惧着身边的巨人，毕竟在过去千百年间中国主导着东亚朝贡体系，周边国家只有俯首称臣。
国家与国家之间又总是因为对对方意图的不明确而产生矛盾。同时大国所具备的军事能力又成为其随时可以用来扩张的工具，因此小国联合起来制衡大国就成为历史上诸多国家的选择。如今的越南、菲律宾正是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仿效历史上的案例而无视实际情况的不同。
在7月21日开幕的越南第1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越南常务副总理阮生雄发表讲话称，越南政府将“采取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保护主权海域内的渔民、经济和贸易，以及油气的开发和利用活动”。此时，越南国内的反华示威游行进行得如火如荼，一直到7月31日才告一段落。西方媒体倒是一针见血：在越南，没有官方的背景，出现这样的示威活动根本不可想像。官方的表态与民众的示威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越南感到了压力，尤其比之前中国实力尚未达到这个程度时更需要安全感。因此，越南需要“朋友”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于是越南不仅与美国进行了联合军演，同时也邀请了印度海军——后者的“艾拉瓦特”号坦克登陆舰于7月抵达越南中南部的芽庄港访问。而在10月12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新德里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南海石油开发协议。有报道称，越南通过强占29个南海岛礁油气资源已经获得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利润。越南显然不会将这些利润拱手相让，更进一步说，这些利益也成为了其制衡中国的又一个理由。越南甚至毫不回避时间和议程安排上的难堪：越南国家主席访问印度，与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同时进行，就在10月11日，中越签署了一项有关协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协议。中国民众于是把一个现成的汉语词汇送给了越南：两面派。
越南与印度抱团，而菲律宾则与日本穿了一条裤子。日本与菲律宾两国政府在9月9日举行了有关亚洲地区海洋安全问题的首次副司局级磋商，而如何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海域的主权主张成为该次磋商的一个主要议题。两国决定将定期举行政府间磋商，协调行动，推进合作，并确保日本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和船只安全。日本还同意出资训练菲律宾海岸警备队。同月26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问日本，双方讨论了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等问题。显然，日本由于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于是在南海问题上也支持了菲律宾。当然，南海对于日本来说，虽无领土问题，但是涉及了其重要的利益边界问题。强大且富裕的国家，地理版图越小，其所需要的地缘缓冲边界就越大，同时它需要维护的利益边界也就越广泛。日本自身面积过小，诸多资源也需要从外部输入，因此资源运输线路的安全就成为了日本最关心的事情。所以说，马六甲海峡和南海航运对于日本来说利益攸关。同时，日本对于中国崛起后的实力和意图一直颇有微词，据此考虑，日本毫不犹豫地介入了南海争端，支持了与中国有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
为什么它们又都表现出两面性
不过在南海争端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当事国自相矛盾的行为。比如，越南尽管言行嚣张无忌，却也不乏另一面：6月27日与中国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8月3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越双方将通过谈判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10月11日与中国签署了一项有关协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协议。
上述看似与其主旨矛盾的行为并非独有，尽管在中越签署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协议的第二天，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就提出抗议，称这一地区的领土争端涉及多个国家，应通过东盟的多边协商来解决，中越的双边协议没有“全面解决纠纷”，但是他自己也在8月末访问中国，并满口应承中菲之间关于南海的问题应该以协商解决，不能诉诸于武力。当然，此趟访华，阿基诺三世还带走了大批商业合同，希望通过扩大经贸往来增加实际收益。
显然，越南与菲律宾并不仅仅立足于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以求得自己的权益获得保护，它们也不希望彻底惹恼中国。犹记得1987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访华，其在与邓小平谈到南海问题时说道：“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回应道：“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因此，地缘政治的事实使得菲律宾和越南并不敢完全与中国决裂，因为这不仅仅会让它们损失无法估量的经济利益，在军事能力上它们与中国也是云泥之别，因此恐惧既是这些国家制衡中国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些国家只能狐假虎威的实际原因。
实际上，主动向中国示好的并非仅仅是菲律宾和越南，在前些时日的东亚首脑巴厘岛峰会上闻知美澳将举行联合军演后，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发表声明，希望该军事演习邀请中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参加。文莱也和中国签署了海上油气田合作协议。甚至印度，近期也提议中美印三国应该召开会议，协商解决南海争端。说到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
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既希望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又希望通过联合美、印、日来制衡中国，防止中国主导南海局势，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同时它们又惧怕走得太远，一来惹恼中国，二来引狼入室，最终使南海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舞台，作为小国的自己则沦为鱼肉。这样的矛盾心理正是其行为看似矛盾的真正原因。当然，并不是每个东南亚国家的思量都仅仅如此，比如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在东南亚地区也算大国，之所以希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能够参与美澳联合军演，也是其显示自身地位、希图获得东南亚地区最大话语权的表现。在这方面菲律宾表现得也非常明显，通过自行召开南海问题会议，希望自己能够主导南海问题的解决，并在东盟峰会上提交南海问题议案。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两面性所在。
表面上看起来“应该”的事情，实际上总是未能成行或者推迟进行，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难。联合制衡中国的愿望，会因各国利益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建立同盟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集体安全的措施被认为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但是实际上同盟内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利益从未一致过，即便是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也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越南与中国接壤，历史上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朝贡体系时越南之于中国的地位，还是上世纪几十年来中国对越南不遗余力的支援，再或是中越之间的战争，都对越南影响巨大。越南内心感受的压力肯定要大于其他国家。同样，由于越南战争的阴影，其对美国的反应中也自然会带有丝丝忧虑。同时在南海问题上，越南强占了29个岛礁，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分歧最大的国家。近一段时期以来，越南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短期来看还将继续恶化。而原油已成为越南最大宗的贸易出口品，油气开发是越南经济的重要支柱。越南每年出口的原油中有27%出自南海有争议区域。而对于印尼，因为历史上与中国争执较少，距离中国也相对较远，同时在南海问题上牵扯也较小，因此对中国崛起所感受到的压力以及在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分歧均较小，显然越南与印尼的行事方式应该有所不同。事实也印证了这个推理，越南积极联合其他国家制衡中国，而印尼更多的时候是作壁上观，随声附和。
国家间并非一定会因为共同的威胁而合作，而且也未必会为争取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在一个“野蛮”的世界中，今天的朋友可能变成明天的敌人，国家更关注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如果一国认为别国会得到更多收益的话，很可能会放弃合作。这就是这些国家对外政策两面性的原因所在。
谁能在南海地区制衡中国
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考量其实与东盟扩员殊途同归，简言之，它们都不希望为大国政治所湮灭。正如新加坡前资政李光耀所指出的，中美发生冲突，是东南亚国家最担心的事情，它们不想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在越南和菲律宾拉上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同时，菲律宾近日又在拉拢欧盟介入南海问题。它们希望这些大国相互制衡，唯恐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它们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小国无论如何从中渔利，其基本保障还是要靠大国来实现。换句话说，不论它们如何试图前门拒狼，总免不了后门迎虎。它们现有的行为很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尽管它们自身也有所警觉。目前来看，介入南海问题的大国有日本、印度和美国。
日本视马六甲海峡为海洋生命线，但是日本在南海又没有领土要求，因此日本介入南海的理由本身是非常牵强的，也是赤裸裸的。在日本本届新内阁组成后不久，外相玄叶光一郎就于10月11日开始了为期五天的东南亚之行。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他同印尼等方面就“海洋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的沟通和协商。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筹划与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有关南海主权问题和保障航行安全自由的协调机构。11月中旬，首相野田佳彦出席了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在会上提出“海洋ASEAN经济回廊”构想，希望与东南亚国家达成共建共识。而这一个“经济回廊”实际上是“环南海经济回廊”，显示日本全面介入南海问题，以确保日本在南海海域海洋与航行权益的立场。
吴心伯教授认为，日本介入南海首先是为了配合美国。美国在其具备优势时一般都是自行介入问题区域的，而在其劣势时则煽动友方来制衡。因此我们发现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特别鼓励日本和印度制衡中国。其次，日本显然是为了在东海争端获得优势而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使得中国分身乏术。最后，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战略上越来越藐视日本了，所以日本在东南亚的表现也是对中国这种看法的回应。
不过，虽然菲律宾等一些国家积极拉日本介入南海问题，但是并非所有东盟国家都赞成这一做法。早在今年1月，印尼外长就表示了对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担忧。6月和11月，印尼又表示南海问题应该在当事国之间进行解决，这是非常明显的排斥日本的做法。印尼不仅仅是从日本历史问题方面考虑，也有不希望其他大国过多介入南海问题，进而削弱其自身地区大国影响力的考量。由此看来，日本尽管有介入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衡的打算，可是“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想法很多，但很难付诸实践。同时，考虑到日本宪法的限制以及多年来日本经济疲软又频遭不测和日本自身地理版图对其国家能力的限制，日本对于南海问题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
印度是今年十分活跃的国家，从媒体到官方无时无刻不把矛头对准中国，也经常在周边国家中展示自身的大国地位。但毕竟印度的核心利益区域不在南海地区，印度的一系列战略文献都将印度的核心利益区域定义在印度洋流域。尽管对于遏制中国来说，印度的确乐为其事，一方面可以限制中国在参与南亚事务时扩展影响力，尤其是以此作为回应中巴特殊关系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可以获得一些经济利益，比如印度与越南在南海油气的开发合作。但若要在南海问题上有所行动，印度必须考量承担制衡崛起国责任的代价，更何况这一领域对印度来说远没有那么重要。加上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特性，很难说印度具备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基本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诸国、印度和日本都无法成为有效的制衡者，所以美国这一次下了决心必须自己出手，在希拉里高呼“重返亚洲”的同时，美国的部署再一次瞄准了亚太地区。
美国出手，要让中国确信其能够使用武力
“离岸平衡手”——这是人们对英国当初在面对欧洲大陆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时经常扮演的角色的描述：借助水域的阻隔，推动欧洲其他国家与崛起国对抗，维持欧洲的平衡，防止出现强大的挑战者，而自己作壁上观，从中渔利。离岸平衡手的原则只有一条：避免某一地区出现一个霸权国，现有主导国首选推卸责任，其次就是加入反对崛起国的一方来消除隐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彻底接过了英国的权杖，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充当离岸平衡手。在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希望欧洲可以独自承担制衡苏联的责任；在亚洲一度想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中国来制衡苏联，后来蒋介石倒台，美国才开始重视日本的地位，并不遗余力地在亚太地区多点驻军。这是因为日本战略资源过于有限，美国无法推卸责任，只好自己进行制衡。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逐鹿贯穿着世界历史。当中美相对实力发生一定变化时，美国为了维系自己的主导地位就必须要制衡中国。如前所说，目前亚太地区没有合适的制衡国，美国则需要挑起这根“大梁”。
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着数量可观的驻军。美日、美韩、美菲、美澳军事同盟对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着威慑。美国人自认为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但事实却是他们的驻军总是成为美国地区利益的维护者，不论维护的手段是威慑还是使用武力。这次美国宣布在澳大利亚的永久驻军将在五年内增至2500人，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也将游弋在澳大利亚水域，并且在近期美国提出了新的“空海一体战”战略。虽然美国国防部官员在介绍这一战略时并未提到“中国”的名字，但有高官表示：“考虑到中国的新式攻击性武器有可能对南海和黄海的航行自由构成威胁,因此才制定了这一战略。”还有美军高官强调说：“这一战略标志着美国的对华军事态势向着东西方冷战的风格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有论者认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是从冲绳岛调离的，从相对于中国的位置来说是远离而非靠近了，而且美国卖给印尼的F16C/D战机也不过寥寥数架，从根本上来说不值得中国大惊小怪。这种观点混淆了威慑的条件。威慑取得成功，必须同时存在两个条件，其一是威慑方具备的实力，其二是被威慑方相信威慑方会使用武力。美国的实力不言而喻，但是在美国近来所谓“重返亚太”的具体军事部署之前，中国不会感觉到如此之强的压力。简言之，美国是在满足威慑条件的第二条，即美国要让中国确信美国是能够使用武力的。吴心伯教授指出，美国重返亚太，表面上看是对东南亚地区加深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制衡行为。
除军事领域外，美国还在外交和经济领域有所行动。长期以来，缅甸总体上一直是中国的支持者。近期希拉里访问缅甸，是美国最高级别政要50多年来对缅甸的首次访问。显然，美国支持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参加大选，名义上是推动缅甸地区的民主进程，实际上还是与中国争夺盟友。而我们更了然于心的是，美国推行民主进程的背后就是扶植亲美政权并使其为己所用，这实际上已是司马昭之心。尤为重要的是，缅甸已经确定成为2014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不能不说美国有这方面的考虑。
2011年11月1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1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夕，希拉里宣称，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在会上力推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经济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美国是想通过这一协定来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同时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确保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最终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有论者指出美国“重返亚太”一词并不准确，因为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诚然如此，但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如此倾向于亚太，更从未如此垂青于南海。基本事实是不论东南亚国家如何存在制衡中国的意图，却都不具备制衡中国的实力。因此尽管有些国家对美国完全主导南海问题也存在担忧和排斥，它们还是纷纷选择与美国合作。
实际上我们看到，越南、菲律宾、印度还有澳大利亚的军事演习等都少不了美国的参与。东南亚诸国的行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它们自己的意愿，但是它们仍然需要美国的实力作为基础，需要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政策作为背景。美国重返亚太的实质就是通过联合崛起国周边国家来进行制衡，从而减轻自身压力并最终保持主导地位，也就是美国正在使用的离岸平衡手战略。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安全外交室主任张洁指出，谈到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强硬，除国内政治的需要和经济利益的需求外，就是因国家实力的差距对中国国力增长产生的忧惧。受国内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制约，越南、菲律宾等国仅仅依靠自身实力，显然无法与中国抗衡，因此，越、菲两国一方面加强自身军备建设，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成为它们制衡中国的有效手段。美国的高调重返得到了菲律宾和越南的欢迎，它们希望利用中美争锋，从中渔利。
另一方面，美国“重返亚太”的根本原因是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正如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所言，目前美国与除中国外的所有国家的差距都在拉大，中国与除美国外的所有国家的差距也在拉大，同时中美两国的差距则在缩小。也就是说世界格局的发展很可能是一种两极趋势，因此美国在自身实力一定程度上下降时，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彰显自己的实力。阎学通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之所以具备主导地位，除了其自身实力之外，还有它的威望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当别人都相信美国具备相当实力的时候，即便实力下降，但美国还是主导国。但是当美国表现出某种衰落痕迹时，慢慢地他国就会产生怀疑，最终，用俗话来说，美国“行也不行”。这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派出航母，与具有俄罗斯后台的叙利亚和伊朗针锋相对的同时，在亚洲则宣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明确体现出遏制中国崛起的原因了。
但是，正如吴心伯指出，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维系世界霸权的手段并不完全是离岸平衡，因为美国始终未曾真正“离岸”，比如它在东亚地区始终保持了十万左右的驻军，吴心伯认为，用“参与平衡”或者“接触平衡”来描述美国的做法更为准确些。
其次美国也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而是保持优势。吴心伯指出，美国一直努力使自己在任何重要地区都保持绝对的力量优势。目前随着中国军事的发展，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始感觉到了挑战。美国在亚太军事布局的目的是为了有能力介入所有相关问题，重点则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现在朝鲜有了核武器之后，美国介入朝鲜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已经大大下降了；同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也会让美国感到它介入台湾海峡问题所付出的代价大大增加。因此美国感到必须有所改变。
此次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一是在对自己的盟友释放“美国没有衰落”的信号，表明它会继续坚定地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而且美国具备这个能力。同时也警告中国，美国没有衰落，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二是在重整旗鼓，就是美国的布局有所调整。三是谋求自己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因此美国的一切举动并非单一的点或线，而是着眼于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布局来考虑的，绝非仅仅针对南海问题。
中国的崛起压力与应对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孙学峰认为，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崛起大国对外关系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缓解崛起困境。所谓崛起困境是崛起大国既要维持实力增长势头并将国家实力转换为体系影响力，同时又要尽可能控制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不同崛起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崛起阶段，其面临崛起困境的强度并不相同。除了地缘因素、体系结构因素之外，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也会对其能否有效缓解崛起困境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在实力仍弱于体系主导国家的追赶阶段，崛起国的战略行动对主导国和邻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冲击越小，其缓解崛起困境的成功可能性越大；其战略行动的强迫程度越低，其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比如，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对外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同盟的组合维持欧洲均势，尽可能弱化德国对主导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大国核心安全利益的挑战，同时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尤其是在主导国家的核心利益区域使用武力，结果为德国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有效地缓解了德国崛起初期面临的崛起困境。
2011年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进一步反应的一年，中国崛起压力在这一年中不断增加，围绕南海等问题可能出现的激化，中国尤其需要做好对外战略的制定工作。孙学峰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努力尝试在周边外交中贯彻安抚政策，以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但这一战略虽能缓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矛盾，其效果却难以持久。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东亚体系中出现了美国的等级安全体系。按照维护国家生存的方式，东亚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助国家，如中国、越南等，这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持本国的生存安全。另一类是他助国家，比如日本、菲律宾、韩国等。这些国家虽然保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其国家生存安全最终要依托外部盟国的援助和支持，即美国的安全保障。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美国形成了安全上的等级体系，美国是安全供给国，其地区盟国是安全消费国。而正是这个因素导致了中国安抚战略无法长期有效。
孙学峰进一步指出，随着与中国安全矛盾的缓和，美国安全体系内的他助国家会依靠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再次向中国显示力量，从而力图在安全利益竞争中占据先机，因为争端的暂时缓和毕竟不等于双方安全矛盾的最终解决，而美国又能够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此外，随着中国利用地区经济合作安抚东亚邻国政策的展开，上述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大都愈加紧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这些国家的担忧也开始加剧，他们担心如果继续配合中国的安抚政策会给未来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坚定决心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采取必要的举措，促成在与中国安全竞争中的有利局面，尽最大努力防止未来中国利用实力优势损害其核心安全利益。显然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坚持安抚政策的决心。中国既不能以损害自身核心利益为代价来缓和矛盾，也不能毫无回应而大幅度降低自身政策的国内支持程度。因此尽管中国保持自我克制但也无法长期坚持安抚政策。
随着与中国安全矛盾的缓和，如果自助国家与中国具有直接的安全矛盾，便会担心矛盾的（特别是领土争端）长期缓和最终有利于中国。毕竟中国拥有实力优势并逐步扩大，而本国又无法寻求到有效的安全保护，因此这些国家会尽可能采取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但是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决定了这些国家必然会寻求外部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会借重上述美国为之提供安全保护的他助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冲突来牵制中国。面对这类国家的安全挑战，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阻止损害自己核心安全利益的行为，结果则是双边安全矛盾的再次激化和中国安抚政策失效。
如果与中国有安全矛盾的自助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的安全体系，也会希望借重中国的帮助化解其核心安全威胁，尤其希望中国效仿美国也成为安全供给国，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证。但中国的安抚政策通常仅仅只能确保这些国家的安全威胁不出现明显恶化，而无法切实有效地缓解这类国家的重大外部威胁。结果自然是这类国家愈加确认中国的安抚政策将最终损害其核心安全利益，因而不愿长期配合中国的安抚政策。
显然对于中国崛起，东南亚诸国的思维与西方的主流理念是一致的，即认为崛起国一定会通过改变现状来获得主导地位，而南海地区则首当其冲。但是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缺少信任。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14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指出，目前南海存在的争议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予以解决，外部势力不应以任何借口介入。
其实，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尽管声调很高，其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难度很大。吴心伯认为，南海问题主要源于主权争端，这使得美国很难表态。尽管美国可以支持其盟友的立场，但是美国自己很难针对具体领土是否属于某一国家作出公开表态。另外美国没有办法直接参与相关国家的谈判，因为它自己并非直接相关方，所以美国至多是施加压力，因为这个问题既没有损害其核心利益，也没有跟美国产生其他关系。
张洁也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南海问题上美国会深度介入。美国在南海的利益主要无非是三点：美国舰船无害通过南海的航行自由；冲突升级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利益时，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应对；保障美国跨国公司在南海资源开采中的利益。显然在南海的具体利益上，中美没有根本性冲突。而美国的核心意图是平衡我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认为只有美国才有地位和国家力量抵抗该地区明显的权力不平衡。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南海的复杂局面呢？学者们给出了一些设想。
吴心伯介绍说，他参加了今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大会（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是盖茨，在会上反复传达的主要信息就是美国不会离开这一地区。但事后新加坡李光耀政治学院院长马凯硕仍然在询问，随着中国军费的不断增加以及美国军费的不断下降，盖茨先生如何让我们相信美国五年后不会离开呢？显然美国在这方面备受压力，也就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产生了怀疑。在国际政治上，信心要比实际能力更为重要：“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吴心伯认为，中国应对需要把握以下三点：首先是要把问题看透，要看到美国各种举动具有虚虚实实的意味，而不必过分担心。美国最近的行为必然具有造势的成分在内，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在各种会议上的姿态实际上对中国没有形成本质威胁，但这是一种信号。
第二，中国在考虑南海和周边国家关系上一定要有一个战略全局的观念，而不能就问题谈问题。中国要有取有舍，有进有退。
第三，中国应该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地缘优势，即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中国与各地区有诸多联系，有着广袤的互动面，对周边问题可以随时随地介入和出击。其次，中国具备经济优势。这些国家安全上靠美国，但是经济上则只有依赖中国。中国今天已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印度、越南、印尼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还是亚洲越来越多国家主要的外来投资来源国。而美国自己还要向东亚地区出口来获得收益。因此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还需要依赖中国。最后是中国的理念优势。相对来说，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理念则更倾向于和平，强调地区安全合作、新安全观、“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等。而美国要求别人遵守国际法，自己则到现在还没有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
孙学峰认为，应围绕以下两方面来调整中国的安抚战略：
第一，中国应该将自己的周边安抚政策与对美政策协调起来，通盘考虑而非相互分割。否则，中国外交会经常遭遇中美双边关系尚可，却与东亚国家产生激烈竞争的局面。中国东亚政策与对美政策联系起来的主要方式就是将业已建立的中美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提升级别并尽可能将讨论落到实处，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总体稳定。同时，可以尝试建立中美双边有关东亚战略安全的二轨对话机制，以确保官方亚太战略对话能够取得更为扎实的效果。
第二，针对东亚地区内的自助国家设计更符合其安全威胁特点的政策。显然他助国家比如菲律宾的安全政策，在中美能够达成一致的条件下不大可能采取特别严重的对抗性政策。因此，中国的东亚政策（包括南海地区）应主要着力于依靠自己力量维护安全的自助国家，并设计符合其特点的针对性政策。如果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主导的诸军事同盟，中国可以适当为其提供安全保护，以弱化其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如果这些国家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于中国，中国有必要采取安抚与强硬相间的组合政策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不久前，中老缅泰四国达成协议，将在湄公河联合护航。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既需要体现出这种发展对于民众的意义，也需要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护日益扩大的利益边界。维护湄公河航运安全不仅仅是维护地区安全，承担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更是中国保护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而且中国商业活动的扩大也使得周边地区的安全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利益。因此，这一举动是中国必须做到的，否则国家崛起无从谈起。12月2日，塞舌尔外交部长亚当表示，塞舌尔正邀请中国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以加强对付海盗的能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以维护地区安全为目的的驻军符合很多国家的需要。吴心伯教授认为，湄公河武装护航对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机制，湄公河事件确实为中国带来了一次机遇。中国和周边国家面临的更多是非传统安全，因此大家完全可以以此为例，通过与周边国家军事合作的方式来共同维护安全。
中国近期也开始了自己在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媒体报道，11月22日至23日间，中国海军六艘舰艇陆续穿越日本冲绳本岛与宫古岛间海域，以时速25公里的速度，从东海往太平洋方向前进。这一举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中国近年来接连在这一海域进行过军事演习。今年10月以来，中国解放军在西藏组织了陆空联合实兵演习，在黄海也举行了联合战斗演练，海军舰艇编队10月下旬又赴西太平洋训练。11月底，中国航母平台第二次试水，这些显示中国实力的行为同样是对南海周边问题的有力回应。
张洁指出，从中国政府在2011年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可以清晰地判断，中国在未来仍会采取自我克制的政策来应对南海争端。维持周边环境的稳定，确保中国崛起的稳定的外部环境，仍是目前中国重要的战略选择。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策略、中国发展航母的努力、以及中国在近海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都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区域内外各国判定中国选择和平还是武力崛起的风向标。南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于领土领海的主权之争，而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的重要因素。